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病逝于上海，享年55岁。
因为鲁迅先生去世时不过才55岁，这个年纪绝对可以称的上是中壮年，对于鲁迅去世的原因，一直是众说纷纭的，不过大家认为鲁迅先生逝世与日本人脱不开关系。
1935年，广田弘毅提出臭名昭著的“广田三原则”即：取缔反日、承认伪满、共同防共，加紧侵略中国。
广田弘毅是第三十二任首相，也是二级甲级战犯，他不是被暗杀，而是直接处以绞刑。
1946年，侵华战犯接受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七名甲级战犯被判处了绞刑，广田弘毅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这七人中唯一的文官。
鲁迅虽然曾在日本留学，但在“九一八”“淞沪抗战”之后，鲁迅对侵略者的反对是旗帜鲜明的，其抗日立场是无比坚定的。
1936年6月10日，鲁迅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也发表了抗日言论，鲁迅高声呼吁：对日本发动抗战。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鲁迅病重，难以握管，在几篇由他口授的文章中，鲁迅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
当时鲁迅先生的地位、影响力非常高，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几乎整个上海都在为这个文豪哀悼，这样的情形前所未有。
鲁迅，这个名字不仅在民国时期家喻户晓，一直到现在都是人们心目中文豪的象征。
鲁迅葬礼时，灵车经过之处，人们纷纷伫立，或目送或加入队伍，人数越来越多，长达数里，人们臂上都缠着黑纱，胸前佩戴着小白花，面容哀戚，数万人汇聚在上海万国公墓。
要说日本人不会对鲁迅这样有如此影响力的人做些什么，肯定是不可能的。
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在谈及父亲故去的死因时说：
“日本须藤医生，他有时到我们家里看病，都把我父亲的病症当成是胃病、消化不良。用的药就是对消化系统有帮助的药，或者打一些能够促进身体代谢快些的针。但父亲那时候出现肋膜积水，这是一种结核的表现，却一直没有被诊断出来，一直到美国医生诊断出来以后，父亲才去拍X光片，之后抽积水。现在说来，这至少是个延误。”
须藤医生当时还对鲁迅用了激素治疗，周海婴表示，母亲亲口对他说，这是不合理的治疗方法，“因为激素是促进肺结核活动的，肺结核在活动期是不能用这些药，可是须藤用了这个。这个疑问不仅我母亲有，包括叔叔、其他朋友都有这个疑问。”
周建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文章《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先生所耽误》，周建人是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在文章中披露，须藤五百三曾经是日本军医官。
周建人一直提防着须藤这人，曾经和鲁迅商量以后不要让须藤来给他看病。
10月17日傍晚，周建人来探望鲁迅，当时鲁迅的精神情况还不错，还和弟弟聊起了想要搬家的事情。
但是从半夜开始，鲁迅就感觉到了不舒服，之后一直是须藤负责救治的。
鲁迅先生在逝世前一个月，他写下了七条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鲁迅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他的文字犹如锋利的匕首，直指社会的弊端，唤起人们的觉醒。
他的影响深远而持久，仿佛一道璀璨的星光，在中国人心中永远闪耀着光芒。鲁迅的文字，如同烈火般炙热，燃烧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他敢于直面社会的黑暗，用尖锐的笔触揭示人性的丑恶。
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旧社会的种种不公与残酷，也看到了普通人民的苦难与挣扎。这种深刻的揭示，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之动容，为之愤怒，也为之思考。
鲁迅的思想，如同一股清泉，滋润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他提倡的“文学即人学”的观点，让我们认识到文学不仅仅是娱乐的工具，更是反映社会、揭示人性的重要途径。
他强调的“立人”思想，更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奋斗。
鲁迅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他的精神，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他的勇敢、坚韧、不屈不挠的精神，激励着我们面对困难时勇往直前；他的影响，将永远伴随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为了民族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而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