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一天上午，一名衣衫褴褛的中年妇女堵在了上海市政府门口，在不辜工作人员极力劝说的情况下、撕心裂肺地哭嚎道：“你们让我进去，我要见市长曹荻秋，我丈夫他不是特务、更不是汉奸！”
可任凭她怎样哭诉，门口的工作人员却无动于衷，甚至无奈地面面相觑。
因为资料上都写得明明白白，这名中年妇女名叫吴雪亚，是军统大特务周镐的遗孀。
说起这个周镐，那可真的是臭名昭著！他参加过军统，官至军统南京站站长，还在汪精卫伪政府里做到了少将科长，与国民党反动派政府、以及汪伪政府的高层有着紧密的联系，更是深受蒋介石和军统头子戴笠的赏识。
面对确凿的证据，吴雪亚竟然还跑到市政府大闹一通，甚至还叫嚣着要见市长曹荻秋，门口的警卫也搞不清楚她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为了让她死心，警卫只好劝说道：“你还是回去吧，你的丈夫确实是大特务、大汉奸，我们曹市长是不会见你的”。
听到“大特务”、“大汉奸”这个词，吴雪亚情绪更加激动起来，她拼命地呼喊道：“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忽然，她好像想起了什么，连忙从腰间的帆布包内抽出一个皱巴巴的小册子，一脸哀求地说道：“同志，麻烦你把这个交给曹市长，我求求您了。”
见这个女人态度如此坚决，警卫也明白、今天要是不把这个小册子交到曹荻秋市长手上，她肯定是不会走的。
无奈之下，他只好伸手接过册子，转身走回值班室给她倒了杯水，再三叮嘱让她在此等候、千万不要乱跑，自己则朝着保卫科办公室快步走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转眼之间已从上午来到黄昏，而那名警卫经过层层上报，终于拿着那本小册子来到了市长办公室。
当曹荻秋了解到那名中年妇女的情况后，便接过册子翻看起来，可仅仅是看了一页，他便迫不及待地对警卫吩咐道：“快把她请进来！”
而当吴雪亚被请进办公室，曹荻秋更是快步迎了上去，伸手与对方紧紧握住，湿红着眼眶一个劲地说道：“你的丈夫了不起、了不起啊！”
突如其来的反转，让一旁的警卫和保卫科的其他同志们一头雾水。
堂堂上海市长为何面对一个汉奸、特务的遗孀如此激动，甚至一个劲地称赞她的丈夫“了不起”呢？
周镐的身上，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而这名中年妇女拿出的那本小册子，上面究竟又写着什么呢？
1
1910年1月21日，周镐出生于湖北省罗田县。
那个时候，底层的普罗大众普遍面临吃不饱饭的窘迫境地，周镐家中更是如此，一家6口人每天全依仗一锅稀薄的米汤度日。
但贫穷并没有打破周镐的志气，年仅14岁的他就以各门功课满分的好成绩，考上了当地颇有名气的武汉私立成呈中学。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年幼的周镐第一次接受到了进步思潮的熏陶，更是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奉为自己一生追逐的理想。
为了能够践行这个理想，1928年，18岁的周镐报名参加了桂系第四集团军创办的随营军官学校、也就是后来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分配到第七期步兵科学习。
此时的黄埔军校，已经受到蒋介石的控制，学习的内容也大多是蒋介石推崇的独裁政治，这让周镐十分反感。
终于，在一次考试中，周镐再也克制不住心中的情绪，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批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文章。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周镐被黄埔军校开除了学籍。
经过这次打击，周镐并没有气馁，为了践行心中的理想，他又加入了蔡廷锴领导的国民党第19路军。
蔡廷锴也是一名心怀民族大义的将领，1932年初曾率军参加淞沪抗战，然而蒋介石却一纸调令、命令他率部赶往福建“剿共”。
这个命令让蔡廷锴十分愤慨，自己人打自己人有什么意思呢？这不是白白消耗战争资源、让本就虎视眈眈的外敌捡便宜吗？
所以，第19路军抵达福建之后不久，蔡廷锴就联合李济深等人召开了一项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对外要废除列强的特权和不平等条约，对内联合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然而，第19路军毕竟势单力薄，1934年1月15日，蒋介石派军队攻陷福州，蔡廷锴被迫出国，第19路军的番号也被取消。
