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卞孝萱先生
著名学者、南京大学教授卞孝萱先生（1924—2009）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在六朝、唐、五代和清代文史、中国文化史、文献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先后出版了《刘禹锡年谱》（1963）、《元稹年谱》（1980）、《唐代文史论丛》（1986）、《刘禹锡丛考》（1988）、《唐传奇新探》（2001）、《现代国学大师学记》（2006）、《家谱中的名人身影——家谱丛考》（2008）等重要学术著作。不仅如此，卞先生在艺术史研究上也有突出的成就，其出版的《郑板桥全集》（1988）、《郑板桥丛考》（2003）、《冬青书屋笔记》（1999）、《冬青书屋文存》（2008）等著作中收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章。
卞孝萱先生文集（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自20世纪60年代起，卞先生即对清代“扬州八怪”尤其是对郑板桥作了深入的探讨，还对六朝至唐、清代至近现代艺术史进行了细致研究。他通过钩沉辑佚、正误校勘、考证辨伪等方法，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成果，为学界所重视，很多成果至今仍为研究界广泛认同。
郑板桥研究著作
在卞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我们特开设“卞孝萱先生与艺术史研究”系列栏目，全面梳理和解读先生在书画篆刻艺术史研究上的成就，对于今天的研究者当有所启发。
以《兰亭序》传播和《瘗鹤铭》考订为中心的
六朝至唐代书法史研究
东晋书法是中国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其艺术成就达到了书法史的高峰，“书以晋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六）钱穆先生也指出：“魏、晋以后，中国人的书法，成为中国人最标准的艺术。书法的受人重视，超乎其他一切艺术之上。”（《中国文化史导论》）东晋书法，以王羲之（303—361）、王献之（344—388）为杰出代表。千百年来，王羲之的《兰亭序》由于大量传拓、临摹，此帖形成了特有的生命力，历代著录、研究一直不断。唐代何延之《兰亭记》记载了《兰亭序》在隋唐之际的收藏和流传。宋代桑世昌的《兰亭考》汇集了散见各处的著录、笔记、题跋中的有关资料，进行考订和分类；后俞松又根据其所藏兰亭的题记，编成《兰亭续考》，两书保存了唐宋二代关于《兰亭序》临摹、翻刻、流传、著录及评论的资料。此后关于《兰亭序》的研究和考订一直不断，更增加了此帖的神秘色彩。1964年和1965年，东晋《谢鲲墓志》和《王兴之夫妇墓志》先后在南京出土，郭沫若先生根据两志书体，和《兰亭序》进行比较，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认为东晋时代不可能存在《兰亭序》那样遒美而全无隶意的书法，进而否定《兰亭序》的真实性。此文发表后，引发了著名的“兰亭论辨”。
在六朝至唐代的书法史研究中，卞先生对《兰亭序》及其在唐代的传播问题关注尤多。在著名的“兰亭论辨”四十周年之际，他撰写了《关于“兰亭论辨”》一文，全面评介了参与《兰亭序》讨论的郭沫若、宗白华、李长路、徐森玉、龙潜、高二适、商承祚、启功等先生的主要观点，指出其得失所在。卞先生在《〈兰亭记〉新探》一文中，以王羲之《兰亭序》墨迹从佛寺入唐宫、画家和戏剧家笔下的萧翼与辩才、赚《兰亭》三个方面来具体讨论《兰亭序》在唐代的传播，并对鉴真带到日本的“二王”墨迹作专门讨论。
《兰亭序》墨迹是怎样从佛寺进入唐代宫廷的？唐代有不同的记载。如：何延之《兰亭记》称王羲之“珍爱宝重”他于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所书《兰亭序》，并将其“留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将《兰亭序》付弟子辩才珍藏。唐太宗派萧翼与辩才唱和，萧翼出示二王数帖，辩才亦出示《兰亭序》，萧翼乘辩才外出，“私”取《兰亭序》及二王数帖。刘《隋唐嘉话》记载“使萧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牛肃《纪闻》记载“太宗特工书，闻右军《兰亭》真迹，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广州僧，而难以力取，故令人诈僧，果得其书”（见《太平广记》卷二〇八引）。李冗《独异志》记载“太宗令御史萧翼密购得之，爵赏之外，别费亿万”。卞先生认为，唐人的各种记载，以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所载《兰亭记》最值得注意，其次是《隋唐嘉话》《纪闻》，《独异志》是《兰亭记》的摘录，因而不受重视。宋代的《太平广记》和桑世昌《兰亭考》的记载都来源于《兰亭记》。后代人从《法书要录》《太平广记》《兰亭考》等书看到《兰亭记》，进而对《兰亭序》从佛寺进入宫廷的故事加以摘录、吟咏、评论和考证。
