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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很多人还不知道，酒店规模中国第一、全球第二的锦江国际集团，其创始人是一位传奇女性董竹君。董竹君做过卖唱女，也做过督军夫人，曾被誉为“中国版的娜拉”，是中国女权运动的一面旗帜，还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建国后连任了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位柔弱女子，如何开创如此辉煌的事业？本期《文旅往事》，知酷文旅将介绍董竹君的故事，和锦江国际集团前身的诞生。
家贫被迫入青楼
1900年，董竹君出生于上海滩一家贫困的家庭，父亲以拉黄包车为业，母亲给别人家打杂帮佣，一家人终日辛苦工作，所得却十分微薄，还时常遭遇外界盘剥，例如当时上海租界的外国巡捕、黄包车公司经常以各种名头对其父进行罚款、涨车租。幼小的董竹君饱尝贫穷带来的艰辛与屈辱，四五岁起就帮忙家里打理家务，身上常年破衣烂衫，还目睹了弟弟妹妹因营养不良而相继夭折。
有一次，父亲因过度劳累而重病，家中收入来源断绝，母亲实在没办法，指使董竹君去一家稍富裕的亲戚家借钱，怎不料董竹君敲开人家大门，人家只打量了一眼就把董当成讨饭的小乞丐，“哼”了一声就关上门。
这些贫苦的经历，对比当时上海滩的繁华，洋人和富人的光鲜亮丽，让董竹君很早就开始困惑，“自己父母明明是很善良、很勤劳的人，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正是这些经历，使董竹君日后坚定的信仰共产主义，痛恨人与人之间一切的歧视和不平等。
1912年，董竹君12岁时，家中因债台高筑，所有能抵押的物品全部抵押了，生活实在无以为继，父母只好把唯一的孩子董竹君，作价300元卖入青楼。当时，因董竹君年纪太小，只做“清倌人”，只卖唱不卖身，父母计划等三年之后再把董竹君接回来。父母想法虽好，但实际上青楼进去容易，想出来难比登天。
踏入青楼的董竹君终日闷闷不乐，经身边阿姨的讲述，她明白了青楼就是女人的火坑，除非找机会早日跳出去，否则大多数会在百病缠身中悲惨死去。董竹君惊恐不已，终日以泪洗面，同情董的阿姨便为她谋划出路，认为当时喜欢董的一位客人夏之时是可托付之人。
夏之时当时二十六七岁，是辛亥革命的功勋之一，以排长的身份在革命中发动了成都龙泉驿起义，光复了大半个四川。革命后，夏升任四川蜀军总司令、川滇黔三省北伐军总司令，是年轻有为、权倾一方的英雄人物。夏与当时同盟会多数人一样拥有进步思想，渴望建设一个民主、平等的新政体，反对袁世凯搞帝制复辟，也因此受到袁的迫害，计划前往日本暂时避难。
夏之时的进步思想令董竹君十分钦佩，多次接触之后，董决定接受夏的追求，并与其约法三章：董不做小老婆；婚后要送她去日本留学；婚后组建一个进步家庭，拒绝封建陈规陋习，他好好管理国家大事，她做贤内助。董说，如果不依这三章，就算帮她赎了身，她也不会跟他走出青楼。
可以看出，董竹君在当时已经有了很强的男女平等观念，即使自己是青楼女子，对方是地方大员，即使自己逃出火坑的希望维系在对方身上。董也要强调，她与他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封建社会那套歧视女性、遏制女性的东西，不能在他和她之间出现，否则她断然不从。
可是谁又能料到，多年以后夏之时变得越来越封建保守，夏成了董的又一个火坑，直到1935年董竹君创立的锦江川菜馆大获成功，才彻底跳出了这个火坑。
从日本留学到进入封建大家庭
1914年，董竹君决定从青楼出逃。之所以没有选择赎身，一方面是老鸨要价太贵，当时董竹君卖入青楼的价格是300元，如今赎身的费用是3万元，董竹君又恼又气，怒斥道“我是人，不是一件东西”；另一方面，董希望她和夏是平等的关系，不希望夏为自己赎身后看轻自己。董告诉夏，“（脱离青楼的事）你别管，我自己想办法”。
董竹君没有钱、没有家世背景，也不像夏一样拥有功勋和声望，但她认为自己的尊严和人格是宝贵的，和夏之时拥有的那些财富、荣誉一样宝贵。
随后经过精心策划，董竹君险之又险的逃出青楼，和夏之时举行了法式婚礼，随后一起上船前往日本留学。时年董竹君14岁，夏之时26岁。
