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的路线给中共造成很大损失。共产国际于1927年7月14日发来一纸电令，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时，向忠发作为工人领袖，进入中共政治局。
向忠发，湖北汉川人，1880年出生于上海。汉口八七会议时，作为湖北省总工会负责人的向忠发，在武汉领导的工人运动正风生水起。到了1927年10月初，共产国际代表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10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向忠发就带团到了莫斯科，期间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让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问题，并且向忠发也处理了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决定，向共产国际派驻苏兆征、向忠发作为全权代表。苏兆征为书记，秘书为李振瀛。
1928年3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组织大批工人作为100至110名中共代表偷渡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
在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向忠发被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成为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中共总书纪。
向忠发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做过两件在中共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第一件是不让张国焘到江西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再一件事是，让毛先生来做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
显然，由毛先生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中国革命的的发展进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传统上，一般认为在顾顺章叛变之后、向忠发被捕后也接着叛变，其实这种说法是有异议的。
首先一点，向忠发是1931年6月22日被捕的，两天后的6月24日即被处死。一个中共最高领导，手里应该掌握很多核心机密；真的叛变了的话，交代问题两天也交代不完啊。
还有一点，1933年10月，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出版的《转变》一书中，刊登了《前共党中委兼总书纪向忠发的自供》。这是向忠发叛变的重要证据之一。然而在这篇文章里，有很多疑点。
例如，“供词”中涉及的关向应、余昌生等几名中共活动家，在向忠发被捕前，均已化名被关押在国民党龙华监狱内了，这些向忠发都知道；但是，向忠发的被捕，并没有暴露这些人，他们不久后均被保释、安全出狱了。
1931年5月，关向应任上海职工联合会工委书记期间，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遭到破坏，关向应在住所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后关押在龙华监狱，化名李仕真，在狱中表现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到10月，经党组织的多方营救出狱。
类似的，可疑之处还有不少。联想到国民党特务机关曾在上海报纸上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来诬害周恩来、离间中共人员，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前共党中委兼总书纪向忠发的自供》一文伪作的可能性很大。
曾有人推测说，年已52岁、并不年轻的向忠发，极有可能暴毙于国民党特务机关逼供的惨烈酷刑之下。但此说法仅是推测而已。重要知情人、党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曾对朝夕相处的向忠发义愤填膺地怒斥“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网上一度有说法称，"毛先生在文革初追问周公，向忠发叛徒故事才得以流传"；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966年6月10日，毛先生在杭州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谈论中共党史问题时，就明确发表了他对向忠发的评价，他不仅说“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自首书。向忠发（实际上是李立三路线）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
而且，毛先生还说：“在十年中遇到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是瞿秋白；第二次是李立三、向忠发；第三次是王明。”“陈独秀，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共七年的时间；后来他跑了，跑到托派那里去了。第二朝瞿秋白，他是‘左’的，只搞了三，四个月。我刚才说的把我赶出政治局，有人造谣说我被开除出党，当了民主人士，也是这个时候。笫三朝，李立三、向忠发，搞了几个月，‘左’得很，要打大城市。第四朝是王明”。
由此可见，并非周公在“文革初”回答毛先生的“追问”之后，“向忠发叛徒故事才得以流传”，而是在此之前，毛先生就对外发表过针对向忠发被捕叛变和“‘左’得很”的评价，并且意见与周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