陕北是我们北京知青魂牵梦绕的地方，那里是我们的第二故乡，那里有我们忘不掉的乡亲。北京距离陕西延安（陕北）不算远，可我们离开陕北后，由于种种原因，几十年都没回去过。今年国庆节过后，我们几位老同学相聚在一起，说起了当年到陕北插队落户的往事，大家都很感慨，一致同意回第二故乡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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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走就走，2024年10月13日吃过早饭，我们一行五人驾驶一辆七座商务车，踏上了重返第二故乡的旅途。原本计划先去陕北，出发后，我们又改变了主意，因为路过山西境内，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第一站去祁县，参观游览一下乔家大院，顺路再去平遥古城。说句不怕别人笑话的话，活到七十岁，我很少外出旅游，就连北京，好多地方我都没去过。
当天下午，我们来到了祁县，住宿在距离乔家大院景区不远的一家客栈，第二天参观游览了乔家大院景区，下午离开祁县，夜宿平遥，第三天（10月15日）晚七点来到了陕北的延川县，当晚住在了延川县城，于10月16日上午9点，终于来到了我们插队落户生活了多年的第二故乡—贺家沟村，当时叫贺家沟大队。
站在村头，我们感到很惊诧，这里跟我们记忆中的第二故乡完全不一样，当年低矮破旧的土窑洞不见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孔孔新式窑洞。当年的羊肠小路也变成了平坦宽阔的水泥路，有一段路还是柏油路。看着这个小村子，我却感到很陌生。当年我们知青居住的知青点，也不知在什么方位了。
在村头站了好久，总算见到了一位骑电动三轮车的中年婆姨，我拦住她，笑着说：“请问一下，这里是贺家沟村吗？记得以前贺家沟村头有一棵杜梨树和一棵大槐树，那两棵树都不见了……”
那位婆姨上下打量了我们半天，笑着说：“这里是前贺家沟（新村），你说的那棵老槐树在拐沟里面，你们顺着这条路走到头，往右拐就能看到那棵老槐树，那里就是贺家沟，但没有几户人家在那居住了，基本都搬到新村来了。”
谢过那位婆姨，我们驱车前行，很快就来到了那棵老槐树下，也看到了令我们日思夜想的贺家沟，贺家沟虽然变化也不小，可还是我们记忆中轮廓，只是当年崎岖的山路变成了水泥路，那棵大槐树长高了也长粗了，村头斜坡上那几孔土窑也变成了阔气的新式窑洞，门窗都是铝合金材质的新式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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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找到了我们曾经居住的那几孔窑洞（知青点），只是院子里杂草丛生，一片荒芜了。离我们居住的地方不远的沟坡上，就是当年我和张明亮、李春平借住过的房东贺怀生大伯家，因为当年房东一家给了我们很多关爱和照顾，我们一直都牵挂着他们一家。
带着从北京带来的礼物，我们一行五个人去了贺怀生大伯家。走进院子，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正在院子里扒玉米，我以为是贺大妈呢，刚要张口打招呼，只听老人冲着窑里喊道：“成刚他大（爸），快出来一下，来人哩。”这时我才看清，那人不是贺大妈，是贺大妈的儿媳妇兰玲嫂子，贺大妈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很快，窑里跑出一个人来，他就是贺大伯的大小子贺东来，贺东来跟我同岁，当年我们仨就和他住在一孔土窑里，睡在一铺土炕上。因为他长得结实，比我们有力气，我们仨都喊他东来哥。
时隔几十年，东来哥苍老了很多很多，要不是他报出自己的名字，我真的认不出他来了。看着满脸皱纹满头白发的东来哥，我紧紧握着他的双手，眼泪喷涌而出，当年在贺大伯家借住的情景，又一幕一幕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是1969年1月19日下午来到延川县贺家沟大队的，当时我们九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贺家沟三队插队落户，因为队里没有可供我们一起居住的地方，贺队长就安排大家暂时分散开借住在老乡家，我和张明亮、李春平三个人借住在贺怀生大伯家，王洪彬和刘成坤借住在了贺队长家，四名女知青住在了队部的那孔土窑里。
