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一线工作时,钱学森便对夫人蒋英许下诺言,等退休后带她去各地游玩。

1981年,80岁的钱学森终于从一线的工作岗位退了下来,但此后他却从未离开过北京。原因是去了外地,免不了地方接待,钱老一怕打扰人家,二怕大吃大喝,为了避免此类事情,他干脆想了个十全十美的办法,那就是“哪儿也不去”。

没有兑现承诺,夫人蒋英不但没有埋怨他,反而还很支持。

钱学森夫人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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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钱老和夫人便栖居于航天大院内。春秋两季,大院内的梧桐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美丽,夫妻两人便喜欢在树下散步、聊天。

他们家有个不大的后院,蒋英种上了各种绚丽的花草。钱老就喜欢坐在阁楼上,一边看她打理花草,一边思索着什么。

说是退休了,可钱学森并没有真正地退休,他仍然继续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接下来的20余年,他把主要精力全投入到钻研沙、草产业中去了。

钱学森的名声,众所周知是“两弹一星”元勋,而他沙草产业理论的缔造者身份,却鲜为人知。

上世纪60年代,钱学森正在内蒙古的航天基地研发火箭和导弹,额济纳旗的茫茫戈壁滩几乎印满了他的足迹。除此之外,他还去过甘肃的酒泉,到过新疆的库尔勒等地,他领略了戈壁沙漠的恶劣条件,感受到了边疆人民的艰辛生活,从那时起,钱老的心中又多了一个梦,将边疆沙漠变成绿洲。

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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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外出考察,钱学森都给自己多下一项任务,那就是附带考察整个戈壁滩。经过一段时间后,钱学森惊喜地发现,戈壁荒漠并不是人们形容的那样,是寸草不生的死亡之海,因为那里还生长着沙棘、甘草等植物和花骆驼、藏羚羊等野生动物。

这些植物不但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还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而野生动物又给戈壁注入了生命的活力。这在钱老眼里,根本就算不上不毛之地,他反而认为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来经营管理。

1984年,钱学森首次在国内提出“沙产业”概念。随后,他便以书信的方式与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论治沙、种草,这些信件足足有47封,被传唱成了故事,广为人知。

信中,钱学森肯定了戈壁沙漠所富含的潜力。他建议将现代化技术搬进戈壁滩,融入“草产业”,以草治沙,同时让农业多样性。

在钱老的指引下,沙枊成了沙产业的优选代表,它耐旱,成活率高,属灌木科,三五年便可成林。

钱学森在科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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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21日,关于沙柳可以产业化的报告出台。在钱学森的理论指导下,内蒙古各地开始遍种沙枊,实现了林沙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几年下来,光是鄂尔多斯地区就已经形成了多个沙生植物链,全国各地,只要一说沙棘、甘草、肉苁蓉等,都知道产于内蒙古。

2008年,光鄂尔多斯市累计转移农牧民就高达40万人,流入黄河的泥沙减少了3亿吨,沙产业产值高达11.3亿元。

曾经的沙区,人们认为是地球的癌症。如今,戈壁沙漠全新的生态环境,实现了人类和大自然的和谐,那一定是钱学森沙产业、草产业理论的结晶和实践的结果。

钱老说:“自己岁数大了,不能冲锋陷阵了,但自己的这些东西别人都可以运用。”

钱学森就是用这种无私的奉献,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发展。

散步中的钱学森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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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90岁了,钱学森静心思考的地方从家里的阁楼搬到了卧室里,夫人蒋英摆弄花草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呆在屋里静静地看书。他的床榻上架着一张小小的桌子,专门为阅读定做的。

桌上除了书,还摆着一个电子表,时间,是钱学森最宝贝的东西,是他恪守一生的习惯。

每天早晨六点半,钱学森会准时收听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到了下午三点,他就开始看报、剪报。吃完晚饭,他把时间留给了《新闻联播》,不是看,而是听收音机里的(钱老从来不看电视),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事。其中,看报纸是钱老最忙的时候,因为他有八种报纸是一定要看的,读到喜欢的文章,他还会剪下来粘贴到本子上收藏。

对于钱老的这种阅读习惯,无论是儿子钱永刚,还是照顾他的人,每天在收到八份报纸后,都会提前给他摆好。即便进入了互联网时代,钱老也不碰电脑,还是每天亲自做剪报,这样的习惯,他一坚持就是10多年。

钱老的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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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九旬,钱学森依然坚持每天看报,但是对于剪报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体力已经太有限了。即便是这样,他也请照顾他的人代劳。然而,换一个人做剪报,摸不清老爷子的要求,不是贴歪了,就是文章名称没有剪完整,对此,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接过了这个活儿。

他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正,怎么剪,怎么贴,直到满足了钱老的要求和规范。

钱老一生收藏的剪报足足有24500多份,他按照不同的内容,装进一个个牛皮纸袋,并标出主题,总共装了629袋。

这种体现到细枝末节的作风正是钱学森的严谨,正如他的手记,每一个字里行间都像印刷出来的一样。仔细的人更能看出,在国外呆了20年的他,从来不在报告中用英语,还有那些“请酌、当否”的字眼,更彰显出这位学术泰斗的谦逊亲和。

静养在家的钱学森就这样,一直通过看报纸和听广播来关心国家的发展。

钱老在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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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越来越大,钱学森的耳朵也越来越背,对频率高的声音,他几乎听不见了。就比如收音机里的女播音员,声音要尖一些,钱老听起来就很费劲,只有低沉一点的男播音,他还能听清楚。钱永刚说:“妈妈的嗓门儿大,父亲听着就很费劲。”

2008年底,钱学森已经97岁了。

有一天,钱永刚照样在那个每天雷打不动的点去看望父亲,钱学森突然跟他提了一嘴:“支个电视行不行?要多少钱?贵不贵啊?”

听到这个问话,钱永刚愣住了。

父亲一辈子都不看电视,自己也从未想到给他买一个电视,如今他主动提出来,钱永刚的内心反而一阵酸楚。他温和地对父亲说道:“爸,这本该孝敬您的!买汽车,钱可能紧一点,但买个电视的钱还是有的。”

第二天,钱永刚就在父亲的卧室里支了个电视,他将声音调得小一些,这样有些内容父亲就能听见。但一般情况下,钱老都是坐起来看,他眼睛好,喜欢看新闻,看体育比赛。

钱老和夫人蒋英恩爱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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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最后岁月,钱老一如既往地靠着报纸、电视来了解外界的一切,他每天必须保证要有一定的信息输入。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钱学森对中国文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贡献,不但保障了文明生存御强敌于国门之外,而且赓续了民族的长远发展,更探索了人民的新生前途命运。

从1955年到2009年,钱学森初心未改,他将有限的一生全部投入到祖国强盛的愿景中,其风骨让世人敬佩。

钱老曾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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