董竹君此前接受过几年私塾教育，在日本接受了系统性的现代教育，人文历史、哲学政治、数理科学等无所不包，极大丰富了董的视野。当时日本聚集了大量爱国革命青年，经常集会在董家中，浸染在这样的环境下，董竹君对国家和社会有了诸多思考。这些经历，使董竹君成长为一位眼界开阔、思想进步的女性。她无法再回到封建社会给女性划定的狭小轨道里去了，这成了她日后与夏决裂的重要原因。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内革命形势变化，夏之时回国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临行时把家中族弟叫来日本与董竹君陪读，实际上是监督董，防止其出轨。显然，夏对董并不信任，视妻子为自己的“财产”。
1917年，夏召董回国，回到其四川的老家，由此董一头扎进了传统闭塞的封建大家庭中，每日伺候婆婆、服侍丈夫，早晚请安、起坐说话都要遵照封建礼制，而表面的礼制之下是婆媳妯娌之间勾心斗角，令董感到十分压抑。董还经常与当地官太太、阔太太来往应酬，所谈不过是八卦琐事和互相攀比，这令见过世面、追求进步的她感到十分无聊。
同时，董目睹了包括自己家在内的富贵人家对待底层百姓时的嚣张跋扈，极尽欺压之事，董多次出面打抱不平。例如，在街上看到大户人家的轿夫撞翻沿街小贩的摊位，不仅不道歉，反而呵斥小贩不长眼睛，董当即出面指责该轿夫，为小贩主持公道。
又例如，邻居有一位老太太经常打骂自家十几岁的童养媳，哭声凄惨，听不过去的董呵斥老太太，“从现在起，不许再打骂她，否则就把你抓去吃官司”，此后老太太再也不敢打骂童养媳。
类似事情还有很多，以至于当时有人对董说，“你可真爱管闲事，得亏你是有声势的人家，否则一定吃不了兜着走”。而董却心想，有钱有势的人欺压穷苦人，实在太可恨了。
与丈夫决裂
1919年，夏之时在政治上失势，被解除兵权赋闲在家，意志消沉，每日打牌、抽鸦片、沉迷古董字画，还打坐念经、敲木鱼。夏家原本是小地主家庭，在夏之时掌军期间，在沿江沿路设卡，为大军筹集军费，其中约3到4成进到了自己的腰包。夏家拿这些钱购置大量的土地和店铺，过上了大地主的生活。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不是一场彻底的革命，它不仅保留了清末一大既得利益者，而且革命者也迅速退化，成为新的官僚地主阶级。对此，董也有亲身体会，她日后回忆，“从护国战争（1916年）以后，感觉和夏来往的国民党人就变了，没有了辛亥革命之初的朝气蓬勃，大多数人都是只顾自己的利益”。
董竹君对夏的变化和积累财富的方式很失望，这不是进步的革命党人该有的行为，也没有为中国劳苦大众的命运带来任何改变。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董竹君带来了新思想，报刊上讨论女权、阶级平等、劳动大众翻身，令董深有感触，她感到“如果没有经济独立，女性和劳动大众不可能翻身”。很快，她在成都开办了女子织袜厂，招收附近贫苦人家的女子，董叮嘱她们，“努力学好本事，女子若能在经济上独立，谁也不敢随便欺辱你们”。此外，董还兴办了黄包车公司，以非常低的租金为穷苦车夫提供车辆，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然而，董竹君在努力上进并促进社会进步时，她与丈夫的裂痕越来越大。夏之时对那些新思想、新潮流不屑一顾，他退化成封建地主，注重自己在家中的绝对权威，要求其他人无条件顺从。他动辄打骂董竹君，侮辱董的双亲，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对几个女儿漠不关心。
有一次，董在怀孕期间因过度操劳，不愿意陪夏打牌，令他感觉自己权威受损，抱起一台自鸣钟砸向董。还有一次，董因与夏的卫兵多交谈了几句，引得夏大骂“我还没死，你就七搭八搭了”。凡此种种，令董深深的失望，丈夫已经不是当初约法三章时那个进步的革命英雄，不再爱她，也不尊重她，视她为奴隶，因她卖唱女出身而轻视她、侮辱她。
夏家成为了董竹君的又一个火坑，而最终决裂的导火索是女儿的教育问题。1929年，夏拒绝让几个女儿去上海上大学，认为女儿迟早嫁出去，是泼出去的水，上大学白花钱，甚至看到大女儿与一个进步男青年来往过密，大为恼火，责令大女儿自杀。
董竹君可以忍受自己受委屈，但在女儿的人生上绝不让步，双方争吵中，夏甚至拿出菜刀要杀了董。感受到生命威胁的董，携四个女儿和双亲留在上海，从此不再回四川。她和夏约定，分居五年，五年后如双方不达成和解，就正式离婚。从此，夏断绝了董和女儿们的生活费，以此胁迫董屈服。
