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前的1931年9月17日，日本公使重光葵向中外发表声明，说因为“中村事件”而“盛传日本军队有动员计划说，全系无稽之谈”。24小时后，日本军队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中村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之一。1931年6月25日清晨，内蒙古兴安屯垦区东北军的第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率领士兵在团部前操练。三连哨兵发现防地突然闯进四个可疑的人。他们骑着马，左顾右看，有个人还记录着什么。
此处系军事禁区，因此、陆鸿勋就带领战士前去盘查。四人当中为首的便是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中村满脸堆笑地对陆鸿勋说：“我们是日本农业学会的，到贵国东北进行土壤学调查。”
陆鸿勋觉得这几个人不像是科学家，倒像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为了搞清这几个人的身份，陆鸿勋决定把他们带到团部。他客气地对中村说：“实在对不住各位，你们没有进入兴安屯垦区的文件，我们也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你们得先跟我们走一趟。”
中村脸色骤变，开始爆粗口：“大大的混蛋！我们是大日本国民，快快地放我们走！”他一边骂人、一边还试图从怀里掏枪。
“敢在我这儿骂人？！”陆鸿勋眼睛一瞪、下了命令，“上！都给我捆起来！”
三连长宁文龙和士兵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将他们4个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押到了团部。当时，恰巧团长关玉衡没在团部里面，副团长董平舆（后改名为董昆吾）在。
董昆吾1960年2月15日撰文介绍了接下来的事情：
- 时值团长关瑞玑（字玉衡）去外防巡查，未在团部，由我代理团长职务。我到操场以日语询问，其中一人答话，自承是日本人，并取出名片一枚，上“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
据称，他是东京农业学会派来东北，此次系由洮南出发，将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以前方道路不安，据说时常有土匪抢劫，因此将由此折回，仍返回洮南，等语。
我看见他的马匹高大，非东北所产；又该一行4人，除去中村震太郎外，还有一个日本军曹（等于中国军队中的上士），一个喂马的白俄，一个带路的蒙古人，而且时当夏季，他们还穿着棉袄棉裤，并都化装成中国农民模样。
我遂向他们说明要加以检查，当于他们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图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
我检阅其笔记、地图，方知中村系在一个月以前由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他将军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
我既经知道中村是日本的军事间谍，遂以“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们的团部里暂住一夜，等候明天我们的出勤士兵回来，将派兵护送你们回到洮”为词，将他们四人扣留。
当时的关团长去外防巡查，尚未回团，我即派人向他报告并召他回团。翌日，关团长回来，我将扣留中村的经过向他详细报告，并向他建议说：“现在我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以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并且中日两国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可把他们解送沈阳，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在这里秘密处死。”
当日下午，关团长在团部召集全团连长以上会议。我仍主张我的前述意见，并说明理由，当时在场干部一致通过，无一异议。
是日夜半，遂将中村等一行4人用绳缚绑，并用棉花堵塞其口。派副官赵衡率亲信士兵10余人把中村等一行4人用马车拉到后山七八里处，用煤油泼浇点火，把他们烧死，然后把他们的骨灰扬散，使无痕迹可寻。
他们所带的马匹则用枪击毙后推入团部西边的洮儿河内，顺流浮走。他们所带的行装衣物，除保留其笔记、地图、手枪、测图器外，其余全部焚毁，投灰于洮儿河内。
关玉衡后来在《中村事件始末》一文中也写了当时的情形：
- “审讯时，中村不仅蛮横如故，更加变本加厉地耍野蛮，与官兵格斗起来，激起士兵怒火。在此情况下，我迫不得已大声喊：‘捆倒了打。’不料，中村大尉竟拿出日本法西斯武士道的本领与官兵格斗起来。此时，我遂抽出战刀要手刃强寇。
“日本人最怕杀头，中村见我抽出战刀，他的气焰方始少煞。经审讯后，在令其在笔录上画押时，他又借机厮打，致惹起官兵的愤怒。
“官兵拳打脚踢并用枪把子打在中村的头上，将其打晕倒卧在地。于是我下令说：‘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把中村大尉等4名间谍犯，一并枪决。’
“为严守保密计，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押赴后山僻静处执行，连同行李、马匹，除重要文件呈报外，一律焚毁灭迹。”
另一个亲历者金东复（原屯垦军第三团二营骑兵中队长）在《中村事件亲历记》一文中的记述是：
- “关玉衡团长命令解除中村震太郎眼睛上的蒙带和嘴里的堵塞物，中村震太郎便迫不及待地狂呼：‘放了我，我要上告中国政府，关东军饶不了你们！’
“此刻，见中村震太郎如此骄横，关玉衡怒不可遏，猛然大喝道：‘混蛋，今天我就要你的脑袋，叫你去上告！宁连长，行刑！’
“中村震太郎立而不跪，狂呼乱叫。几个军官用力让他跪下。宁连长从旁边走出，手操军刀，走到中村身后，刀光一闪、中村倒在地上。
“由于宁连长紧张，中村没被立即砍死，还在地上挣扎。此刻，关团长一个箭步上前，从宁连长手中夺过军刀，只听咔嚓一声，将中村的头颅砍下。
“继而，关团长又命令：‘带下一个！’就这样，将中村震太郎随从的三个间谍井杉延太郎、白俄米罗阔夫、向导刘文茂相继被一一砍杀。
“夜半时分，10余名营连级军官，将中村震太郎及3名间谍的碎尸装入几条麻袋，用铁丝扎口，再坠上大石头，沉入洮儿河湍急的深水之中。”
事后，关玉衡曾通过屯垦区公署向张学良作了汇报，并将中村间谍罪的证物转呈张学良。张学良复电关玉衡说：“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后来，日军还是知道了此事。董昆吾在回忆中说：
- 当时为了避免此事被日寇调查知晓，我们曾想尽方法消灭痕迹。不意洮南日本领事于接到中村已经由海拉尔出发的电报后，计算预定到达洮南的日期已经过了20多天，还不见中村等到达，遂派人沿着中村所走的洮索路线（那时该铁路尚在铺修路基中）向北寻找，及至佘公府地方，遂得到该处蒙人告密。
中村被扣后，他所带的手表为我看守士兵摘去，典于洮南一当铺中，后被洮南日本领事查获买去，日方以此作为中村被杀的铁证。尔后日寇特务机关长士肥原也曾化装亲到佘公府调查，遂得知中村被杀的真相。
1931年8月，日本浪人借中村失踪之事在沈阳到处寻衅滋事。日本控制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诸如“闻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因，为兴安区土匪所杀”、“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因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之类消息，混淆视听。
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分子更是抓住这一事件，煽动民众的战争情绪。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了《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言之凿凿地声称“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张学良的军队劓鼻割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是“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
当天，中村的岳父、预备役少将羽入三郎搂着中村的孩子，对记者发表了一番“痛彻心扉”的谈话：为国捐躯是军人的生平夙愿，遗憾的是并非战死疆场，尤其是想到被中国兵折磨杀死，想到当时瞬间所受的痛苦……一见到对那些事一点儿也不知道的这个孩子，一边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一边扳着手指计算日子盼望着的样子，就感到十分可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