卞先生列举了秦观《淮海集》卷三十五《书〈兰亭叙〉后》中摭取《兰亭记》，楼钥《攻媿集》卷二《跋汪季路所藏〈修禊序〉》据《兰亭记》吟咏，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十三《跋兰亭序》据《兰亭记》评论，俞松《兰亭续考》、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辩误·阎立本画萧翼取兰亭书》据《兰亭记》考证的事实。他又对不信何延之《兰亭记》而信刘《隋唐嘉话》、对《兰亭记》《隋唐嘉话》《纪闻》采取并存态度者和李日华《紫桃轩又缀》卷一中“《兰亭》开皇中已为秘宝，江都随行，久付烈焰，萧翼计赚之说，传奇幻语，乌足深信也”的说法进行仔细辨析，指出何延之《兰亭记》的可靠性。他还根据《旧唐书·虞世南传》中的记载，对《兰亭记》中“寻讨此书，知在辩才之所”“后更推究，不离辩才之处”进行解读，指出虞世南向唐太宗提供《兰亭序》在辩才处的信息，房玄龄推荐萧翼去越州执行特殊任务，这是《兰亭序》从佛寺进入宫廷的关键，同时指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所载“唐野史”中关于《兰亭序》故事的荒谬之处。
对于《兰亭序》墨迹从佛寺进入宫廷的过程，唐代之后，不仅文人撰文记录，还有画家作画、戏剧家编剧加以描述。卞先生列举了旧题唐阎立本《萧翼取兰亭图》、唐吴侁《萧翼兰亭图》、五代顾德谦《萧翼取兰亭图》、五代支仲元《萧翼赚兰亭》、宋巨然《萧翼赚兰亭图》（附吴镇、张庚、恽寿平、王翚临本）、宋朱绍宗《萧翼赚兰亭图》、元钱选《萧翼赚兰亭图》、元赵子俊《萧翼赚兰亭图》、明仇英《赚兰亭图》九种画家作品著录，并逐一进行解析。
题为阎立本的图中是否为萧翼取《兰亭序》？所画是萧翼已得《兰亭》之时还是未得《兰亭》之时？是否为阎立本手笔？对于这些前人争论不休的问题，卞先生根据文献记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细致解读文献记载，指出确为萧翼所取，画于未得《兰亭》之时，阎立本作画时尚无《兰亭记》一文。唐太宗是用什么手段得到《兰亭序》的？自唐至清，出现各种说法，如“取”“计取”，“求”“访求”，“购”“密购”，“诈”“谲”，“诡”“赚”等，卞先生解析各家记载后，认为“赚”字最能说明王羲之《兰亭序》墨迹从佛寺进入宫廷的真相。他还以钟嗣成《新编录鬼簿》卷上《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著录的“白仁甫《萧翼智赚兰亭记》”和朱权《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元五百三十五》著录的“白仁甫《萧翼赚兰亭》”为例，从戏剧的角度了解到“萧翼赚兰亭”的故事到了明初还在流传。
东晋王羲之书法，经过唐太宗的提倡，在唐代之后成为经典。经过唐太宗大力搜罗王羲之墨迹后，民间所存王羲之墨迹甚少。从《旧唐书·王方庆传》、刘《隋唐嘉话》、韦述《叙书录》、张怀瓘《书断》等记载的王羲之书迹中可以看出，到唐玄宗时期，王羲之墨迹已经非常难得。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带去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给日本书坛以深刻影响。当时，日本皇室提倡学习王羲之书体，蔚然成风，成为日本书道的主流。
卞先生在考察鉴真东渡日本所带物品的清单中发现，鉴真第二次东渡时还没有王羲之、王献之墨迹，在第六次东渡时出现了“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真迹三帖”。鉴真成为“二王”四帖的收藏者，应是第二次东渡之后的事，这四帖从何而来？历来未见学者专门讨论。卞先生通过对《晋书·王羲之》《高僧传·义解一·晋剡沃洲山支遁传》《高僧传·兴福·宋山阴法华山释僧翼传》等文献的考察和分析，指出这一时期在唐代的浙东、浙西一带的寺庙里，可能还秘藏王羲之墨迹。鉴真第二次东渡失败后，曾在明、越、杭、湖、宣州“巡游、开讲、授戒”，越州道树寺僧璿真、天台山国清寺僧法云等人，又是鉴真的弟子，凭着鉴真在佛教界的声望和师徒关系，很可能会将王羲之的墨迹赠送或转让鉴真收藏，这种推测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镇江焦山的《瘗鹤铭》是中国书法史上的著名刻石，历来众说纷纭。宋人黄长睿考其为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刻，清人王澍《竹云题跋》中称其“书法虽已剥蚀，然萧疏淡远，固是神仙之迹”。此碑字体宽绰，有古隶锋棱，历来被视为书法史上的大字典范之作。这件著名的刻石究竟什么人刻写？什么时间刻写？碑中刻写了什么内容？有何特点？卞先生从鹤与文字、碑版署名、干支纪年、文章内容、书法风格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地研究。
