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梦公（文化界朋友对刘梦溪先生的尊称）有十多年了，他所住在的奥林匹克小区成了我经常“朝拜”的地方。梦公有一个大而逼仄的书房：说大，是空间确实很大——错层的两间房；说小，是高半层的房间，一面墙壁全是书，一张书桌上是电脑，桌上、地上也堆满了书——那是梦公的工作间，与起居会客间错层相连，但被从地上起堆了小半人高的书墙隔开了。在起居会客间，就是一张会客桌，桌子与窗户之间是梦公的椅子，另一边是两张会客椅子，除此之外，桌上、地上同样堆上了书。
梦公坐的椅子旁，也码了几堆近乎一人高的书，让我常想到“著作等身”这等俗话。他身后的窗台上放着葫芦、南瓜等物件或瓜果，那些鲜明的色调，使这个肃穆的文化空间，多了一分灵动鲜活。书房四壁还挂了一些名家字画，赵朴老题的“汲古得修绠，开源引万流”尤为醒目，梦公的“无梦斋”反而隐入众山丛中。
我去梦公那里总是工作上的俗事居多，但这些事也让我学到不少东西。比如梦公对书的装帧设计非常有想法，对学术研讨会的规模、会场布置、请柬的文字，甚至请柬和桌布的色彩都有自己的标准。以至于先生有一次感慨起来，说梦公的“空间感”很强，没想到梦公非常高兴，一再点赞，说是一般人没有发现他这一特点，还向王鲁湘等人说余世存看出来他有空间感。
我与先生结合的事，也是在认识梦公之后。得知消息他大为感慨，正事抛开一边，就说起自己对余世存的看法——“这个人，还不认识，但不简单，不少人向我他推荐过；也读过这个人的文章，里面有东西淤着，还没有打开。但生活稳定下来，应该可以期待。”随后我带着先生拜访了梦公，一再感受到老辈文化人对后辈的关爱和提携。
梦公有梦。他是祖芬老师眼中的“读书种子”。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上流行“文化热”，以移介西方现代经典为主，梦公却一头扎进现代中国学术研究之中。他在几年时间内，将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等先生的著作书一字一字地读过。祖芬老师说梦公读书不分场合，在公交车上都能沉浸其中。梦公的文字都有鲜明的特色，陈越光先生说他的语言是“亦新亦旧，有文有白”。可以说梦公的学问，是从专业走向综合，从学统走向文化道统的传承。
除了读书做学问之外，梦公还有更得意的领域。比如鉴貌辨色的识人本领：某某人长相如何，又是如何为学为人，其间的关联性何在……每次谈论起此类话题，他都自得而寂寞，因为能与之对话的人太少了。余世存曾说：一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相貌负责，否则即为不义。但他与梦公似乎也没有交流过这类话题。
梦公还有一个读书人同样不太关注的领域，那就是对“做梦”有心得。他清晰地记得自己的梦，用他自己的话说，“梦中景致，无所不有。有人，有故事，有山川河流，有星辰天空。梦见的人，说来还真有点讲究。七十年代，经常梦见周总理。八十年代经常梦见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九十年代经常梦见余英时先生。二十一世纪开始的十年，经常梦见季羡林先生。汤一介、乐黛云、李泽厚、刘再复、庞朴、龚育之、李希凡等，也不时梦到。……当然母亲、父亲、家人、妻子，更经常出现在梦中。好多梦，都是和祖芬在一起。”这些梦很难说有什么具体的意义，但可见梦公确实活在一种“文化生命”的状态里，他珍惜自己看重的师长和亲友。我还记得梦公宴请李泽厚先生，那应该是李先生最后一次回大陆。我和先生都去参加了，梦公神情少有的激动，说起80年代的朋友，如今凋零星散，我们也预感到李先生离开后就不一定能再有机会见面了。临别之时，梦公拥抱了一下李先生，我看见他眼里有泪花闪烁。
梦中写过很多书，我也曾出版过他的学术选集《将无同》、《学术与传统》等等。前两年感觉梦公在做减法，他辞去了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新创设的浙江大学马一浮学院，他参与设计后也很快脱身。在做完这些事后，还有一件大事需要完成，那就是他主编三十多年的《中国文化》杂志的结集出版。
《中国文化》杂志是由文化和旅游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是国内唯一一家在北京、香港、台湾同时以繁体字印行的学术刊物。学界的人都知道，这本华人世界顶级的学术刊物能够坚持三十多年，全赖梦公的兢兢业业、事无巨细：除了组稿、编稿，他还要操心化缘、校对、印刷、发放稿费等事务。正是因为他的坚守，这本杂志几经周折，在市场大潮时代仍坚持下来，让坐冷板凳的学者们有一块净土和家园。这本杂志在梦公心中的分量，不亚于他自己的学术研究。
