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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今年是北大国发院(前身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成立三十周年。国发院走到今天,能在教学、科研、智库等领域有所成就,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离不开师生校友的接力开拓,风雨兼程,以及各界的呵护与鼎力支持。值此3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启动“我与北大国发院”(或我与CCER)主题征文,欢迎师生校友和各界伙伴不吝赐稿,通过您的文字,共同走进那不曾褪色的岁月,也鼓舞更多人砥砺前行。本文作者为北大国发院2000本科经济学双学位校友,现任西藏金融租赁公司航空租赁事业部总经理。

上周末我参加了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庆典,时隔多年再次见到林毅夫老师、海闻老师,我拿出手机与他们同框自拍,他们欣然微笑应允。随后我将照片用微信发给当年经济学双学位的大家长——负责教务的赵普生老师,到晚上7点盼到她的回复:“长大了,人到中年了,很帅。我在国外,10月份回北京见。”看到这条来自地球对面时区的信息,我感慨万千,关于“经双”的所有记忆霎时间在脑海中涌现。

初遇“经双”

我们1999级文科院系是在昌平园校区上大一的最后一届本科生,正是这被戏称为读了一年“高四”的经历,使得我们在大二开学回到燕园本校时,对很多事都感到无比新奇,自然也包括在师兄师姐口口传颂的“经双”。尤其是开设这个项目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居然是一个无法通过高考填报志愿进入的院系,更让“经双”披上了神秘的外衣。

当骑车沿未名湖东岸向北过“一体”,在两侧荒草遍布的小路继续前行时,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刚刚突破了次元壁。直到过一座汉白玉桥,在朗润园小院里见到戴着棕框眼镜笑盈盈的赵老师,听过她充满磁性声音的耐心介绍,我才确信了“经济学双学位”这个江湖传闻的真实性。与按学年缴费的模式不同,“经双”按学分收费,一个学分80元,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学不约而同地掏出大概一个月的饭费320元,报了新手教程——四个学分的《经济学原理》。

如实地说,由于我国高中和大学的教学体系割裂,且20多年前国内既没有升学顾问,也没有志愿填报指导员,使得选文科同学更倾向于扎堆报考的经管、法学等热门专业,而其中一些同学被调剂到相对冷门专业之后,因为缺乏基本了解,短时间内很难对本学科建立起兴趣,因此当时文科院系、语言类专业的同学辅修“经双”的比例更高,主打一个技不压身。某学院的同学更是满腔热情,早来晚走,牢牢占据着经济学原理课堂前两排的C位。然而有一天占座大战戛然而止,原来是该院看到本院很多学生“身在曹营心在汉”,竟叫停了他们的辅修。

相比之下,我所在的政府管理学院则对双学位一直持鼓励态度。事实证明,“经双”课程中的许多分析思路、量化工具,对于理解公共政策、公共财政等都大有裨益,而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本就是经济与政治的交叉学科,我们更容易融会贯通。因此回头来看,我既要感谢CCER,也就是现在国发院“经双”课程的丰富与严谨,同时要感谢我们政管学院的开明与包容。

课堂风云

随着“经双”课程的不断深入,同学们逐渐领略到各位老师的风采。我曾想当然地把经济学当作是感性内容为主的文科,殊不知《经济学原理》就来了当头棒喝,卢锋老师是农业经济学专家,但课堂上几乎都是公式与符号,富于工业化的气质。必修的高数三剑客《微积分》《概率论》《线性代数》是外请数学学院的老师来讲,让人有种“弯腰捡橡皮,再抬头就听不懂”的紧张感。有次难得轻松,和主讲老师聊天,他是1990级本科生,我问起他当时一年军训怎么度过的,他说“还好,不都是户外,在屋里的政治学习比较多,考研时候政治轻松过。”

等到了《中级宏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我曾经要拿高绩点的雄心壮志早就烟消云散,尤其是中微,在学期初就有传闻说这500人的大课,平新乔老师要痛下杀手,抓100个不及格的,让大家噤若寒蝉,上课时气都不敢出,我使出浑身解数也只勉强过关。而就是这么难的课程,同为政管学院的陈同学居然拿了满分,不禁让人感叹我校真是俊采星驰。回想起来,经双课程之难恰恰体现了老师们的苦心,他们是按照国外经济学学术研究规范来要求本科学生——没有扎实的数学基础,又何谈模型推演。而正是这样严格的要求确保了经济学双学位的含金量。