卞先生对历史上流传的王羲之说、陶弘景说、隋人说、颜真卿说、顾况说、皮日休说、王瓒说进行逐条辨析，纠正各种说法的讹误，提出了个人的新见，这在书法史研究上是一个大的突破。他认为，主张《瘗鹤铭》是王羲之书、陶弘景书的人，既未考虑东晋南朝萧梁无瘗鹤刻铭的风俗，更未考虑王、陶是否爱鹤。《瘗鹤铭》的署名“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人逸少书”“夅山征士、丹杨外仙尉江阴真宰立石”，或言陶弘景，或言王羲之，这里实际上是指五个人，而非一个人，并肯定了清人翁方纲提出的此五人“皆无姓名可考”的说法。他指出，《瘗鹤铭》的产生，从文章内容上看，应在受李观、韩愈瘗砚撰铭之影响而出现了皮日休瘗鹤撰铭之后，即在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胜利之后。从纪年和书风上看，应在颜真卿新体风行之后，具体时间为唐代乾符元年（874）。《瘗鹤铭》的撰者、书者、立石者是几个普通的修道之人，并没有留下真实姓名。
卞先生关于《瘗鹤铭》的考订，严谨而深入，条分缕析，这些结论至今也是《瘗鹤铭》的研究中最让人信服的。从文献著录来看，北宋蔡絛《西清诗话》中论《瘗鹤铭》时提到“自晋迄唐，论书者未尝及之”，董逌《广川书跋》卷六提到“自张怀瓘、张爱宾、徐浩论书，备有古今字法，亦不见录”。也就是说，东晋、萧梁、隋、唐人未有人提及《瘗鹤铭》，经过五代乱世，到北宋这块刻石才大显。这些疑问，更加验证了卞先生考订此碑在唐末出现的正确结论。
在唐代书法史研究中，以欧阳询（557—641）、虞世南（558—638）、褚遂良（596—659）、薛稷（649—713）为代表的“初唐四家”是人们关注的重要内容。卞先生从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一书的角度，讨论褚遂良与欧阳询的关系。
《补江总白猿传》一书，借用晋人张华、干宝等描写的关于猿猴盗取妇女，生子“与人不异”的情节，渲染编成一部书，杜撰梁大同末年，欧阳讫妻为猿所窃，后生子询。此书以传奇的文学形式，借以诬谤瘦削的欧阳询。是谁作此传来诬谤欧阳询呢？自宋代以来，晁公武、胡应麟等人都进行推测，但未能明确作者。
卞先生通过对欧阳询在武德时为“开元通宝”钱币上撰和书、主编《艺文类聚》和修陈史的考察，指出欧阳询在武德朝红极一时，势必遭人“忌”和“恶”。又讨论了虞世南是太宗时期最受礼遇的文臣，太宗称其“五绝”，即“德行”“忠直”“博学”“文辞”和“书翰”。虞世南贞观十二年（638）去世后，褚遂良和欧阳询与唐太宗关系变得微妙。卞先生进一步指出，虞世南得太宗敬仰，褚以虞的继承人为号召，得到太宗的信任。这时的欧阳询，是褚遂良最“忌”、最“恶”的对象。
书法史上的“初唐四家”，虞、褚、薛为唐太宗亲近的一派，而欧阳询为另一派。卞先生认为，从唐初书坛形势以及褚遂良的野心来分析，以诬谤欧阳询为目的的《补江总白猿传》是贞观十二年（638）虞世南去世之后，褚遂良正为“侍书”之时，褚氏为巩固其地位，授意手下文人所作的。卞先生又从《隋唐嘉话》《资治通鉴·唐纪十五》《旧唐书·魏徵传》以及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等文献记载中，对褚遂良为人及贞观时期的风气提出了《补江总白猿传》为褚遂良手下文人所作的旁证。这些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唐代书法史、文学史和政治的关系进行辨析，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卞先生还对阎立本《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与“玄武门之变”的关系、唐人画扇的特点等做了专门讨论，这些都是唐代艺术史研究中较少有人关注的细节。
·本文节选自《通艺：卞孝萱艺术史文集》前言。文章作者朱天曙，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本文原名《卞孝萱先生与艺术史研究》，现题目为微信编辑重拟。
卞孝萱先生在冬青书屋指导朱天曙读书（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