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卫·格拉夫
东晋南朝的改朝换代很纷乱，本文脉络清晰的叙述了一遍，并且分析了东晋南朝军事制度与改朝换代的关系，读着会很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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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府兵打破朝局平衡
南朝练出的第一强兵（至少在战斗力方面），当数所谓“北府兵”。
376年，执掌东晋朝政的权臣谢安任用亲族谢玄统领长江以北之军，并授予谢玄招募兵马、组建新军之权。
谢玄以大量的北方流民家族为招兵重点。这些流民家族沿长江两岸聚居在离都城建康不远的京口、广陵和晋陵等地。
谢玄的招兵工作似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到383年苻坚南下时，北府兵共八万人，为击败北方侵略者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府军打赢了众寡悬殊的淝水之战
北府兵始终是东晋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5世纪初东晋内战和镇压孙恩、卢循起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便是将自己掌握的北府兵指挥权作为获取权力的跳板。
然而，到450年刘宋大举征伐北魏时，这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已基本从南朝的军队中消失。
一种解释是，北府兵在5世纪初的战事中损失惨重，无法重建。尤其应考虑到，北府兵最初从流民中招募，而流民人口已再无北方来的新流民可补充。
关于北府兵，还有其他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北府兵是否为自愿应募，历史学家们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若是自愿应募，则证明募兵比从兵户中征发的士兵更具优势，这就为后来南朝的新军事体制指明了道路。
这些兵士本身是否被划为世代从军，是在被北府兵招募之前还是之后，历史学家们同样众说纷纭。创建这支强大的军队，容易程度和速度之快也令人费解。
特别要考虑到东晋朝廷初立于建康之时，力图创建强大可靠的军队，却遭遇无法逾越的障碍。
4世纪70年代末，苻坚的帝国和野心所带来的威胁，使得聚居在京口附近的北方流民首领选择与东晋朝廷合作。二者的合作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同样，到4世纪70年代，侨置县、郡和州的体制架构已被建立起来，以适应在东晋职官体制中任职的北人。正如我们所见，流民帅被任命为县令和郡守。
与此同时，由于民政管理机构兼作军府（“北府”即侨置南徐州军府之别称，设在长江畔的京口），这些流民帅也被纳入正式的军事体制。
流民帅都有自己世代相袭的家兵部曲。换言之，到4世纪70年代，与东晋朝廷（本处实指谢氏一族）关系密切的流民帅，已经有办法通过招募中层将吏来迅速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这些中层将吏可能会带着自己的下属。
4世纪中叶汉水一带也出现了非常相似的过程，但直接受益者不是建康的东晋朝廷，而是荆州刺史桓温和他的继承人。
385年谢安去世，晋孝武帝司马曜（373—396年在位）之弟、晋安帝司马德宗（397—418年在位）之叔司马道子成为晋室的实权人物。
与刁协及前代诸多人物一样，司马道子与儿子司马元显试图控制各州刺史，强化中央权力和权威。
然而，随着建康政坛的变动，北府兵不再是力主中央集权者所能依赖的可靠力量。反之，北府兵开始形成致命的威胁。
按照东晋惯例，刺史兼任都督，这些刺史一般被授予相邻数州的军政大权。要做到有效用兵和协同作战，抵御北方对汉水—江淮一带边地的威胁，这一做法自能充分满足需求。但与此同时，这一做法也让东晋朝廷听命于各州刺史。
当然，如果刺史是朝中权臣的亲族和政治上可信的同党，就像谢安、谢玄时代那样，则不成问题。到4世纪末，朝中与军中却再无这种联系。
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掌握于桓玄之手。桓玄之父桓温乃势力强大的北方流民帅，于345年授荆州刺史。桓温为东晋收复了四川，并两度率大军北伐。