第一顿接风晚饭是在贺队长吃的，两碗酸菜炖洋芋，两碗萝卜条炖豆腐，还有半锅菜汤，主食是香喷喷的小米干饭。吃罢晚饭，贺队长对我们说：“你们北京学生来插队，哦（我）们高兴得很，咱队里就那一孔窑里有土炕，让女学生住那，等开春天暖和暖和，队里就给你们打新窑。我是队长，你们有甚难处，就来找我……”
最后，贺队长说让四名女知青临时到老乡家轮流吃派饭，我们男生就跟房东家一起搭伙吃饭，我们吃住的问题解决了，贺队长让他婆姨把四名女生送到了队部，他引着王洪彬和刘成坤去了旁边那孔土窑，我们仨跟着贺大伯来到了他家。
贺大伯家四口人，一共有三孔土窑，两孔土窑里有土炕，能烧火取暖，另一孔土窑是冷窑，里面存放口粮、农具和杂物，就连烧柴，都堆放在那孔土窑里。贺大伯家一个男娃一个女娃，大的是男娃，就是贺东来，当年十六岁，没读过书，十五岁就参加生产劳动了。贺大伯家的女娃叫贺小英，当年十一岁，读小学三年级。
贺大妈那叫一个热情，早早就帮我们烧热了土炕，给我们烧了热水，把炕席扫得干干净净，还告诉她家大小子贺东来：“东来，你睡炕稍，让人家北京学生睡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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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三顿饭，贺大妈都给我们端到窑里来，让我们仨单独吃饭，她家四口人一起吃饭。过了几天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伙食跟贺大伯家不一样，他家吃的是掺了胡萝卜缨子的菜团子，我们吃的是高粱面和玉米面两掺的发面团子，偶尔我们还能吃一顿炖菜，他们家顿顿都是咸菜疙瘩。
在贺大伯家借住了好多天，我看都是贺大伯和东来哥去挑水，我就和东来哥抢着去挑水，没想到那段坡路很滑，我不小心跌倒了，弄湿了棉裤，还摔瘪了贺大伯家的一只水桶。那天贺大妈帮我烤干了棉裤棉鞋，还宽慰我说：“娃娃，水筲坏了不怕，人木（没）是就行。”
腊月二十八那天，我又做了一件错事，去水井打水时，把贺大伯家的水桶掉进了水井了，贺大伯看我不好意思了，就安慰我：“不怕，让东来打捞就是。”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贺大伯把我们仨都叫到他们居住的那孔土窑了，大妈炸了油糕，炖了猪肉粉条，还有炖豆腐，炒黑豆芽，贺大伯让我们都喝了两盅烧酒，陪着我们一起过年，他说怕我们想家。吃饭的时候，大妈和小英妹妹在灶火圪崂吃的年夜饭，我们吃的白面馍，大妈一个人吃的却是黑馍，锅台上放着半碗菜，只有几块豆腐，连肉都没见到。那顿年夜饭，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那年麦收过后，队里给我们打了新窑，成立了三队知青点，我们都搬到知青点吃住了。虽然在贺大伯家吃住不到半年，我们仨和高大伯一家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妈已经把我们当成了她的娃娃，挑水打柴都让东来哥干，有好吃的都留给我们吃，就连小英妹妹都捞不着，我们心里既温暖又感动，心里还有几分愧疚和不安。
第二年冬季，李春平参军入伍，他成了第一个离开贺家沟的幸运儿。离开贺家沟的头一天，贺大妈做了好吃的，把我们仨都叫到他家，贺大伯还让东来哥跑到公社供销社打来一斤烧酒。李春平离开贺家沟那天，贺大妈拉着李春平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就像妈妈一样。
1974秋天，张明亮被上调到县里当了通讯干事，端上了公家饭碗，贺大妈特别高兴，就像她的娃娃当了国家干部一样高兴。也是那年秋后，东来哥娶了三队的刘兰玲，大家口中的漂亮女子，成了东来哥们婆姨，我们都替他高兴。
