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1日，北京市宣武区的大耳胡同里热闹非凡，住在39号大院的老李头跟邻居打过招呼之后，就准备回家吃饭。
然而就在老李头打开门的一瞬间，几名持枪的公安从旁边冲了出来，将其抓捕。
旁边的邻居们也是一头雾水，老李头平常老实得很，警察为什么要抓他。
其中一名警察上前给老李头戴上手铐，并说道：“李家琪，曾经的军统北平站站长，你被逮捕了！”
众人听到这话，顿时便炸开了锅。
那么，李家琪既然是军统特务，他是如何来到这里的？他又是如何被发现的？
1983年2月1日的早上，北京的春天还带着几丝寒冷的风，太阳照在宣武区西河沿的大耳胡同口旁边的亭子里。
几个老人坐在那里下棋，旁边还有几个小孩子在玩耍。
这时，一个穿着中山服，拄着拐杖的老人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正在玩耍的孩子看到他，立刻丢掉手里的东西，朝老人跑了过去。
“爷爷，李爷爷，你又去公园散步了。”其中一个小男孩拽着老人的衣服说道。
“是是，爷爷没事干，去公园散步了。来，爷爷给你们糖吃，吃完糖，赶紧回家吃早饭啊。”老人边说边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几块糖递给孩子们。
孩子们接过糖，对老人说了一声谢谢，便又跑到之前的地方继续玩耍去了。
看着孩子们的身影，老人拄着拐杖在后面说道：“哎哟，慢点跑，别摔着了。”
“老李头，下别走，来陪我们下会儿棋。”亭子里的老人们在看到老李头后，便大声招呼着让他来下一盘。
老李头听到后，冲着他们摆了摆手说道：“我就不陪你们了，在外面逛了一会儿，得回家吃饭了，等我吃晚饭再陪你们下棋。”
说完，老李头便拄着拐杖慢悠悠地往胡同走去。
来到胡同口的时候，老李头准备在自己经常光顾的早餐摊上买了一份油条和豆浆。
然而，当他来到早餐摊的时候，却发现老板不是之前那个人了，变成了一个小伙子。
“年轻人，这摊子之前的老板呢？是回家了，还是不干了？”老李头看着眼前陌生的年轻人问道。
“你是说俺堂叔啊？老家里有事，他先回去了，我这不来替他几天。等过几天他就回来了。老大爷，你想吃点啥？”年轻人一边说，一边将刚从油锅里炸好的油条捞出来。
“这样啊，那你给我来一份豆浆和两根油条吧。”说完，老李头便将自己的拐杖放到一边，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递给年轻人。
年轻人借过钱后，把装好的豆浆和油条递给老李头说道：“好了，钱刚刚好，不用找了，您慢走啊。”
看着老李头离开的背影，年轻人跟坐在旁边吃早餐的中年男子递了一个眼神。
中年男子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放下手里的东西，起身悄悄跟在了老李的身后。
另一边，老李头在回家的路上，看着周围经过的人感到有些奇怪，这些人的样子都很面生，自己之前都没有见过。
但老李头并没有放在心上，他裹紧了自己的衣服，加快了回家的步伐。
等回到家后，老李头将早餐放在桌子上，脱下外套便开始吃了起来。与此同时，一直跟在老李头身后的中年男人在看到他回家之后，在附近做了一个记号之后，就匆忙离开了。
在中年男人离开不久后，几辆闪着警灯的警车从公安局门口出来，朝着大耳胡同口开来。
警车停在了胡同口，紧接着从上面下来几个穿着制服，腰间别着手枪的警察。
胡同里的人听到声音，纷纷从房间里跑出来看热闹。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一下子多了这么多警察啊”一个手里正摘着菜的大妈朝旁边的人问道。
“谁知道呢？估计是谁又犯事了吧。走，去看看。”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旁边的几个人说道。
他们跟在警察的后面，来到了老李头的家门口。大耳胡同39号。
正当他们准备继续凑近的时候，却被警察拦住了，并且还让他们退后一点，不要耽误他们抓捕。
几个少年见状，心里更加激动了，他们还没有见过警察抓人。
与此同时，几个警察也来到了老李头的家里。
看着房间里突然冲进来的几个警察，老李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他慌忙拿起自己放在一旁的拐杖，站起身说道：“你们...你们这是要，要干什么？”
这时，一个警察上前问道：“你是叫李家琪吗？”