从追求独立到陷入绝境
一个女人，为追求进步，脱离大富大贵之家，这在当时无人敢想，事件在国内引起了舆论轰动。董竹君也被誉为“中国的娜拉”，成为中国新女性的象征。
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鲁迅认为“不是回来，就是堕落”。可见鲁迅也想不到，独立的新女性如何生存下去。董竹君要在上海独自抚养四个未成年女儿和年迈的双亲，艰难可想而知。夏之时也奚落董，“你的下场，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带着四个女儿跳黄浦江，我用手掌心煎鱼给你吃”。重男轻女的夏对女儿毫无父女之情，只扣着小儿子不许董竹君带走。
脱离夏家后如何养活一家老小，她想到过去创办实业的经验，于是典当了过去积攒的珠宝首饰和亲友帮衬，创办了一个纱厂，并向海外华侨募资扩股。这是上海第一个由女子创办的纱厂。为了经营好纱厂，董夙兴夜寐、四处奔波，别人看她的眼光像看到怪物一样，他们没见过女人四处跑业务，认为女人抛头露面做实业是违背妇道。
辛苦了两年，纱厂刚有起色，突然飞来横祸。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第一次淞沪战争爆发，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打退了日军的侵略。但董的纱厂遭遇日军轰炸，化为灰烬，两年来辛劳和投资，顷刻付诸东流。
祸不单行的是，董竹君因平时学习共产主义，暗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被当局盯上了。1932年3月，巡捕在其家中搜出共产主义宣传册，把董关押进监狱。这一入狱，彻底断送了重建纱厂的机会。
这些遭遇让董竹君深刻感受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没有进步的政体作为支持，想安稳发展实业几乎是不可能的，女性的独立自主更是空中楼阁。国民党在早期，也曾喊出过平均地权、男女平等的口号，但很快为了寻求地主、财阀的支持，再不提这些口号。董自幼就愤然于“难道穷苦大众就没有翻身之日？”国民党这二十多年的执政，让董亲身体会到，劳苦大众的命运和清末时期一样绝望。所以，董更加确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出狱后，为躲避当局的迫害，她带女儿往外地避风头。这是董生活最艰辛的时期，过去的积蓄全部随纱厂而去，还欠下一堆债务，眼下没有工作，几个女儿都在上学，学费是一大笔开支，只得靠典当和借贷度日。房租几个月交不上，出入都遭受房东的白眼，董不断的搬迁，租更便宜的房子，几乎住到了荒郊野岭。
董的母亲因忧心过度而去世，治丧的钱都是靠朋友接济，后因董屡次还不上钱，朋友与其反目。父亲得病，向董诉说“只求再活5年”，希望女儿出钱帮其医治，董因为拿不出钱，不敢看父亲的脸，最终父亲病重逝世。日后，每念及这段过往，董竹君都失声痛哭。
董从小饱尝贫穷的屈辱，嫁入豪门后享人间富贵，最终为追求自由，再次深陷贫困。夏之时曾写信表示只要她肯屈服，他立刻出钱帮其摆脱困境，但董不肯回到那个火坑，并按照五年之约，在1934年毅然离婚。离婚时董竹君没有要夏之时一分钱的财产，这令夏大为触动，感念董的人格高贵，但依然不肯为女儿们付教育费和生活费。
今天的人们高唱女性主义，不用付出任何成本，还能博得流量和赞誉，然而董竹君为了坚持女性独立，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这代价令她承受不起，一度想自我了结。“死吧，我再也无力生活下去了”，在一天夜里，董竹君望向池塘喃喃自语，她已看不到一点希望。
然而，一想到自己死后，女儿们不得不回夏家那个火坑，夏之时必定得意于自己的“胜利”。想到自己死后，那些嘲讽女权进步思想的人的嘴脸，甚至想到他们将怎么骂她，“好好的督军夫人不当，偏要自讨苦吃，在外面蓬头赤脚，违背妇道。一个女人能有什么本事？”
董竹君自知作为“中国的娜拉”，她是中国新女性的一面旗帜，如果选择自杀，对中国女权运动是多么惨痛的打击！最终，董战胜了死亡的诱惑。
创办锦江川菜馆，一炮而红