第二年春天，我往山上挑粪时一阵眩晕滚下沟坡，因为高烧不退，贺队长和东来哥把我送到了公社卫生院，医生说我患了肝炎，低血压，心脏好像还有点问题，建议我去县医院检查治疗。在县医院住院治疗了几天，医生建议我去延安或回北京治疗，并为我开具了病情诊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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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就办理好了病退手续，东来哥和兰玲嫂子一直把我送到公社汽车站，汽车驶出了很远，东来哥和兰玲嫂子还站在路边朝我挥手。
回到北京后，父母带我到天坛医院检查，医生说我的转氨酶和黄疸指数都很高，需要住院治疗。血压低和心动过缓，应该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加强营养就能改善。在医院住院治疗半个月，我的身体基本恢复正常，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
那年秋天，我被安置在印染厂工作，两年后和本厂的一个姑娘结为夫妻，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1989年初冬，在延川县工作的张明亮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贺大伯患了重病，在县医院住院治疗，医疗费都是乡亲们给凑的。第一时间，我通过邮局给贺大伯寄去了三百块钱，因为当时我也不富裕，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在公安局工作的李春平条件比我好，他寄去了五百元，王洪彬和刘成坤一人寄去一百元。只可惜医生也无回天之力，贺大伯还是撒手人寰了。得到这个消息，我和李春平都很心疼，因为单位不给假，我俩都没能回陕北送贺大伯最后一程。
后来，每逢过年过节，我和李春平都会给贺大妈寄一点钱，1998年我下岗后，我再也没给贺大妈寄过钱，渐渐也就和陕北断了联系。
时隔多年再相见，我们都很激动，东来哥和兰玲嫂子都流泪了。那天我们在东来哥家吃的午饭，东来哥杀了两只大公鸡。吃罢午饭，东来哥让兰玲嫂子翻找出了一个账单，那个账单是贺大伯住院时欠下的账目明细，东来哥说欠乡亲的钱都还完了，就我们五名知青的钱没还。
李春平接过账单，只见上面写着：李春平五百元，张明亮三百五十元，赵发强三百元，王洪彬一百元，刘成坤一百元。兰玲嫂子从柜子里拿出钱来，非要还给我们。
我们说啥也不要，东来哥流泪了，他哽咽着说：“哦（我）大（爸）临终前说了，欠账还钱，父债子还，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把钱都还上……”
看东来哥哭了，我们只好接过了兰玲嫂子递过来的钱。
当年的老队长也不在了，东来哥带着我们看望了村里的几位老人，看看夕阳西坠，我们就跟东来哥和兰玲嫂子道别。就在这时，李春平偷偷塞给我一万块钱，小声对我说：“大家的一点心意，我开车走的时候，你扔给东来哥。”
离开时，兰玲嫂子把半袋子芝麻和一些绿豆送给我们，她说也没啥稀罕，今年就收了这点芝麻和绿豆，让我们带回北京。我们坐上车，东来哥冲我们来挥挥手，就抹起了眼泪。等车子开动后，我打开车窗，把钱扔给了兰玲嫂子，笑着说道：“嫂子，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别嫌少，以后我们再回来看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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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陕北回来，我心里再也难以平静，东来哥和兰玲嫂子苍老的容颜总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也都七十多岁的年龄了，还在为生计忙碌着，多么希望他们也向城里人一样，也能享受一下退休人员轻松愉快的生活。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明年清明再回陕北，去看望东来哥和兰玲嫂子，去给大伯大妈和老队长上坟。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赵发强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