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的孙子兵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渐进与徘徊”的发展趋向，而其更深刻的问题在于“思想与学术的割裂”。故而，在现有的条件下，注重四个方面的“融通”是孙子兵学研究实现突破的主要方向：向上与军事哲学及人文精神的融通，向下与军事实践和军事技术的融通，向前与远古兵学智慧的融通，向后与现代军事理论的融通。
关键词：孙子兵学研究 “渐进与徘徊” “思想与学术的割裂” 融通
作者简介：姚振文，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教授。
当前的孙子兵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渐进与徘徊”的发展趋向，而其更深刻的问题在于“思想与学术的割裂”。故而，在现有条件下，注重四个方面的“融通”是孙子兵学研究实现突破的主要方向。
一、当前孙子兵学研究的“渐进与徘徊”
从理论层面讲，军事学术思想的研究既是军事史研究的主干与重心，也是其核心与灵魂所在。它既是纷繁多样的战争活动的精神浓缩，也是具体战场经验的抽象概括和理性升华，更是军事活动本质规律的深刻体现。
中国古代的军事学术思想即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其本质上是一种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人探讨战争根源与战争性质等基本问题、阐释战争指导的基本原则与系列方法的思想学说。
孙子兵学是中国传统兵学的核心与主线。它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先后有发轫（春秋战国）、形成（两汉）、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兴盛（隋唐）、两次高峰（宋明）、嬗变（民国）、全面繁荣（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不同阶段。
具体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急剧转型、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以及思想文化的大繁荣，不仅催生了全面的《孙子兵法》兵学思想体系，更有《孙膑兵法》《吴子兵法》《六韬》等对孙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故谓之孙子兵学的发轫时期。两汉之际，为适应大一统国家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不仅在西汉时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兵书整理，明确确立了《孙子兵法》的学术地位，更有东汉末年的曹操注《孙子兵法》，开启了《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代，故谓之孙子兵学的形成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的分裂和玄学的盛行使得《孙子兵法》的理论研究成果比较薄弱，但《孙子兵法》思想在实践领域的应用十分活跃，故谓之孙子兵学的初步发展时期。隋唐时期，由于前期孙子兵学成果的逐步沉淀，故而出现了《孙子兵法》注解的第一个繁荣时期，同时也产生了像《唐李问对》这样成熟的孙子兵学理论著述， 故谓之孙子兵学的兴盛时代。在宋代，《孙子兵法》官学地位的确立、《武经七书》及其他大型兵书的编订，以及文人论兵的兴起，使得这一时期成为孙子兵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明朝时期，《孙子兵法》研究由于有比较正规的武学考试教育和武举制度作为支撑，故而有了比较理性客观的研究学者和研究群体，因此更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及应用上的大胆创新，故谓之孙子兵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清朝时期，由于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和应用大多滞留于科闱之间，因此有关孙子的理论研究成果创新不多。然而，考据之风盛行下的孙子文献研究及孙子文化普及应用研究在这一时期仍有一些成就。民国时期，孙子兵学研究开始与西方军事文化对接融合，故谓之孙子兵学的嬗变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无疑是孙子兵学研究的繁荣时期，相关成果不断推出、层累，渐趋丰硕，且繁星闪烁之下亦不乏大家之作。如代表性的文章类成果有：李泽厚《孙、老、韩合说》、何炳棣《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陈学凯《论〈孙子兵法〉对古典军事学的贡献》、赵国华《中国孙子学的历史考察》《中国孙子学的整体辨析》、宫玉振《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管理研究30年巡礼》、侯昂妤《中国古代兵学的反思》、黄朴民《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之文献学价值刍议》、王珏《有关〈孙子〉研究的新认识》，等等。
上述文章可以说涵盖了孙子学在各个领域的突破性成就：既有《孙子兵法》思想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深层论述，也有对《孙子兵法》时代背景和历史地位的有力论证；既有对《孙子兵法》整体理论体系的宏观论述，也有对《孙子兵法》研究在历代发展的纵向考察；既有对孙子学内容的整体辨析，也有对孙子学在非军事领域应用的集中论述；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文献突破而出现的对《孙子兵法》新价值的阐释，也有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对《孙子兵法》研究的新认识和新看法。