一听到这话，老李头有些心虚地低下头，说道：“是，我是，我是叫李家琪，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几个警察听到他的话后，向他出示了逮捕证说道：“李家琪，我现在向你出示北京市公安局的逮捕证。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现在准备依法将你逮捕。”
老李头一听这话，立马反驳道：“你们凭什么要抓我？我犯了什么法？”
这时，一个稍显年轻一点的警察走上前，把手铐铐在李家琪手上说道：“你犯了什么法？你说你犯了什么法，特务李家琪！”
李家琪抬头看向说话的年轻警察，顿时愣在了原地，身上直冒冷汗。
随后，李家琪被警察带了出来。
原本在周围看热闹的群众，一看到老李头被警察戴上了手铐，瞬间开始开始议论纷纷。
他们不明白这个看着老实巴交，又热心肠的老李头到底犯了什么事。
实际上，他们不知道的是，在邻居看来为人老实，热心肠的老李头，真实身份居然是一个特务。
1927年，李家琪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当中，从小就跟着父亲来到北京讨生活。
李家琪的父亲是个自由职业者，平常忙于工作，疏忽了对他的教育和管理。
1941年，还在北京上中学的李家琪瞒着父亲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华北铁血锄奸团”行动队，担任交通员的职位。
随后，他又参加了国民党军统的培训班，并且还先后在军统的“豫东组”和“北平站特别组”任职。
20岁的时候，李家琪就已经当上了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特别组的副组长。
在他担任副组长的期间，就多次以所谓的“共产党嫌疑罪”逮捕了20几名工人。
实际上，这些工人都是老实普通的工人，只不过在平常生活当中，不小心惹怒了李家琪。
李家琪本就小心眼，再加上他觉得自己“身居要职”，应该树立自己的威信。
于是，他就以各种各样的罪名将这些工人全都抓进大牢。
在抓捕了这些工人之后，李家琪经常对他们滥用各种私刑，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和不满。
其中，有一名工人因为被李家琪用刑过重死在了监狱当中。
面对这样的情况，李家琪不仅不害怕，而且在那名工人死后，随便找了一个罪名给他安上。
可以说，李家琪的手上沾满了人民群众的鲜血。
1947年8月，李家琪奉命潜入我军的鲁中解放区刺探情报，但很快便被解放区的人民群众发现了异样，并及时上报。
很快，李家琪便被我军俘获。
解放之后，李家琪被济南市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
之后，李家琪被送往了青海的一家农场继续服刑。
然而，监狱里的生活并没有改变李家琪的思想，他叫嚣着等自己出去之后要让他们好看。
甚至，还向农场里的其他人炫耀着自己当年残害人民群众的事情。
由于李家琪的罪行严重，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无期徒刑，让他在监狱当中，好好转变一下自己的思想。
直到1975年，中央决定特赦所有被关押的战犯时，李家琪才得到了释放。
恢复了自由身的李家琪，离开监狱之后，生活没有着落。
政府见状，便将他安排在青海的一家农场就业。
但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李家琪的思想依旧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变，时不时地就跟别人说起自己的特务生涯。
在农场工作的时候，李家琪认识了一个朋友，名叫陈之斌。
此人曾是国民党的特务，主要负责搜集我党的军事情报。
1958年，陈之斌被派往大陆搜集我军的重要情报，以及侦查我军在福建等地建立的军事部署。
最后被公安机关抓捕，并送到了青海的农场，进行劳改教育。
两人也因此结识，因为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们很快便成为了朋友。
在特赦之后，两人也经常联系。
1973年初夏的一天，陈之斌在和李家琪聊天的时候，他突然说道：“老李头，我很快就要出国了。我儿子在荷兰开了一家餐馆，我去那边看看。”
李家琪听到这话，以他多年当特务的经验来看，这很有可能会是自己翻身的好机会。
于是，他便以陈之斌对北京不熟悉为由，自己陪同他一块前去办理出国的手续。
对于李家琪的小心思，陈之斌并不知情，还以为对方是真心对自己好。很快，两人便收拾好东西去往北京办理出国手续。