梦公希望出一套《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12卷），虽然倍感压力，我觉得这是自己无从推却的一份责任。这个工作量太大了，但有梦公的坚持，有中国文化研究所同仁们的努力，《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12卷）终于编辑成册——共分为十二卷，每一卷都是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大研究专题，涵盖了从古代科技与文化传播到艺文与审美等各个领域，展示了三十年来中国文化研究的丰富成果。其中，第一卷《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围绕中国文化的特质、价值取向和对人类的普世意义展开探讨。第二卷至第十二卷分别聚焦于儒、释、道三家思想、经史之学、学术史、旧学商量、思想与人物、明清文化思潮、现代文化现象、信仰与民俗、古代科技与文化传播、艺文与审美等领域。
尽管书稿内容在杂志上发表过，但要成书又涉及到重新校对。为对学术负责，我们又延请外面的专业校对校稿，其中的辛苦一言难尽，而我的心也始终是悬的。有一次，我还拿了几本校稿请世存过目，他看了以后说：书是好书，值得篇篇细读，但确实有些校对和编辑方面的问题。让我更是紧张。……好在我们幸运地与上海高克勤先生联系上，由他所带领的专家重新校勘，保证了书稿的质量。
书稿编辑过程中，也得到了诸多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们的支持。戴逸、张岂之、王蒙、汤一介、李学勤、陈平原等先生都有勉励，戴逸先生还专函推荐说这套书：“主题明确、分类精当，海纳百川又不失其专精深厚，气象磅礴而又能守持中国文化的正脉。对过往三十年海内外中国文化研究最好的总结和梳理，为我们清点和盘理已拥有的收获，也为未来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复兴提供方略和进路。”如今《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12卷）终于面世，戴逸先生等几位老人家却已经辞世，看不到了。
《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刘梦溪主编，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
书出版后，虞万里先生评论说，“煌煌十二卷，三四十年精華萃於一編，足以傳世矣。”陈尚君先生祝贺梦公说，“美不胜收，可说是全中华圈文化学者的总体站队，先生功在不朽！”王培军先生认为，“晚清民国时期的刊物，如《东方杂志》《词学季刊》《禹贡》《青鹤》《制言》《史语所集刊》《燕京学报》等等后来都出了影印本，有长久的学术价值，今之学术刊物，他时值得出影印印出的，《中国文化》必是其首选之一。”
梦公的小友，柳理先生感慨：“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化》就是当世研究和弘扬中国文化的一部不可复制的传奇。这份同时在大陆、香港和台湾发行的刊物，网罗了海内外华文世界的一流学术人物、一流学术文章，既坚守着中国学术应有的尊严和传统，又敏锐地‘从现代看传统，从世界看中国’，深具文化风向标的引领作用。三十余年来，刘梦溪先生一直亲任主编，以文史大家的慧眼和静气，选题选人、分门定类，是以自创刊号起，每年一春一秋两刊，便有文化《春秋》之大观。三十年精要编成集，置诸书案，皇皇巨制，当世优秀学者之关切与覃思可尽收眼底。厥功之伟，又岂虚荣自大者可比伦、曲学阿世辈可言说？”
我对柳理的感受很有共鸣。这些年来，社会发展太快，很多人抱怨文化没有尊严，斯文扫地。但真正的文化事业从未中断，它像地火一样潜行、奔突。它虽然寂寞，但自有其热度、深度和广度，因为这是为往圣继绝学的承担和事业。
我个人与梦公先生结缘多年，能在他的领导下参与这一学术文化建设事业，既惶恐又倍感荣幸。在我个人看来，《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12卷））的出版，不仅是对《中国文化》杂志三十年来优秀成果的选编，也是近三十年我国学术界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一次汇总。它为学界及大众读者开启了一个文化研究的宝库，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和探讨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对于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是一部不可错过的宝典。
书出版后，千言万语，难以尽说，汇集为一句话：“一切善念终将相遇”。当然，以我对梦公的了解，《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12卷）虽然堪称其晚年最重要的“总结”，但他可为我们奉献的工作还有不少：比如他在主持杂志三十多年间，来与跟师友们的上千封往来通信，本身就是一个大宝藏。感谢梦公，让我们看见了文化的坚守，看见了文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