桓温的军事实力以汉水流域广大的北方流民侨居地为基础，实际上这里也是南朝少数适合养马的地方之一。桓温将这里传给儿子桓玄。
至于长江下游，军事力量主要掌握于王恭之手。王恭出身显贵，是晋孝武帝皇后的兄长。身为兖、青二州刺史，王恭驻节京口，对北府兵有直接的指挥权。
王恭与司马道子专擅的建康朝廷之间关系紧张，这促使王恭于397年一展军威，逼迫司马道子处死自己的两名党羽。
后来司马道子再度施展政治韬略对付王恭，王恭遂于398年七月进兵都城建康。这一次，司马道子及其党羽靠收买刘牢之得救。刘牢之是北府兵最重要的将领，他的叛变导致王恭旋即兵败身死。
希冀加强朝廷对抗各州刺史的权力，并摆脱对北府兵的依赖，399年司马元显下令征募私人奴婢和从事农耕的宾客，在都城组建军队。
这一做法既激怒了奴婢宾客，也引起了南方豪族的不满。南方豪族强烈反对政府将奴婢宾客从自己手中征走。这成了当年秋天杭州湾南岸爆发孙恩起义的一个原因。
孙恩是大地主，出身北方世家大族，但他与南方本土精英有一个共同点：同属天师道信徒。
孙恩起义很快蔓延至杭州湾和太湖周围八郡，聚集信众十余万。东晋朝廷派刘牢之率北府兵镇压义军，双方随后展开了一系列的拉锯战。402年春，孙恩最终惨败于官军之手，随后自杀。
这场战事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孙恩多用船只，其军队在水上机动行动，还有以浙江沿海岛屿为根据地。
一位名叫刘裕的将领在镇压起义中崭露头角，此人是刘牢之重要的副将。孙恩的妹夫卢循率义军残部南下广州，于405年接受东晋朝廷招抚，得授刺史。
402年初，司马元显和刘牢之准备出兵征讨桓玄。桓玄趁东晋朝廷因孙恩起义而无暇他顾之机，控制了长江中上游全部地区（包括今湖南、湖北、四川和江西）。
桓玄先下手为强，于402年二月从江陵沿长江而下直取寻阳。此时刘牢之选择叛投桓玄一方，率北府兵为桓玄效力。桓玄得此强助，轻而易举攻陷建康。
桓玄入京，不仅诛杀司马元显，还削夺了刘牢之的兵权，逼迫刘牢之自杀。
403年底，桓玄自立为帝，建国号“楚”。北府兵旧部对此拒不接受。404年二月，刘牢之从前的副将刘裕起兵京口，进军建康。
刘裕得到了北府兵将吏的大力支持。桓玄逃回自己的老巢江陵，重新举兵，率更多兵力再度沿长江而下。
404年五月十七日，双方在今湖北鄂城附近的峥嵘洲进行决战。双方以内河水军交锋，刘裕的前方主帅、北府兵将领刘毅利用自己处于上风的位置，纵火焚毁桓玄大批战船。桓玄大军溃败，桓玄本人在试图逃往四川时很快被同党所杀。
晋安帝重登皇位，然而从这时起刘裕才是真正的东晋朝廷之主。
刘裕后来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北伐上。不过，在权力得到巩固之前，刘裕不得不两次征战南方。
410年，广州刺史、前义军首领卢循趁刘裕率军北伐之机，出兵建康。刘裕匆忙从北方回师，大败卢循。卢循被追至今越南北部，最终败死。
此时，刘裕的前同僚刘毅又在长江中游从前桓玄的势力基础之上擅权自专。412年，刘裕进兵江陵，攻灭刘毅。
直到420年，即晋安帝死后不久，将领刘裕才最终成为刘宋开国皇帝。
南朝换代的军事路径
为了将帝国更牢固地凝聚在一起，并防止出现像东晋末年那样让国家四分五裂的数载内乱，刘宋开国之君刘裕制定方略，任用刘氏亲族为刺史都督。比如刘裕派自己的两个儿子出镇长江上游要地荆州和江州。
这一安排起初运作良好。刘宋第二位皇帝宋文帝在位三十年，这一时期是南朝历史上罕见的和平时期。
453年，宋文帝遭太子刘劭弑杀，由此引发了内乱。刘劭之弟刘骏一直在湖北大别山伐蛮，遂进兵都城建康，击败并诛杀了篡位者，自己登上皇位。
后来，刘骏欲将一位势力强大的叔父从其势力根深蒂固的荆州刺史任上调离，结果引发了新一轮的内斗，最终这位叔父败死。
刘骏在位十年，又设法诛灭了几个兄弟。为使余下的诸王刺史乖乖就范，刘骏创立“典签”之制，派下级官员为诸王僚属，实为替皇帝监视诸王。但若无中央的有力支持，这一制度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实施。
465年刘骏去世，引发了更多的自相残杀。这场“叔侄之战”让人想起了西晋的八王之乱。内斗双方皆有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最终的获胜者宋明帝手中一度仅能牢牢控制一郡。
472年，宋明帝驾崩。不出所料，内乱再起。宋明帝最后一个在世的兄弟时任江州刺史，他举兵谋叛，杀向都城。禁军将领萧道成保得建康城和幼帝不失。
477—478年，萧道成激战长江中游，除掉了荆州刺史沈攸之。479年，萧道成称帝。