1934年冬，转机来了。一位四川来的陌生人李嵩高找到董竹君，表示要给她2000元钱，助其做点生意，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素不相识的李嵩高为什么要帮董竹君？
原来，董竹君在四川时，为穷人打抱不平，兴办女子织袜厂、黄包车公司帮助女人、穷人改变命运，后来跟夏之时决然离婚，不要一分钱，这让董竹君在四川成为人人称道的传奇。李嵩高敬佩董的人格，此次特来拜访，却打听到董生活十分困难，便决定从自己携带的钱款中匀出2000元帮助董竹君。
一开始，董不敢接受，李不断进行劝说，“你是女中丈夫，直爽些”“钱是身外之物，要用到有意义的地方才算发挥价值”。最后接受了资助的董竹君，决定开一间川菜馆，名为“锦江川菜馆”。董竹君意识到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为此格外精心筹划，每一处细节都殚思竭虑。
1935年3月15日，锦江川菜馆开业，立即走红上海滩，前来就餐的人大排长龙。人们从未见过如此清雅宜人、干净整洁的中餐馆，也未吃过如此细腻可口、精致典雅的川菜。
当时，上海川菜馆的菜式简单粗糙，重辣、份量大，主要给中下阶层吃，不入上流社会的法眼。上海的“官场菜”是粤菜独占市场。董竹君在四川生活十年，深知川菜博大精深，既能做“官场菜”，也能做“大路菜”。她改良了川菜，注重色香味形的调和，轻辣，适合南北中外各色人等的口味。讲究刀法，注重摆盘，董竹君开创了用蔬菜拼成花鸟造型的做法，使顾客感到餐饮文化的美妙享受。这一创举至今被中国餐饮界沿袭。董将菜价分为六类，照顾不同类型的顾客，既适合官场宴请，也适合平民百姓，既高雅精致，又普适惠民。
当时上海中餐馆普遍装潢庸俗、环境嘈杂。锦江餐馆开风气之先，设计风格融合了中国、日本、西洋三者的优点，瓷砖铺地、霓虹招牌、水晶吊灯，店内有各类中西绘画、盆景、鲜花、雕塑乃至热带鱼缸等点缀，环境十分典雅。
店内的干净整洁是董极重视的。她将厨房搬到顶楼露台，避免店内烟熏火燎；首次在中国餐馆使用一次性筷子，并对餐具、毛巾等热水消毒，碗碟不得残留水迹和指纹；董专门设计多种清洁工具，用于店内各处随时清洁，给踏入店面的客人以干净整洁的第一印象，尤其厕所配备专人打扫，营业期间不得离开；服务员的衣履、头发、指甲等都有相应的卫生要求，行为举止要和蔼有礼貌，服务灵活周到。
这一套组合拳，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特别出奇，但在当时的上海滩，绝对是开风气之先，以一己之力带动了上海餐馆的“高质量发展”。各色人等争相前来排队就餐，董不得不在店内各处增加餐位，以至于店内无落脚之地，传菜、结账都要店内顾客从头顶上来回传递。
上海权势人物杜月笙是锦江川菜馆的常客，每次来都要大排长队，令其十分不满，责问“生意这么好，老板娘为什么不扩张？”在杜月笙出面下，帮助其从几十个餐位扩张到三百多个餐位，而杜的报酬是餐厅留一个专座给他，方便随时就餐。
很快，锦江川菜馆的名声远扬海外，在香港、台湾、巴黎、洛杉矶都出现了锦江的仿冒者。董竹君创业目标之一，就是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也能做出干净文明的餐厅，有源远流长的餐饮文化。
1936年，董竹君又创立了锦江茶室。创业的成功，令董竹君本就传奇的人生再添辉煌，一时间成为上海滩当红人物，许多政要、名流都向董抛出橄榄枝。对各派的拉拢，董始终装作对政治不懂，也不感兴趣。他们却不知董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秘密支持共产党活动，锦江茶室专门有房间供共产党、社会左翼人士秘密集会。
董还资助过开国上将宋时轮。宋时轮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被捕，关押数年后出狱，与党组织的联系断绝，身上无钱，寸步难行，后经狱友介绍找到董竹君帮助，董立即资助大笔路费。新中国成立后，宋时轮向董竹君激动的谈起这段往事，并赠给董一把缴获的日军指挥刀。
1937年，董竹君为支持女权事业，出资创办了《上海妇女》杂志，扩大女权运动的宣传普及，为广大妇女的权益发声呼吁。
资助董竹君创业的李嵩高，后来在日本买军火，被人骗走了款项，不敢回国，董竹君迅速还上了2000元，还按月汇款，接济李一年多，李感慨“想不到反而是你帮助我更大”。后续李被蒋介石枪毙，董竹君大为哀痛，多次向儿女们讲述李嵩高的义举，盼儿女们永志莫忘。