大三时我选修周其仁老师的《新制度经济学》。这门课说易也易,因为周老师经常说“你们一定要去看,去观察”,他举实例,贴地气,讲得行云流水,学生们听得若饮甘露,比起中微、中宏、常微分方程那可是好懂太多了。这门课说难也难,因为周老师还经常说“你们一定要敢肯硬骨头,不要怕”,印了大量英文原版讲义让大家研读,这样的高标准并非所有学生都能达到。另外一门独具特色的课《区域经济学》,主讲人并非名师,而是刚从加州伯克利毕业并被聘为助理教授的柏兰芝老师,这位家在台北,一路就读名校的高材生讲话温柔,讲授的课程则内容丰富,尤其是对江浙地区产业集聚的观察颇有见解,让我们获益良多,我大四时申请研究生的推荐信也是承蒙她所写。

当然,“经双”的明星课程当属林毅夫老师的《中国经济专题》和海闻老师的《国际贸易》,因课程安排的缘故我选修了前者。这门本应是提供200个名额的课程,加上来旁听的同学每堂都超过500人,将当时全校最大能容纳480人的理教117室装个水泄不通。林老师讲交易的契约精神怎么来,“因为古代人真的会因为你没有留下应该交换的货物而千里最(追)撒(杀)!”——他的台湾普通话凭添一份诙谐,让大家对知识点的记忆更深了。又一次,林老师谈论到古代江浙地区的繁荣,忽然从兜里拿出100元悬赏:“在座同学谁会背柳永的《望海潮》?”真有一位同学走到讲台,在众人注视下款款背出“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引得满堂喝彩,并赢得了林老师的100元奖励。

CCER的老师们各个身怀绝技,有的妙语连珠,有的严谨缜密;有的旁征博引,有的循循善诱。他们带给我们“经双”同学的,不仅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欧风美雨,更是将现象加以提炼解释的科学理性精神,经过思考后再回馈给现实的经世济民情怀。

同学会

“经双”项目最初有名额限制,而且据说是要在第二学年根据综合表现,才能确定最终入选名单,因此我们在报名时颇为忐忑:“到时候选不上怎么办?”恰好有一天我在浏览CCER网站时突然发现一行小字:“CCER同学会招新,有意者请联系38楼###室张心松。”这不正是我所在的宿舍楼吗?于是我当晚就找了过去探探究竟,心想是不是加入这个同学会有助于入选“经双”项目呢。

张心松是97级外院的学长,当时担任CCER同学会的会长。这个同学会则是海闻老师亲自关照下成立,效仿海老师曾在美国创办的联谊组织,亦有别于各个院系的学生会。我当时参与的社会活动并不多,就加入同学会作为干事,平常组织一些讲座,并且帮着赵老师做一些教务工作。到张学长毕业后,我被推举为同学会的会长。如果说当初加入同学会还有那么一丝功利主义考虑,后来随着“经双”项目名额限制的解除,我就更以服务同学这一宗旨来开展工作了。

同学会最大的优势是能请到CCER的老师,因此我们就把办讲座作为日常工作的重点。最值得回忆的,则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当夜,我们请海闻老师做了一次关于中国加入WTO之后前景展望的讲座,一时高朋满座,听者如云。我们原本的计划是等海老师讲完后将大屏幕切换到电视转播,等待像IPO上市敲钟那样的仪式,谁知WTO总干事仅仅轻敲小锤,中国入世就算通过了,前后不到10秒。于是海老师就继续讲下去直到夜深,听众们仍意犹未尽。如今回望,我们才意识到这一夜的不平凡——正是中国入世开启了至今20余年波澜壮阔的经济发展进程,彻彻底底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