此时的周镐见希望逐渐破灭，也变得心灰意冷起来，便决定回湖北老家过一辈子普通人的生活。
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行至汉口、马上就要抵达家乡的时候，一伙宪兵竟然拦住了去路。
原来，从他离开福建开始，就被国民党的特务盯上了，一路跟随之下来到了湖北境内，眼看周镐马上就要回到家乡，特务便安排宪兵抓捕了他。
接受审讯时，那名特务还假惺惺地说道：“眼看就要回家了、却被拦住，这滋味不好受吧？”
周镐自然明白对方的伎俩，直截了当地说道：“究竟为啥抓我，说个明白！”
特务则不紧不慢地将他参加第19路军，并且跟随蔡廷锴反蒋的事情说了一遍，最终恶狠狠地说道：“我们怀疑你有‘共党嫌疑’，你唯一的生路就是加入我们，毕竟你是黄埔出身，我们还是爱惜人才的”。
迫于无奈之下，周镐跟随这名特务面见了身为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处长的戴笠，并加入了戴笠所领导的“中华民族复兴社”这一特务组织。
2
加入军统之后，周镐凭借着心思缜密、雷厉风行的做事手段，赢得了戴笠以及“军统十人团”周伟龙、马策等人的赏识，其地位节节高升，先后出任武汉站站员、暂编第8师少校谍报队队长、重庆督察室第一科科长等职务。
然而，就在周镐事业上顺风顺水之际，戴笠却突然找到了他，并且交代给他一项极端危险的任务：“去和周佛海联络，趁机打入汪伪政府内部”。
周佛海是汪伪政府的首脑之一，时任伪政府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等重要职务。
老谋深算的他为了给自己找条后路，便在不久前通过电台与戴笠取得了联系，希望能够秘密合作。
于是，戴笠便打算派周镐前往汪伪政府的所在地南京，并且还“贴心”地把他的家人接到了重庆，名为照顾、实则是为了让周镐有所忌惮。
1943年初，周镐抵达南京，却始终没能见到周佛海。
毕竟此事关乎身家性命，“老狐狸”周佛海自然十分小心谨慎，他打算先对周镐观察一段时间，确定对方是诚信合作后、在与他见面。
周镐自然也猜到了周佛海的用意，便在南京定居下来慢慢等待，而这一等就是半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周镐除了通过电台与周佛海联系过几次后，便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无奈之下，周镐便在南京广交朋友，心想着就算见不到周佛海、完不成任务，也能通过结交的这群人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1943年7月，就在周镐以为任务无法完成之时，日本人却来了一记“助攻”。
日本人怀疑周佛海与蒋介石政府有联络，便打算对他展开盘查。周佛海事先得知了这一消息，为了销毁证据，他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公寓，连同那台电台也被熊熊烈火烧成了灰。
没了电台，就无法与重庆方面联络，心急的周佛海便与周镐见了面。
为了方便彼此之间的联系，周佛海还特地给周镐在伪政府里安排了一个职务：情报科少将科长。
进入到汪伪政府之后，周镐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此人正是他来到南京之后新结交的朋友徐楚光。
此人与周镐一样，也有着双重身份。明面上他是汪伪政府情报局秘书，实际上他是一名地下党员，是我党打入汪伪政府内部的一柄利剑。
同样怀揣着爱国情怀的周镐与徐楚光越走越近，对于共产党也从原本的陌生逐渐变得熟悉，后来他还用职务的便利，给新四军传递过情报、运输过重要的战略物资。
1943年底，周镐根据戴笠的命令，秘密重建军统南京站，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设置了8个行动组，在汪伪政府的眼皮子地下开展“锄奸”行动。
周镐的工作能力赢得了戴笠以及蒋介石的青睐，不久之后他就收到密报，蒋介石特地提拔他担任军统南京站站长，晋升少将军衔。
3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投降，而周镐也接到了来自重庆方面的命令，要他负责筹划接管南京日伪政权的工作。
不久之后，“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正式成立，周镐也理所当然地担任起总指挥一职。