等到他们办好手续回到青海后，陈之斌就开始在家整理东西，做好出国的准备。
然而，就在陈之斌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李家琪悄悄把他带到自己家，委托他帮自己找到妹妹李家宝。
陈之斌听到李家琪说起他还有妹妹，有些疑惑地问道：“你还有个妹妹？怕不是假的吧。”
听到这话，李家琪有些尴尬地笑了笑，然后说道：“老弟，你也知道哥哥我之前是干什么的。如今，我只求你看在咱们之间的交情上，帮我把这件事办了吧。”
陈之斌看他说得情真意切的，也就是答应了。
紧接着，李家琪告诉陈之斌，让他到了香港之后，去“红棉酒家”联系自己的“妹妹”李家宝。
并且，李家琪还将自己的化名“郑辰”和代号“1078”全都告诉了陈之斌。
等到陈之斌走后，李家琪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希望“李家宝”能给自己来信。
过了一段时间后，李家琪终于盼来了日思夜想的“李家宝”来信。
拿到信后，李家琪高兴得不得了，将信上的内容看了一遍又一遍。
然而李家琪高兴过了头，直接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把腰和腿摔成了重伤。
可即便是这样，李家琪也没有忘记给“李家宝”写信报告自己的情况。
实际上，这个“李家宝”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代号，他们以“妹妹”的名义给李家琪写信，要求他在大陆发展特务组织，并及时向他们汇报情况。
然而彼时的李家琪正在青海的农场当中工作，消息闭塞，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十分不利的。
于是，他便想尽了各种办法，从青海重新回到了北京。
1980年年初，李家琪以看病的名义，向农场请了长假，从青海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后，李家琪给特务机关写信，表示自己需要找个人成家，这样能够更好掩护自己的身份。
很快，特务机关便给他回信，同意了李家琪的要求，并且还派人给他带去了1万元人民币作为安家费。
在当时那个年代，一万元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现在的几百万。
有了钱之后，李家琪先是在北京宣武区的大耳胡同购买了两间房子，然后和一名姓王的寡妇结了婚。
和王某结婚后，李家琪便开始到处搜集情报。期间，李家琪还多次拉拢王某的女儿仇云妹下水。
仇云妹在中国农业银行的监察司工作，主要负责一些机密文件的收发和保管。
为了拉仇云妹下水，李家琪开始想方设法地骗取她的好感，并且以金钱和物质诱惑她。
在李家琪糖衣炮弹的攻势下，仇云妹最终还是落入了他的陷阱当中，将各种机密文件拿给李家琪看。
随后，特务机构又从香港派出了好几拨特务联系李家琪，并且还给他带来了彩电和录像机等礼物掩人耳目，真正目的是向李家琪部署任务。
李家琪则对外宣城，这是他“妹妹”李家宝的儿子，特地来看望自己。
但让胡同里的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这个外甥居然不叫李家琪舅舅，而是一直叫他李先生之类的称呼。
与此同时，李家琪搜集情报的动作也引起了公安的注意，他们先是派人在李家琪附近调查摸索。
同时，还调查了李家琪的身份背景。
结果，公安们发现李家琪是家里的独生子，根本就没有什么弟弟妹妹之类。
再加上，李家琪平常没有什么工作，消费还十分奢侈，公安便怀疑他是对外联系的特务。
1983年1月17日，国民党特务蔡苹以探亲的名义，从香港来到了北京，准备跟李家琪接头。
同时，蔡苹还给李家琪带来了一封密信。
在这封信中，国民党将其任命为“北平站站长”，负责搜集大陆的重要情报。
部署完一切后，蔡苹就准备离开北京。
可就在他踏进机场大厅的一瞬间，几名公安干警冲出来将其抓获。
与此同时，李家琪和仇云妹也被抓捕归案。
在公安拿出的证据面前，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曾经所犯下的错误。
最终，经过法院的审理，李家琪被判处无期徒刑，仇云妹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而蔡苹则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后被遣送回香港继续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