萧道成建立的齐朝，在南朝之中寿命最短，仅仅存在了二十二年。若论江山稳固，南齐比之前朝并无改善。
萧道成及其继任者（萧道成死于483年）循刘宋先例，以宗室诸王出镇各州，同时派典签控制诸王。该制度最终并不比刘宋时得到更有效的实施。
498年，软弱多疑、毫无阅历的萧宝卷即位，引发了一连串的阴谋、镇压和诛戮，很快导致各地州郡长官起兵造反。
其中有一人名叫萧衍，是萧宝卷的族叔，时任雍州刺史，驻节汉水之上的襄阳。萧衍在自己的地盘上募集步兵三万、骑兵五千，于500年底举兵讨伐萧宝卷。
能与萧衍为敌的各路军队，大多毫无士气可言，这对萧衍一路攻伐大有裨益。
荆州军队杀死主将，投入萧衍麾下。江州刺史未经一战即降。主将临阵脱逃，姑孰城也兵不血刃即告陷落。501年十二月，心怀不满的部下杀死了萧宝卷，打开城门将萧衍迎入建康。
502年，萧衍建国号“梁”。梁朝存续五十五载，开国皇帝萧衍（即梁武帝）便在位四十八年。
梁武帝曾三次“舍身”同泰寺“为奴”，要大臣们用帑藏之巨资为自己赎身。尽管有如此之特质，梁武帝在位时期却可能是南朝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段国泰民安时期。
萧衍打造了南朝五十年盛世
548年，早年从北朝投奔南梁的边将侯景作乱，结束了这一黄金时代。侯景攻陷建康，于551年自立为帝。但南方本地精英激烈反抗，侯景根本无法实行统治。
侯景败死，前梁将领陈霸先重新统一南方，于557年建立陈朝。
陈霸先及其继任者统治的南朝政权，疆域大为缩水（四川、汉水流域和淮河以北全境俱已沦入北朝之手），直至589年该政权亡于北方的隋朝。
东晋南朝军争之本质
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南朝历代之兴亡都是用兵征战的结果。除此之外，从这段历史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数套模式。
其一，所谓南朝内乱，基本无一例外都是雄踞建康周边、长江下游权力中心的掌权者，与雄踞长江中游重镇（如长江上的荆州、江州或汉水上的襄阳）的挑战者之间展开对抗。
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皆成功地将权力从建康延伸到上游。至于那些沿长江而下者，王敦和桓玄皆功亏一篑，未能控制都城建康；后来梁朝开国皇帝萧衍却成功了。
南朝分为两半，每一半都拥有资源丰富的根据地和大量的北方流民充当兵源，但每一半都无法长期稳定地统治另一半。
在两个部分之间，长江充当了用兵征伐的交通要道，为所有这些争权夺利者的行动提供了便利和渠道。军队和补给通过水路行进，诸多最具决定性的战役是在水上而不是陆地上进行。桓玄即惨败于大规模水战，410年义军领袖卢循亦是如此。
其二，出身下品浊官的将领逐步攀上了建康的权力顶峰。
宋、齐、陈的开国皇帝，都是出身相对寒微的庶族武人。一朝君临天下，他们往往会重用跟自己一类的人掌握朝廷中枢机要。与东晋相比，这一变化颇为重大。
东晋时，最为显赫、最有权势的世家大族子弟不仅垄断了朝廷的高官要职，而且还出镇为都督刺史，掌握军队。此种实例包括自据长江中游的王敦、后来的桓温及其子桓玄，以及先由谢玄统率、后归王恭指挥的北府兵。
然而与此同时，东晋的高门士族毫无尚武之风。大将如桓温，用兵作战，号令部下，却不惯于亲临阵前。诚然，桓温可以用自己的“雄情爽气”和“其状磊落”的仪表打动其他士族，但这只是言谈容止而已。桓温本人似乎从未亲自上阵拼杀。
桓温虽然雄壮
但也不亲自上阵冲杀
还应该指出的是，桓、谢族人带兵打仗并非士族的典型例子，也没有获得全体士族的敬仰。在东晋一些最“高门”的才学无双、风雅绝世者看来，桓温无非新贵，只是一介武人。
在这些士族圈子里，人们不仅看重门第阀阅和高官要职，还看重家学渊源，而桓温本人则以“行儒家仁政、博闻强记、善清谈的表现”对这些理想标准中的最后一个表示了充分的敬意。
本文节选自新书《中国中古时期的战争》，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总体上是将迄今为止魏晋南北朝隋唐军事史方面的学术成就进行综合论述，没有太多独到的创见，但正如勒内·格鲁塞的巨著《草原帝国》一样，对已有学术成果的全面综合是能够开出新思路的，其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创举，所以这本书相当不错，对这个历史时段有兴趣的朋友不可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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