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有两个听上去响当当、让人感觉非常威武的武职，分别是“军将”、“军大将”。仅从字面上看，“军将”、“军大将”颇有军中将领甚至是大将、将军的意思，初次接触这些字眼的人容易产生这样“望文生义”的错觉。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军将”、“军大将”这两个职务与大将、将军有着天壤之别，实际上地位、待遇都很苦逼。
那么，军将及军大将究竟是什么职衔，其身份和地位又是怎样的呢？
在有关北宋的历代文献中，军将、军大将的名称，其实并不罕见。北宋名儒邵伯温就曾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宋仁宗末年，王安石担任知制诰这个职务。有一天，王安石的夫人吴氏为丈夫买回来一个妾，王安石见到后询问她的出身。
这个女子答道：“我的丈夫本来担任军大将的职务，因他所押运的粮船沉没，用全部家产还不够赔偿，只好把我卖掉补足差额。”
听她这么一说，王安石动了恻隐之心，当即命人把这个女子遣送回家，连买她所花的钱也不追回了。
这个故事的主旨当然是为了表彰王安石的美德，但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军将、军大将的一些情况，即：军大将担任漕运中押运漕粮的任务，在遭受损失后，须负责赔偿，为填补缺额，甚至不得不卖妻鬻子。
无独有偶，南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一书里也有类似的记载，说的是北宋名臣冯京的爹买了一个押漕者的女儿为妾，后来又把她送回家去。与王安石那个故事相比，除了人物不同之外，所说的事如出一辙。
由此不难看出，宋代的军将、军大将虽然听上去名头很响，实际上只是无品低级武官，也就是军吏，其前身是隋唐、五代时期猖獗多年、横行一时的牙将。
牙将，又称衙将，是藩镇跋扈时代节度使的私人武装将校，也是藩镇割据势力的中坚力量。大约是到了五代时，牙将又有了“军将”的称呼，里面较为资深的军将又冠以“军大将”之名。这在武人称雄的时代是不难理解的，好比明朝的宦官都被呼为“太监”，事实上太监原本是宦官当中级别比较高的一部分人。
到了北宋“杯酒释兵权”后，各地武将的权力大大缩减，五代时节度使自设军队、割据一方的局面终于结束。那些原来被藩镇大员视为心腹爪牙的牙将或军将，有的被编入朝廷禁军，充任低级军官；有的则继续保持原有的“军将”、“军大将”名称，实际上却沦落为隶属地方军政机构的低级军吏，转而承担其它事务，特别是充当地方押运上供物资的专职人员。
北宋建国初年，各地负责押运漕运上供物资的工作，基本是由当地服衙前役的乡民承担，但效果并不太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官方认为这些服役的乡民，大多都个性顽劣又没有户籍的破落户，官府难以辖制。这些人又常偷盗毁损官府财产，把他们依法处治，却因为他们实在太穷，常常填不平官府的损失。
为了增强对漕卒、水手的约束力，宋太宗以后，开始起用一部分军将、军大将，也就是从前的牙将参加押运。
太平兴国六年，太宗下诏宣布，调派牙将负责押送漕运物资，不再动用民间力量。此后，朝廷又多次下达类似的诏书，规定主要纳槽地区的江淮、两浙及荆湖六路，全部委派军将、大将负责漕运。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军将、军大将逐渐成为遭运中的专业押运人员。他们虽仍有“军”、“将”这样的武名，但原有的军职意义已丧失殆尽，其隶属关系也相应划归政府中的财经部门——三司，其升迁则由漕运组织依据所完成的工作量向三司保举，因此他们又被称作三司军将、军大将。
宋太宗时，军将、军大将转为职业押运者后，其来源也规定由衙前役人中选补，即地方衙前役人参加押运，“满三期，罪不致徒，补三司军将”。同时，地方上小规模上供物资的押运任务，仍由衙前役人承担，他们有时也被称作“里正军将”、“税户军将”。王安石变法时所解决的差役中的一种，就是针对这一部分人的。
到宋徽宗时，因押运人员严重缺乏，又实行直接招募土人充当的办法，“充守阙军将，就近管押”，不过应募者必须“用家业抵保”。
根据宋代有关文献记载来看，军将、军大将的身分和地位都很低，既无通常所说的将的意义，更与大将丝毫不沽边，仅属无品军吏，其工作性质颇有些类似近现代史上旧式企业里的监工、工头。
他们的主要出路是熬够年资，以升迁转官。另外，他们除了享有有限的俸饷外，倒是有随船贩运私货的权利。但总的说来，在常年的漕船押运过程中，既不免于寒暑辛劳，又负有沉重的包赔责任，他们的负担是很重的。
按规定，所运货物如有损失，军将或军大将要负责赔偿部分损失，如损失严重的话，押运者不仅升迁受到影响，而且要受到刑狱处罚。因此，出现本文前述的那种倾家破产、卖妻鬻女的记载，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