坦率地说,对于同学会如何开展活动,我也一直和积极会员们一起摸索,后来甚至还一起办过网络论坛,要不是我们现学现卖的IT技术把论坛整崩溃了几回,没准以后毕业真就走互联网创业的道路了。我们组织的一些其它活动,例如请毕业学长以及资深的大公司HR来为同学们讲未来职业规划,也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对于同学会的这段经历,我的自评是“中规中矩”,确实没能达到海闻老师期望的高度,但实现了服务“经双”项目、服务同学的初衷,也算合格吧。

万众苑

在我们开始“经双”课程之时,CCER的办公地点已经迁至朗润园,我一直很欣赏这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办公区是古香古色的中式院落,核心则是一层五间的致福轩,旁边的工地一直在施工,直到2001年10月才向大家展露真容,这就是万众苑。

万众苑落成仪式上宾客如云,资历最深的无疑是朗润园的老住户季羡林先生。作为CCER同学会的会长,我有幸搀扶着季老先生入座。我在他耳边说:“我读过您写的《朗润园随笔》。”他显得高兴,轻轻地回了声“哦”。当时该院落的赞助人万众先生也出席了,林毅夫老师对于这位同乡赞赏有加:“万众苑建设期间,新台币从1:3跌到1:4,但他一如既往地支持项目!”

总共二层十数间房的万众楼自此成为了CCER举办会议的主要场所,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满头白发,颇具艺术气质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来访那次。由于慕名而来者甚多,会议室坐不下,张教授干脆就倚在二楼的栏杆上,向小广场的人群开讲。他是香港人但不会普通话,于是就请他太太代为“翻译”,两人一唱一和,生动诠释了“夫唱妇随”这个成语。

毕业了

要想获得经济学双学位需要修满48个学分,一般需要13-14门课,又由于课程是从大二开始,大四下学期主要是用来实习、考研、找工作、申请出国,因此大家都力争在大二和大三把课程学完,顶多大四上学期再选1-2门课。恰恰大二和大三也是本院系课程最重,难度较高的时期,因此同学们读双学位的压力并不小。好在“经双”不用写毕业论文,不然大家真的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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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初,海南航空以子公司“中国新华航空”的名义来我校招后备干部,校内的对接单位恰好是CCER,我当时对民航业一无所知,作为北京生源对“解决户口”这个诱人条件也无感,只是觉得一个企业能以“中国”打头,应该挺厉害的,便无心插柳地投简历参加面试,结果居然被录取了。我在大三的最初计划是申请国外研究生项目,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拿到奖学金,我就决定干脆先去工作——这个求职命中率100%的经历,让我暗喜了许久。当时的我完全没想到,与本科专业完全无关的航空,竟成为了我持续至今的事业。

2003年2月,我们99级“经双”的绝大多数同学都已经完成了课程选修准备毕业,迎接未来的生活。可此时“非典”来了,很多已经外出实习的同学不能返校。所幸学校及时采取措施,在5月中旬火速腾空了南门旁边的三栋楼,将流散在校外的应届毕业生召回,集中隔离半个月之后,大家就可在校内活动,以完成各项毕业手续。

6月,经济学学位授予典礼在万众苑举行,本届“经双”项目的合格毕业生总共300多人,远超过之前的两届,扔起的学士帽遮住了阳光。所以说,CCER既是北大最小的学院,也是最大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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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填写履历时,我都会郑重地把在大学获得的两个学位都写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两者同等重要且相得益彰。甚至有次因工作调动,我的档案从中智公司转到外企服务公司时,接收方的人力老师非常严格地按照政府机关的规则审阅后问道:“你这本科生转正需要1年啊,怎么半年就给转了。”而中智的资深老师直接跑过来说:“你看他是双学位,应该比照硕士研究生,半年转正没问题!”“经双”的含金量原来如此之高。

“经双”给我留下观察社会观察世界的工具永远都不过时。我现在保持着在民航专业网站写文章的习惯,将当年的思路运用其中也得心应手。正因为心怀对“经双”的感激,我也和CCER一直保持着联系。后来看到“经双”项目拓展到校外,而CCER也升级成为国发院,我由衷欣慰。

我与诸多同学共同经历“经双”项目3年,即使写得再多也是挂一漏万。希望这篇小文能抛砖引玉,引来大家更多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