九死一生
董竹君在绝境中翻盘、创业成功的经历，在今天的人看来，简直就是爽文故事。但在那个时代，在董竹君身上，个人的成功远远算不上“爽”，董从未将财富用于个人消费，她一生从未买房，一直租房度日，也不买奢侈品，家里几无值钱之物，所赚的钱除了用于子女教育，就是革命事业、女权事业。
而且锦江川菜馆创业成功后，董竹君的生活绝不是从此一帆风顺，反而是在千难万险之中保全自己性命和事业。在波诡云谲的上海滩，董竹君需要万分谨慎周旋在各派势力之间，不能得罪任何权势人物，更不能暴露其共产党的底色。租界公董局一位董事纠缠董竹君，想讨董做小老婆，董巧妙回绝。还有厨师长的贪污，董暗中做好充足准备，在不影响经营的情况，以雷霆之势将厨师长和他的手下们连根拔除。
董竹君创业仅两年后，日本再次进攻上海，一枚炸弹与锦江餐馆擦身而过，董被震倒在地，餐厅里碗碟垮塌一片，墙壁大片塌下来，差一点连人带店全没了。随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进入孤岛时期，各派暗杀活动频繁。董竹君拒绝汉奸伪政权的拉拢，汉奸便派人刺杀。
躲过一次刺杀后，董不敢再待在上海，以看望菲律宾留学的女儿为由，去菲律宾避难。怎料刚到菲律宾，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随后进攻菲律宾，董只好带着女儿们四处逃难，多次躲过日军挨家挨户的搜查和枪杀。
直到4年后，董才乘难民船辗转半个太平洋回国，期间船上爆发瘟疫，许多人得不到医治而亡，被扔进海里。董因日本留学的经历会讲日语，被日本船医高看一眼，给予药物医治，才免遭葬身鱼腹的命运。
回国后，董发现两家店几乎被留守的经理人贪污成空壳。经理人以为董在菲律宾必不能幸存，于是胡作非为起来。众多锦江老员工感念董的恩情，相信董老板一定能回国，拼力维持经营，才勉强撑到董竹君归来。经过董的大力整顿，两家店慢慢恢复了元气。
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滥发法币，物价一个月上涨几十倍，当局下令禁止店铺囤货、囤金银美钞，违者枪毙。董竹君判断，在物价完全失控的情况下，不偷偷囤积物资，锦江可能会迅速倒闭，于是冒死偷偷囤积了一年的物资。就这样，挺过了倒闭危机。
这样危机不断，连人带事业一次次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故事，跟爽文完全不沾边。直到新中国成立，董竹君才得到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
1951年，董将锦江两家店无偿上交国家，国家拨款在两店基础上组建了“锦江饭店”，用于重要接待活动，董竹君任锦江饭店首任董事长。1953年，因当时的政策导向，董竹君被淡出了锦江的日常管理，董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政协（董在建国后连任了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为国家提出不少建议。
例如，1953年董就向领导人当面提出，我国要大力发展旅游事业，“日本、瑞士每年的旅游收入，占国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我国天然的风景众多，稍加修整便可开展旅游，这是一本万利的事业”。领导人很赞同，但因刚解放，时机不成熟，暂未实行。
文革期间，董竹君含冤入狱，度过了五年牢狱生活，她对比了此前住过的国民党的监狱和新中国的监狱，感慨“到底是解放了，监狱比之前干净多了”。
改革开放后，锦江迎来了新的历史契机，合并了上海多家老牌酒店，还开展了主题乐园、旅游交通、食品加工、金融投资等多元化的业务，成为中国文旅领域的领军企业。后续又抓住连锁酒店大发展的契机，取得跨越式成长，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旅游酒店企业集团——这也是任百尊等一代又一代锦江人在董竹君事业基础上接力奋斗的结果。
这便是中国女性先锋、传奇女企业家董竹君的往事，和中国文旅领军企业锦江国际集团诞生的故事。
作者｜王薪宇
设计 | Joe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