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淞沪会战战场上的黄维率部拼死抗争，死守阵地一周。手下的三个团长一死两重伤，师部除了一个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着家伙上了战场。
战后整编，所剩官兵不足一个团，黄维因此一战成名，蒋介石亲自接见他。
十余年后，黄维在宿县双集堆被俘，没想到再次恢复自由已是27年之后。
从被俘的第一天起，黄维就表现出不合作、不配合的态度，当时解放军领导让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给被围困的杜聿明写劝降信，别人都配合签名，只有黄维拒不签名。
黄维放言：“只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为民族利益，我会战斗到一兵一卒……”
不管管教说什么，黄维都不会听，这样强硬的脾气，注定对黄维的改造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黄维和杜聿明等被关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刚转移到功德林时，黄维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想法，觉得共产党所做的都是面子功夫，自己应该很快就会被杀。
没想到，除了一天三顿饭有人送来，没有任何人来打扰他，有一定的自由，还能读书看报，有点心情苦闷，生活还挺安逸。
有同期战犯回忆说，黄维在管理所走路始终挺直腰杆，一直保持将军风范，甚至一直留着胡子，自称“国民党时期的胡子不能在共产党这边剃掉。”
当时，监狱要求每个人读特定的书，结合自己的罪行写读后感，杜聿明读完《论持久战》，写了万余字的感想，还主动要求寄给蒋介石。
黄维拒绝任何形式的悔过，管教人员苦口婆心劝他，气急了也会说他“你不觉得自己有错吗？”
“我有什么错！我的错就是打了败仗！我对不起跟着我出来的十几万兄弟！”
黄维的嗓子比别人还响，在他心目中，“一臣不事二主”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既然跟着国民党走，那就无论怎样也要坚持到底。
黄维不服改造，一直是功德林的“刺头”。第一批战犯特赦前，他的名字本来已经上了名单，后来管教人员觉得他还没有改造好，又被划掉。
当时，黄维身患五种结核病，一度卧床不起，战犯管理所将他送到医院，甚至惊动了周总理。
给黄维治病的药，需要特批外汇进口，战犯管理所不计代价，辗转从国外买来进口药给他治病。
经过四年的精心治疗，黄维终于恢复健康，他仍认为管理所给他治病是为了要“口供”，但也不再跟管理人员硬刚，保持沉默。
1975年，黄维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被释放，写了一封感谢信给党中央领导，后被转发至全国县团级以上干部阅读。
在战犯管理所待了27年，出狱时黄维已71岁，古稀之年的他想要回到家乡养老，中央批示他留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对他特别照顾。
台湾那边得知黄维的消息，特意许诺要补发他27年中将薪水，这对当时的黄维来说，是一笔巨款。
黄维拒绝了，内心已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蒋介石也对他有“知遇之恩”，他说：“我不能接受这个补薪，不想对不起任何一方。”
黄维晚年一直致力于两岸关系修复，也致力于让大家看到抗战中，国民党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1989年，黄维本已做好准备去台湾拜谒老朋友。那几年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经常风尘仆仆奔赴香港和老朋友会面，希望两岸和解，为统一奔走。
临出行前，黄维突发心肌梗塞去世，终年85岁，成为他最后的遗憾。
黄维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人耿直，尊重感情，个性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