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季羡林先生对记者说：“我不是搞中国文化的，更不是搞哲学的。毛主席最推重任继愈。说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你们最好去找任先生。说我是国学大师，是外行话。”
季先生说的没错，主席确实非常看重任继愈先生，并评价他说“凤毛麟角，人才难得”。作为一个学者，得到主席如此高评价的少之又少。如去向大家介绍一下吧。
任继愈，字又之，1916年4月15日，出生于山东平原，是任继周（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草业科学奠基人）的二哥。任继愈先生师从汤用彤、贺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并曾任国家图书馆馆长。
"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他取的，意思是"继承韩愈"。老师当时希望他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估计老师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弟子，在哲学、史学、国学、佛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1959年10月14日凌晨2点半(习惯说是13日深夜)，毛主席派车把任先生接到中南海。任继愈曾这样回忆：“毛主席把我找去，我战战兢兢的，以为出什么问题了，能惊动主席。没想到，见面第一句话，主席说，你的书我都看过，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在这次谈话中，主席首先提及任先生写的几篇研究佛教的文章，并称赞说梁启超没有讲清的问题、任先生讲清楚了。主席还指出“研究宗教非外行不行，宗教徒搞不清楚”，“因为他们对它有了迷信”。
事实上，不“迷信”而研究宗教的，不仅在国外、在国内，在任先生之前也已有了许多先例。任先生的导师汤用彤先生，就是“不迷信”而研究佛教且取得了卓越成就的。
主席说的不迷信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的表述，信仰者听来也许不舒服，但从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对社会的贡献看，无神论者的研究不能被替代、也无法被替代。
交谈时，主席还问北京大学有没有人研究道教和福音书。任先生回答说没有。主席说北大500多人的哲学系怎能没人研究宗教呢？
他们还谈到了中国的哲学问题。主席赞成任先生对孔子的评价，认为孔子是重要的思想家、政治上是保守派；但主席不赞成先生说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并背诵了《老子》中“道常无名”以及“视之不见"等，说明老子是唯心主义者。
任先生对于这次谈话的印象极深，他后来说没想到，作为政治领袖，主席在哲学、宗教方面书读过很多，而且真看透了，记忆也很准确，谈话中准确引经据典、加强对观点的支持。
事实上，如去发现，任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的很多看法都和主席有着共识，比如农民问题。任继愈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到：“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1963年冬天，周总理访问亚非十四国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包括以美国、苏联为对象的14个研究所。主席在这个报告上有这样一段批示：
- 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
《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
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
1964年，任先生奉毛主席和周总理之命，筹建我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中国无神论学会初创于1978年底。选举了两位理事长。一位是任继愈先生，一位是牙含章先生。第二年，又成立了“中国宗教学学会”，任继愈先生任会长。这两个学会，都挂靠在世界宗教研究所。
任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在1978年时，提出的“儒教是宗教”。这个观点一经提出，引起了中国哲学史界持续20年的学术纷争。任先生认为：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儒教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政教合一、政教一体。在中国，如果没有儒教，就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的。
2009年7月11日，任继愈在北京医院病逝。此去经年，如去给大师叩安，愿大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