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接手了杨松发故意杀人罪的申诉案，是我代理的故意伤害罪判无罪的张桂振介绍的。而张桂振则是我另一个无罪案件当事人吕同元介绍的。我都以极低的律师费帮他们平冤成功，所以他们介绍更冤的人，算是投桃报李吧。当然，关了近二十年的杨松发最后也被改判无罪了，是2020年全国十大无罪案例。我没有参与其国家赔偿的代理，据说是赔了好几百万，只是杨松发无罪释放后，我都没有再见到过他。
几百万的赔偿，能弥补失去的二十年吗？他被抓时，孩子才上小学，无罪释放时孩子都已经二十几岁，整个成长过程父亲都是缺失的，他是跟着奶奶长大的。所以，我并没有在意这个案件没有收到律师费，也没有想过从国家赔偿里去拿一分钱，因为我感觉这些钱根本补偿不了他所失去的。甚至，这点钱在如今这个时代，都不一定够付他所在城市一套房的首付。所以，我只笑纳了他老母亲寄来的一面锦旗。
杨松发案，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再审，死缓改判无罪
2019年， 天津武清的 唐其文涉嫌合同诈骗案，没想一打就是四年多，他于2024年6月1日一审被判无罪，检察院没有抗诉。澎湃新闻对此有报道。2020年，我代理了广东佛山的杨刚涉嫌寻衅滋事案，也历时四年，二审发回重审后，杨刚于今年8月被判无罪，《经济观察报 》也报道了。但迥异的是，唐其文提出了大约2亿元人民币的赔偿，而杨刚则只想申请1元钱的赔偿。
2024年9月5日，我与赵德芳律师驱车前往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检察院，应邀就唐其文申请的国家赔偿之事与检察官协商。赔偿请求中，人身自由赔偿金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计算依据也比较明确，大约每天460多块钱，乘以他失去自由的1580天，也就是73万多。其实这个补偿标准是在逐年提高的，所以在两年之内稍晚一点申请赔偿其实更有利于当事人。
唐其文案，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一审判无罪
但精神损害抚慰金怎么算？无罪羁押六个月以上，属于法律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是前述人身自由赔偿金总额的50%以下，只有后果特别严重的才在50%以上酌定。比如吉林金哲红、江西张玉环好像都是75%，这样的标准其实是偏低的。失去自由的精神损害，岂是这点钱能衡量的呢？国外动辄几千万的天价绝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唐其文的国家赔偿申请中，他还提出了作为民营企业家，因为错误被羁押，自己正在推进的项目搁浅，直接经济利益损失近2亿，而且被羁押期间，自己父亲去世也不能奔丧，造成人生莫大遗憾。由于公诉人没有秉持客观公正原则，他也额外提出，要求停发公诉人工资。不过，这样的请求，不见得能获得支持。据接待我们的检察院工作人员透露，该案原公诉人已被调岗。
唐其文去年获得无罪后，就主动提出来，获得的国家赔偿不论多少，都捐出来，成立一个洗冤基金，为那些蒙冤而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的人提供援助。他说，自己淋过雨，就想为他人撑伞。我觉得，这堪称人间大爱。我们虽然也为很多蒙冤的穷人提供过援助式的辩护，但如果真有洗冤基金作为后备，可以团结更多的律师，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杨刚获得无罪判决后，尚未提出国家赔偿请求。他听某位记者建议，说想申请一元赔偿，羞辱办案人员。我及时劝止了他。因为所谓的一元赔偿，是有些小额的民事侵权案中难以估算赔偿金额时提出来的一种概念，并不适用于身心遭受重大损害的刑事案件。刑事案件的国家赔偿都是能提多高就多高，所以以前经常听闻数千万的赔偿申请，目的就是警示。若你不在乎钱，完全可以捐给洗冤基金，但也别便宜了办错案的机关。
杨刚案，广东佛山南海区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一审判无罪
当然，再多的钱其实都弥补不了失去自由的日子，甚至都补偿不了自己遭受的直接损失，也没有人能通过国家赔偿去发家致富。但国家赔偿义务的存在，以及错案追究本身，就是在警示那些肆无忌惮、玩忽职守、草菅人命、枉法裁判的人，任何人都应当守法，哪怕你手握公权力。不要以为这是职务行为，纳税人会为你的错误买单，系统内部还有追责呢，真追究起来，其实谁也承受不了。
敬畏法律，善待生命，应该刻在每一个执法、司法人员的心中。这些天，见过警察、检察官、法官实名举报的，也见识了政法委书记、监委主任网上喊冤的，他们揭开的，或许是他们曾习以为常的权力滥用，他们期盼的，可能也是很多普通老百姓孜孜以求的公平公正。法治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宏大叙事背后的细节里，如我在诉，换位思考，谁都有可能成为程序不公、冤假错案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