然而，令周镐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和戴笠竟然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处置自己。
在抓捕汉奸的过程中，汪伪政府陆军部长萧叔董激烈反抗，在争执的过程中，负责抓捕的成员失手将他推倒在地、脑袋意外撞到了桌子上，导致失血过多死亡。
此事发生之后，曾在汪伪政府任职的汉奸们抓住把柄，开始利用舆论猛烈抨击周镐办事粗鲁、甚至严刑逼供。
最终，质疑声愈演愈烈，演变成为“汪伪政府汉奸集团”与“南京指挥部”的火拼，南京城陷入混乱之中。
当蒋介石得知情况后，雷霆大怒。
他之所以让周镐出面接管南京，就是希望能够维持南京的稳定，等待国民党部队集结后彻底控制这座城市。而周镐竟然将南京城搅成一锅粥，实在令蒋介石愤恨不已，便下令将周镐逮捕入狱。
等到戴笠抵达南京后，直接宣判了周镐的罪名：贪污、不听指挥、放纵部下伤人。
周镐一字一句地听着，心中却满是苦笑。
这些罪名，都是莫须有的罢了，戴笠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安抚汪伪政府集团的人。而自己，则成为了牺牲品。
就这样，周镐含冤入狱，一直到戴笠飞机失事，他才得以出狱。
此时的周镐已经心灰意冷，便回到家中过起了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直到不久后的一天，昔日好友徐楚光找上了门，希望能够邀请他加入共产党，帮助他们策反国民党第107军军长孙良诚。
对于共产党，周镐向往已久，毫不犹豫地便同意了，于是开始制定策反孙良诚的计划。
孙良诚原本是冯玉祥的部下，抗战时投靠了汪精卫，日本投降后又被蒋介石收编。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让蒋介石对他十分轻视，孙良诚对此也颇有些怨言。
但是，想要成功说服他投降恐怕不是简单的事情，毕竟孙良诚也是在军政两界混迹多年的老江湖，滑头得很。毛主席曾亲笔给他写过劝降信，可狡猾的孙良诚收到后根本不回复，免得被人抓住把柄。
就在周镐苦思冥想，该怎样接近孙良诚的时候，蒋介石突然送来一份手令，要他担任第107军随军参议，暗中调查孙良诚是否有“通共”嫌疑。
这样一来，周镐终于有机会名正言顺地来到孙良诚的身边。
两人刚见面，周镐就表明来意：“蒋先生怀疑你‘通共’，让我来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调查你”。
闻听此言，孙良诚面露惊恐，连忙表示自己的忠心。
而周镐则趁机说道：“蒋介石多疑，迟早会办了你。与其寄人篱下，提心吊胆过日子，不如干脆举兵起义”。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孙良诚假装接受了这项建议，承诺找到合适的时机就率部起义投降。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周镐动身前往第四绥靖区、准备劝说刘汝明部投降的时候，孙良诚却给军统局长毛人凤写了一封密信，将周镐出卖。
最终，周镐被捕，在牢狱中受尽折磨、英勇就义。
由于周镐有着多重身份，再加上他执行的大多是秘密工作，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人只知道他是军统大特务、以及汪伪政府汉奸的身份，却很少有人知道，周镐其实是我党的秘密党员。
直到1965年，周镐的遗孀吴雪亚发现了一个笔记本，这是周镐生前的日记，吴雪亚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丈夫是一个大英雄，他在党内一直用着“周治平”这个名字。
于是，吴雪亚便找到了时任上海市长曹荻秋。
曹荻秋在看过日记本、并且派人梳理了周镐详细事迹之后，证实周镐与周治平是同一个人。并且，当初周镐前去劝降刘汝明，就是自己派发出去的任务。
曹荻秋不禁泪如雨下，他喃喃说道：“原来周治平竟是周镐！我对你有愧啊，让你背负了十几年骂名！”
于是，曹荻秋亲自给北京发去一份报告，要求组织上为周镐同志恢复名誉。
“周治平原来是国民党军统局少将级特务，1946年7月起义后，与我党地下工作者徐楚光建立了联系……1948年底，周治平根据我的指示，赴蚌埠、徐州之间策反蒋匪军刘汝明之时，被孙良诚出卖。1949年1月遭蒋匪军杀害……希望组织上予以研究，追认周治平为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
最终，这一要求得到了批准，这对周镐来说也算是一种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