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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5日,在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弋江镇中洲村的一幢三层小楼里,中年妇女黄晓兰泣不成声,伤心欲绝。

收到丈夫刘永彪的刑事拘留通知书后,黄晓兰整个人彻底懵了,她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她吃不下,睡不稳,整天以泪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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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妇女看黄晓兰面容憔悴,精神恍惚,轮流着来看望安慰,劝她往开处想,别哭坏了身子。还说为刘永彪哭不值当。

黄晓兰边抹眼泪边说:“这个家都被刘永彪给毁了!一家老小都被他害惨了!往后的日子没法过了……”

她说自己不是为刘永彪哭,是哭她自己,这辈子太委屈,没能过一天舒心日子。

她还为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哭,头上顶着个杀人犯的爸爸,只怕这辈子在人前都抬不起头了。

妇女们都是过来人,非常理解那颗当妈的心,都同情可怜黄晓兰这个苦命的女人,便跟着一起抹眼泪。

黄晓兰边哭边诉,说自己这辈子全被刘永彪毁了!

当年,高中毕业的黄晓兰经人介绍认识了刘永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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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彪家境很不好。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小伙子所不同的是,他热爱写作,有写作天赋而且也肯努力。

因家里太穷,他俩的婚事简单到凑合,刘家没钱办酒席,甚至都没领结婚证。过了多年后,因查户口才补办的结婚手续。

黄晓兰希望,有朝一日刘永彪能出人头地,实现自己的作家梦,幻想能有夫荣妻贵那一天。

婚后,黄晓兰家里家外操心干活,刘永彪以写作为由,什么事也不管,什么活也不干。

他动不动就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写东西,有时黄晓兰敲门都不给开,两人经常为此吵架。

除了爱写作,刘永彪还喜欢赌博。因此,村里好多人都说刘永彪好吃懒做,不务正业。

1992年11月,黄晓兰生下他们的女儿。不幸的是,女儿天生带有罕见的胎疾。

半年后,夫妻俩带女儿到上海看病,结果被诊断为“先天性小睑裂综合征”。

当时孩子的眼睛最大只能睁到1厘米长、0.2厘米宽,医生建议到四到五岁时进行眼部整容治疗。

那段时间的日子过得很窘迫,刘永彪靠借钱维持生活,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借遍了。

指望不上刘永彪,黄晓兰便在村里开办幼儿园,努力赚钱。

2000年,刘永彪带着儿子到南陵县城居住,黄晓兰和女儿住在村里。逢周末时,黄晓兰去县城给刘永彪和儿子洗衣服搞卫生,准备些吃的。

苦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黄晓兰努力挣钱,希望能多给儿女创造些条件,给他们多一些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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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黄晓兰用办幼儿园挣的钱盖了二百多平米的新房。

想起幼儿园,黄晓兰哭得更伤心,她估计幼儿园也开不成了。家里出了杀人犯,谁还敢把孩子送来?

尽管都知道,刘永彪杀人的事情与黄晓兰无关,她和俩孩子根本不知情。但是,农村人最看重名声。

就算黄晓兰为人再好,再能干再有钱,孩子再优秀,都抵不过一个杀人犯爸爸的恶劣影响。

女儿肯定难嫁人,儿子更难讨到老婆。正常人家都不会跟杀人犯家结亲的。

以后,别人提起刘永彪,便想他是杀人犯,没人再提他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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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兰悲叹:作家!狗屁作家!作死的作家!

的确,这位刘永彪真算得上是一位能“作”的作家。他“作”死别人,“作”活自己,“作”弄了家人、亲友和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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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刘永彪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一个贫苦的农家。

上学时,因作文被语文老师表扬并贴到墙上展示,让自卑的刘永彪有了信心和希望,他因此对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很认真很努力地学习写作。

写作是要有一定天赋的,刘永彪就被人称为天赋作家。

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底层的艰辛让刘永彪有更多的理解,更深的感悟,给了他更多的素材和灵感。

与同龄人相比,刘永彪的文字更多一些沉稳和厚重。

刘永彪曾在高中时和几个伙伴创办文学社团。文学青年们一起撰稿、刻写、编印刊物。他还参加过诗歌创作函授班。

1985年,合肥市文联的《未来作家》期刊发表了刘永彪的处女作。

他从此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一步一个脚印,努力追逐他的文学梦、作家梦。

这个来自最底层的农家子弟,希望写作能改变他的命运。

刘永彪幸运地得到文学大家鲁彦周的关照。

鲁彦周当年是安徽文坛的领袖和旗帜,他为人善良,性格温和,热心扶持和提携文学新人。

1987年9月,刘永彪到合肥鲁彦周家里请教。

他从黄挎包里掏出自己创作的三部小说,递给鲁彦周,请他给提些意见。

一个月后,刘永彪收到鲁彦周的信。信中对他一番鼓励和肯定:

“看到你的作品,大致也可推测出你的处境和思想情感。实事求是地说,我对你在那种艰苦条件下写作,是很同情又很赞赏的……”

刘永彪当时写作上很勤奋,而且非常有热情有激情,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豆腐块文章和短小说,在南陵县已小有名气。

很快,刘永彪被当地一些人称为“农民作家”,并亲切地称他“彪子”。

慢慢地,在芜湖当地文学圈,大家认识了“农民作家彪子”。

1988年,南陵县文联成立时,鲁彦周应邀出席大会,曾主动向县上相关领导提起刘永彪。

1990年3月至7月,刘永彪参加了鲁迅文学院普及部首届文学创作研修班。

这次共录取学员102人,刘永彪能名列其中,多亏热心人鲁彦周推荐。

从鲁院回来后,刘永彪希望自己的农民身份能得到改变,于是想方设法,多方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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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惯例,像刘永彪这样来自底层的人才,都会被破格重用的,就算进不到政府机关,至少也能到文化馆站谋个差事。

但是,刘最终没能吃上公粮。

究其原因,有人说因他来自底层,毫无背景,所以没人拿他当回事。

也有人说,因他脾气不好且自由散漫,领导们不敢要他。

刘永彪发表再多文章,也改变不了农民身份。

虽然妻子黄晓兰承担着家庭重担,但女儿天生的罕见眼疾,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刘永彪心头。

医生建议分多次进行手术,而且要尽快治疗,但每次的医疗费用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农田没有什么收入,稿费也没多少。为了给女儿筹钱治病,刘永彪很难静下心来写作。

他只得向亲戚朋友借钱,次数多了,不少人开始躲他。

如此境况,赌博更成了他排解焦虑、释放压力的好途径。

1994年,弋江镇中学需要语文代课老师,刘永彪觉得是个挣钱的机会。但他没有讲课经验,普通话也说不好,最终被拒绝。

因为发表过不少作品,刘永彪内心清高傲气,总觉得他应该出人头地,不该如此落魄。

但穷困的日子、女儿的眼病,让刘永彪感到茫然无助甚至绝望。

就在这时,同村的汪维明建议:在家没办法,干脆到外面弄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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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维明比刘永彪大11岁,曾在村里当会计。他朋友多关心多办法多。

穷怕了刘永彪像找到一根救命稻草,忙问去哪能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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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维明建议去浙江的湖州。他以前在湖州市织里镇打过工,熟悉情况,他说那里好多有钱的大老板。

刘永彪想钱想到发疯,听完便毫不犹豫地跟着走了。他决定赌一把,反正自己是个穷光蛋,万一能赌赢,就可以给女儿治病了。

刘永彪万万没想到,这一去,钱没搞到,自己却陷入一桩杀人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