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大连、沈阳、长春还是哈尔滨，其历史上，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山东商人的影子，而主要以黄县、掖县以及蓬莱县三地的人居多。
可以说，在闯关东时期，活跃在东北三省的鲁商商帮中，胶东商人占了很大的比例。
事实上，在胶东地区，以栖霞胶东屋脊为中心可称为农业文化区，这里主要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土地肥沃，平原居多，因此当地人从事农业的人比较多；而与之相反的，东部沿海一线的一些城市或者县城，则主要是以渔业为主的，人们大多依靠出海捕鱼为生；而夹在栖霞与东部沿海一线城市之间的黄县（今龙口)、掖县（今莱州）与蓬莱，则是以商业为主的。
黄县、掖县与蓬莱有着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西连内陆，北临内海，受到京津塘地区的商业辐射比较多，因此这里的人，自幼对于经商有着一种特殊的天赋。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掖县的人口为73万，而在2023年前后，也就是75年之后，掖县的人口只增长了8万多，为81.18万。七十五年的时间里，在整个中国人口大爆发的年代里，掖县的人口并未有显著的增长，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口外流。据山东省社科院人口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半个世纪中，流向外地的掖县人相当原有人口的两倍。这就是说，还有两个“掖县”散居在掖县之外。蓬莱和黄县也大体如此。这在全国其他地方来说，是很少见的。
事实上，在黄、掖、蓬三县，一直有着“男人十五闯关东”的说法。也就是说，在清朝末年闯关东移民潮开始时，这几个地区的年轻人就会主动地前往关外闯荡一番。
“蓬黄掖”的流动大军到外地去干什么？他们是去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还是为了出海打鱼养家糊口？都不是，他们出去，主要是从事商业经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胶东地区闯关东的人，大多有些文化水平的原因。
在哈尔滨的山东商会中，有很多黄县人，他们甚至形成了商帮，来与其他外地来此经商的商人对抗。他们甚至还捐钱盖过学校，修过铁路，建过有轨电车。可以说，这些黄县商人，在当时的哈尔滨有着非常大的势力。
曾有史学家考证过，“蓬黄掖”走出来的商人们，大多是地域式的商人，他们在闯关东伊始，就已经把目标简单地锁定为“投靠东三省的老乡”，而这些在东三省从事商业的“蓬黄掖”的商人们，出于山东人特有的地域观念，也愿意接纳这些老乡们，正是这种地域观念，使得东北三省的山东商帮中，“蓬黄掖”县人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而他们从事的经营行业，则多为互补性质的，有人开了布庄，就有人开裁缝铺；有人开了油铺，就有人从事芝麻花生的收购，这也就防止了被其他商人“卡脖子”的情况出现。
“三个蓬莱腿子，不如一个黄县嘴子；三个黄县嘴子，不如一个掖县鬼子”。这样的民谚，是当时因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商人依然存在很大的偏见的产物。
以掖县（莱州）为例，自古多官员，基本上中国历史上所有级别的官员中，都能找到掖县人。因此也有了“明代莱州半朝官”的说法。事实上，蓬黄掖人最大的特点，在于“求仕”，只有当他们“求仕”不成时，才会开始从商。而为官和经商所要具备的素质，是与农民、渔民不一样的。
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包含着这样几种要素——首先是精明的头脑，其次是善于公关，最后是勤奋努力。可以说，每一个成功的商人身上，都会拥有这三种要素，而他们恰恰集合了这三种成功因素。
掖县的小业主多，需动心计，善于筹划经营；黄县的“公关人员”多，需能言善辩，令人心服口服；蓬莱跑外的多，需手勤腿勤，不能懒情怠慢。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他们能够在商场上战无不胜。
蓬黄掖三地的人都善于经商，但是其中还是有分别的，蓬莱人为行贾，终日奔波；掖县人为坐贾，开店卖货；黄县人则介于两者之间。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三子”民谚实质上是农业文化、渔业文化对商业文化的一种敌意，这也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无商不奸”的观念在作怪。
黄县嘴子会说，龙口就出了不少演员，比如魏积安、唐杰忠、姜昆等；掖县人最为精明，也最会算大账，结伴经商，会选出一个老大，一切都听从老大的安排，分工合作的团结意识渗透到了掖县人的血液中。更有意思的是，掖县人把做生意的精明渗透进了自己的骨髓中，运用到了革命中——长期以来人们观念中，提起革命，必然要流血，说到起义，必然有枪声，然而，作为胶东两大起义中的掖县玉皇顶起义，却一枪未放，一人未伤，靠的是用伪县长母亲的规劝，迫使伪县长投降，和平取得了政权。
笔者老家蓬莱，祖辈闯荡关东，辗转于辽沈，曾由同窗好友郭广强协助赴李家庄寻根未果，但辈辈相传“蓬黄掖”往事，仍颇多趣味。#东北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