然而，近十年来，孙子兵学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渐进与徘徊”的趋势。言其“渐进”，是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仍不断问世，孙子兵学发展的总趋势仍在缓慢推进；言其“徘徊”，则是因为越来越少见高质量或标志性的作品，整体上缺乏质变性的突破与提升，大量成果以不同的形式被稳定在一个水平较低的层次上，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比附对接。这是部分《孙子兵法》初学者的写作方式。他们没有兵学知识的长期积累，也缺乏较好的学术素养，因此只能根据自己读兵书的个人感悟，主观臆断地将孙子兵学思想与一些实践案例比附对接，这当然没有太高的学术价值，但也无须过分指责。
其二，繁琐重复。这是一部分《孙子兵法》浅层研究者的成果特点。他们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学术能力，但在世俗化、功利化的影响下，又不想下太多的功夫， 于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东拼西凑，不断地啃别人已经吃过的馍，表面上看是“采得百花酿成蜜”，实质却是在做大量无意义的重复性劳动。
其三，花样拼盘。这是某些孙子兵学著述的成果特点。现在，著述《孙子兵法》类书籍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的书往往部头也很大，动辄几十万言，然绝大部分内容却是在变相地翻炒古人或前人的观点，要么是依据某些典籍评述孙子的战争观是正义还是非正义，要么是论证某一战争或战役运用了孙子的何种兵学原则和方法，抑或是评论哪一个军事家指挥战争时违背了孙子的用兵法则。更要命的是，这样的内容模式对于每一时期或每一典籍、每一个将领都适用，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千篇一律。
其四，蜻蜓点水。这是一些人进行孙子兵学思想评述时的共性。本来是讨论某一兵学典籍或兵学人物思想的专门文章， 甚至有些是著作中论证兵家哲学或军事哲学的思想专题，然而其相关内容都是概括综述、大而言之、笼统模糊，缺乏深入的分析，甚至原本很要害、很敏感的地方，却一笔带过、蜻蜓点水，原本非常关键的内容，却浅尝辄止、隔靴搔痒。
总之，当前的孙子兵学研究已经隐现了一种内卷化或停滞化的趋势。这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为《孙子兵法》类的成果缺乏新意和学术价值，在产出之后即成为束之高阁的“悬空”作品，它们为严谨的学者所不取，更对社会发展无益。这正是笔者定位该时期孙子兵学研究“渐进与徘徊”的根本原因。
二、“思想与学术的割裂”是更深刻的问题
孙子兵学“渐进与徘徊”的趋势，本质在于“思想与学术的割裂”。
一方面，一部分人以纯学术自居，缺乏主动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探讨，而热衷于考证一些孙子兵学领域的“事实”问题。此种考证往往堆砌史料较多，容易成文，也很容易翻炒，同时还会因为所谓的“扎实”而备受编辑青睐。事实上，它的致命缺陷在于缺乏思想引领，难以发现战争实践或兵家思想演变的内在轨迹。它始终在自己狭小的学术专业圈内打转，既不能从“事实”中发现新价值，也不能在“事实”之间建立联系和呼应，更难以从诸多“事实”中发现共性和规律，这也就是一般史学研究中的所谓“碎片化”现象。
另一方面，有些人喜欢给孙子兵学研究加上华丽的装饰，常常故弄玄虚地玩弄所谓的兵学“新观念、新理论”。他们或者是轻视史料考证，一厢情愿地凭自己的感悟和想象进行所谓的“思想推演”；或者喜欢标新立异，断章取义地造出个新认识、新看法，作为自己的特色成果；或是迎合时代的政治诉求，执着地向古人要“启示”，非要费尽心机地从自己的研究中弄出一番现实意义来。这些文章的致命缺陷都在于缺乏历史考证和实证分析。
造成上述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部分学人的功利性太强、思想太过浮躁、学术根基不牢。对于轻视考证、喜欢玩弄理论的人来说，其缺乏学术功底的缺陷自然无须多言。而对许多热衷于“事实”考证的人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学术浅薄的问题，学问做得太专、太窄，缺乏宏观视野上的综合把握能力，自然难以使成果上升至理论化的高度。
当然，传统兵学本身也存在理论性弱的缺陷，它与古代的农学、中医学、天文学一样，都是实用之学。黄朴民曾讲到传统兵学的先天不足：“它不尚抽象，不为玄虚，讲求实用，讲求效益，于思想而言，相对苍白；于学术而言，相对单薄。”他还谈到，中国古代的战争形态基本相似，战争技术手段没有本质性的变化，使得兵学的思想理论难以产生革命性的跨越。这样的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很有见地的。
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低估古代兵家的思想智慧。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早已有早熟的军事理论经典，先秦之《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六韬》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孙子兵法》一书的思想水平自不待言，即使是被人们视为只重实践之功的《吴子兵法》，也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思想观念。这一思想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文道与武道的有机统一，更深刻揭示了“政治高于军事”的战争指导规律。而从大战略的层面看，所谓“内修文德”，即通过“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的先进理念，达到国家政治、军事及社会等各领域的高度的和谐统一。再如，《六韬》也是战国末期吸收与融合诸子思想精华的典范。该书不仅对兵家的谋略思想有着体系化的总结，并且在吸收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的思想主张，真正回答了“为谁而战”的终极问题，这无疑是先秦兵学思想中最耀眼的亮点之一。此外，汉代之《淮南子·兵略训》亦是儒、道哲学及政治思想并浸的产物。《淮南子·兵略训》一方面以道家之“道”为本体，将各种战争问题置于“道”的统摄之下；另一方面，它又能吸收儒家思想，注重对战争进行高度的政治化反思，进而表现出深刻的“政兵相融”的战争理念。
