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国庆节，一对父子被邀请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看烟火，当时毛主席还让这父子俩坐在了自己身边。多年之后，这一对父子中的孩子、后回忆起这一幕时情景时，是这么说的：
- 毛主席非常亲切，非常平易近人。那天晚上，父亲很有感触，他说：“今天毛主席能请我在他身边坐一坐，共同欣赏一下烟火，而且又接见了你，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两个要对得起国家。”这句话，我一直记忆犹新。
老一辈革命家总是在谈笑中把自己的魅力传染给你，然后你就会什么事情都跟着他，相信他，信服他。
这一对父子，就是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和他的儿子荣智健。荣毅仁，1916年5月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著名工商业家族；2005年10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值其忌日，如去选编其在主席百岁生日前夕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毛主席指引社会主义道路》，以志纪念。
1958年9月13日，荣毅仁、盛丕华、胡厥文等参加上海反侵略示威游行，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
1953年，上海市工商界代表（左起）荣毅仁、胡厥文、盛丕华等带着《申请书》步入申请公私合营大会会场
今年，是他老人家百岁周年。跟全国亿万人民一样，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毛主席，回顾自己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进步的历程。
我出身民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期开始掌管家庭的部分企业，成了民族资本家中的“少壮派”。解放前，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实业救国”理想的破灭，从反面教育了我。出于爱国之心，怀着反正共产党政府怎么也不会比国民党政府更坏的想法，我在上海解放时留了下来。
解放上海的炮声初停，是无数解放军战士日日夜夜风餐露宿在马路上，坚持不入民宅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的心。由此，我对新生的政权有了好感。又通过与党政领导人的接触，觉得他们有朝气、守信誉、尚实干，特别是党和政府的政策保护工商业，在抗美援朝中敢于碰硬，使我直感地相信这个政府靠得住。
五十年代中期，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全国各地兴起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高潮。处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大潮中的我国广大工商业者，既有愿意接受改造的积极性，又有自觉不自觉的抵制倾向和悲观落漠的消极情绪。
在这历史性关头，毛主席相继于1955年10月29日和1955年12月8日，在与全国工商联领导成员和代表的座谈会上，作两次重要讲话。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
毛主席要工商业者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他的讲话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心，消除了存在的思想顾虑，鼓舞着我和所有的民族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改造，不断前进。
我常常回想起，解放后短短几年中，我曾几次有幸见到毛主席，同他一起吃过饭，听到他的教导，得到他的亲切关怀。我首次见到毛主席，是1950年6月。当时，我作为特邀代表之一，列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并荣幸地参加了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为首次列席的代表举行的宴会。
在我走上颐年堂时，毛主席已站在门前热情迎候。当潘汉年同志把我介绍给毛主席时，毛主席握住了我的手，说：“荣先生来了，欢迎你！”
毛主席的手，又柔软，又有力。他还向我：“老先生(指我父亲荣德生)好吗？”（听主席这么说后）我初进中南海的拘束感顿然消释，仿佛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话的不是一位大国大党的领袖，而是一位相识已久的师长。
1955年10月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我曾向他表示，希望他能抽出时间到上海去。他说，去倒是去过，只是没有公布。1956年1月初的一天，我正在上海的公司里上班，突然接到陈丕显同志的电话，要我速回家中。我匆匆赶回，丕显同志已在那里等我。他说，毛主席来上海了，要去视察申新九厂，我们马上去厂里。
我们到申九不久，毛主席坐着汽车来了。他一下车就对我说：“我来了！”当时我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想不到在北京对他讲的那句话，他竟记在心上了。
抚今追昔，重温毛主席的讲话，深感他关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