再从后世的战争实践来看，中国兵家的成长自始至终都与诸子之学相伴，他们的军事经验在与诸子思想的共振、互动中，体现出鲜明的人文理念和人本特色。比如，王阳明不仅强调从根源上解决社会问题和阶级矛盾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更提出将帅用兵的最高境界在于“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受此影响，戚继光也将心学思想的主旨融于建军与治军的实践过程中：“遴其有志于武者，群督而理之，首教以立身行己，捍其外诱，明其忠义，足以塞于天地之间，而声色货利，足以为人害，以正其心术。”在清朝晚期，曾国藩更是将儒家忠义思想与其建军治军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其所创湘军的最大特色是“有思想，有组织”。曾国藩说过：“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既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
因此，传统兵学也是一个神秘的思想殿堂，其中有许多思想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我们如果眼中只有学术而无深刻的人文思想和情怀，就不能真正领悟和解读中国的兵家思想经典。有学者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当满怀着‘敬意和温情’开卷之后，古人精神世界的高古深邃，每每让我们服膺震撼！惊喜之余，自然会有许多烂漫的思考。”
那么，我们该如何走进这神秘的兵学殿堂呢？关键是要遵循思想和学术相融通的原则。换言之，考察和探究孙子兵学史上的重要问题，既要在“考证”的基础上作出事实判断，也要在“思想”的基础上作出价值判断，同时还要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深刻把握兵学的深邃哲理和人文精神，这样才能最终达到孙子兵学与古今中外先进文化“融通”的最高境界。
三、“融通”是实现突破的主要方向
当前的孙子兵学研究成果已经积累了不少，许多作品也在某一方面实现了点的突破。然而，最大的缺陷在于学术和思想割裂为两块，或者是陷入自己的学术小圈子而难以出新，故而“融通”成为孙子兵学研究突破的主要方向。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其一，向上与军事哲学及人文精神的融通。
首先，向上融通表现为孙子兵学与中国军事哲学的对接，即用唯物主义的军事辩证法研究战争问题和兵学文化现象，并在研究中坚持客观、辩证和普遍联系的原则。
其次，向上融通又表现为孙子兵学与诸子之学及整个传统文化体系的对接。要审视兵家思想在整个传统文化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同时要关照其与儒、墨、道、法各家思想的密切联系。有专家曾指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春秋兵学则直接影响了《老子》和《韩非子》， 而法家则是以兵学的理性精神批判发展孔子儒家的结果，名家也吸收了兵学的认识方法。显然，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春秋兵学的思想意义，这样才能理清先秦哲学思想发展的源流关系，才可能真正把握中国哲学文化的特质。”
最后，向上融通还表现为孙子兵学与人类最高文化精神的对接与融合。兵法是灵动的智慧，也承载着天道人心，它不仅要合乎辩证哲学的规律，还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从现代人权理论的角度讲，人的生命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价值，是人类一切文明的支撑点。如果连人的生命都能被肆意毁灭，那么其他的所谓正义和秩序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再者，人类都是有是非和善恶之心的，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们有理性、有智慧，他们懂得追求良善的道德和美好的价值观，也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这正是人类对战争认知的根本基础。
其二，向下与军事实践和军事技术的融通。
李零曾指出传统兵学研究的重要缺陷：“我们对那些比较空疏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过分关注，而完全忘却了军事、战争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较量，那些最具体的有形的战场较量的方方面面才是我们研究的基础。”这直接启示我们要从形而上的兵学理论研究“融通”至形而下的兵学器物研究，即要在兵学研究中，自觉引入古代战争指挥体制、武器装备、军事技术、阵法运用、士兵训练、兵要地理等方面的内容作为支撑，或者说以这些内容的研究新成果为兵学研究提供新的生长点和增长点，并以此增强兵法思想理论的厚度。
同时，我们要特别注重历代孙子兵学思想与时代条件和战争实践的互动关系。一般而言，一个王朝所在地域生产力及经济、科技的改变，会引起武器装备的改进，武器装备技术的改进会引起作战方式的变革，而作战方式的变革又会引起战略战术的变化以及军队编制的调整。最终，这些调整和变化又会影响兵学思想的创新与升华。
另外，研究孙子兵学还要注意兵法与军法的关系。军法就是军队中的法制律令、后勤体制等问题，是兵法诞生的根本基础。兵法源于军法，最终又超越军法， 二者本质上乃是军队建设、管理与军队使用的关系。作为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主要讨论的是军队使用问题，而涉及军队建设方面的内容很少。因此，后世的戚继光认识到它“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的缺陷，写出了《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建立了完整的治军思想体系。很明显，从这一视角研究二人的兵学成就及传承关系就是一种融通。
其三，向前与远古兵学智慧的融通。
一般而言，《孙子兵法》一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兵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同时也为兵家思想的成熟提供了根基。然而，“没有青藏高原就不会有珠穆朗玛峰，没有雄奇的上古兵学智慧高原，同样也不会有《孙子兵法》这部兵学巅峰之作”。王珏一直强调兵家智慧自有其悠远的历史和长期的沉淀，他在“孙子兵学与东方智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兵学思想逐渐开启的四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是人类智力初开的时代。此时，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一方面揭示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整体思维，同时葆有“一阴一阳谓之道”的相成思维，这二者共同铸就了兵法与兵学的灵魂——辩证哲理，从而奠定了兵家智慧的根基。
第二个时代是民族共同体初生的五帝时代。这一时期，同源共祖的各部落虽然相互征伐且野蛮、血腥，但又高擎着“有道伐无道”的大旗，即所谓“刑以伐之，德以守之”。这表明五帝时期的军事认知已经上升到了较高的层次。
第三个时代是西周初年。周公与姜太公两位智者同登历史舞台，周公“制礼作乐”，开启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德治时代；而姜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并在其军事思想中回答了“为谁而战”的问题。由此，中国的兵学智慧被推进到了更高的层次。
第四个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孔子提出了“仁治”的政治理念，孙子提出了“非利不动”的战争原则，以实用理性破除了“魅巫”文化，继而引领了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此时，中国人的文化世界已是百家争鸣、群星璀璨，而中国的兵学智慧也最终成为难以超越的经典——《孙子兵法》。
其四，向后与现代军事理论的融通。
中国的传统兵学，上有宏观而辩证的军事哲学，下有微观而具体的用兵治军理论，然而却缺乏抽象概括、实证支持的中观科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今天的孙子兵学研究必须向现代军事学靠拢、对接。
从最直接的作用和意义来看，许多兵学研究领域的疑难问题，如果借助军事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都会迎刃而解。例如，《握奇经》中有“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的说法，这里的“余奇”和“握奇”，其实就是现代军队的预备队，它的作用就是要在双方拼完所有的力量之后，出奇以破局，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于孙子的一些基本思想，如果从现代军事学的视角予以审视，就会发现它也存在自身的局限。例如，李新坤在《“知”的逻辑和“胜”的界限》中曾谈到，当孙子大讲“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之时，其实有一预设的前提，即敌人不懂得知彼知己。否则，按照孙子的逻辑，我方重视知，敌人也重视知，如果双方都做到了“知彼知己”，那么谁输掉了战争？事实上，战争中没有完全的“知彼知己”，“知”与“不知”“黑暗”与“光明”永远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如果不能从军事辩证法的视角，真正理解战争中的情报学原理及活力对抗原理，那就逃不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悖论。
相反，如果传统兵学的研究和应用能够与现代军事理论有机结合，就会发现其有可以无限拓展的空间。例如，美国人哈伦·厄尔曼和詹姆士·韦德合作撰写的《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与《迅速制敌：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实现了对孙子速胜思想的超越。他们全面阐释了现代战争条件下速胜制敌的理念、特点、部队编成、使用技术，以及贯穿这一理论所要面对的政治、外交、社会和财政等领域的反应，最终形成了新的“震慑论”思想理论体系。
总之，人类的精思宏构本出一“理”，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在于打通此“理”。故而，以“融通”为根本方向，将《孙子兵法》及古今中外的兵学思想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探究、揣摩、感悟、揉碎、提升， 方可渐渐与古人心念相通，与宇宙大道相融为一。可惜的是，时人多喜欢精细化的专门化研究，然专而不通、深而不活，最终导致前人的智慧成了“标本”，使得拆散的东西不再有灵魂，这就难以再有“昔之圣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的感叹，也难以有“阳光之下，并无新事”的深刻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