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元典，《周礼·春官宗伯》：“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有六十有四。”但《连山》《归藏》二易内容轶失较多，唯《周易》保存较为完整，渐成中华传统经典之首。梳理《周易》作为文化传承文本地位的历史流变，能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髓、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思想启迪。
▲资料图。图片来源中新网
《周易》自先秦始便是中华传统文化创新的首选文本资源
先秦诸子通过对《周易》文本的创造性解释，创新了思想，开创了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盛况。如帛书《要》篇孔子言：“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心也，此胃（谓）易道。”他以神道设教的方式，以德性论超越了《周易》中的巫文化内容，强调君子当以德行求福。再如老子发展了《周易》中的天地人三才的世界观，以道为宇宙的本源，在崇天法地的基础上提出道法自然的观念。
两汉时期，《周易》以其善言天道、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特色，渐成为“众经之首，大道之源”。《汉书·艺文志》提出“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的说法，将《周易》排在了六经之首。汉易的特点是发展了易学象数系统，在天人感应的模式中，将天地万物象数化，“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司马迁）。列入两汉官学的施仇、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易学就是汉代象数易的代表，惜其内容多焚于战火，成为时代绝学。魏晋时期，玄学家们借助《老子》《庄子》《周易》的思想来解决儒学困境，《周易》中的义理内涵得到长足发展，“自王辅嗣扫象不谈，专以承乘比应为解”（于省吾），其实质是将象数解易只作为阐释义理的诸多方式之一，而非目的本身。
至宋明时期，《周易》备受宋明理学家们的关注，成为他们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易学被高度哲理化，《周易》这部以阴阳为XY的宇宙代数学（冯友兰），不断获得新诠，旧瓶中新酒不断，薪火相承。朱伯崑言：“其易学哲学标志着古代易学哲学发展的高峰，而且成为宋明哲学的主要内容。”宋明时期的理学派、数学派、气学派多以易学哲学为中心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心学派、功利学派也借助易学言说各自的哲学理念。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皆有对《周易》的新解读，胡瑗有《周易口义》十二篇存世，为程颐所重视，程氏言：“读《易》当先观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孙复著有《易说》六十四篇，将《周易》看作是孔学之体：“尽孔子之心者《大易》，尽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经，圣人之极笔也，治世之大法也。”石介存有《徂徕易解》五卷，以易为救世治乱之书。
北宋五子也是在《周易》的基础上创设新说。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皆是对《周易》的一种阐释。邵雍亦以易学为其理论研究创造的核心，著有《皇极经世》，取于儒家观点，寻求孔颜之乐处。张载著有《横渠易说》，其后期所著的《正蒙》，亦是以《横渠易说》为基础展开而来。程颐所著的《伊川易传》，是北宋理学的代表著作，认为“易周尽万物之理”，以天理人欲释解易道。程颢则以生生之理释易，生与易可以互诠，认为易理的核心就是“只理会生是如何”。
南宋朱熹为理学之集大成者，对《周易》沉思玩味，通过对《周易》经传的解释阐发理学思想，著有《周易本义》，同蔡元定合编《易学启蒙》。《朱子语类》卷六十五至六十七为朱熹易学之纲领，六十八到七十七汇集了朱熹讲学时对《周易》经传的解读。陆九渊、王阳明作为心学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并没有易学方面的专门著作，但他们关于易学的见解散见于他们的著作中，两人也多是经由易学阐述其心学思想。如王阳明援《易》论良知，提出“良知即是易”，以易道解释致良知。
概言之，易学为宋明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套与佛、老思想处于同一高度的形上理论体系。《周易》成为理学创新的最为重要的文本资源，无论是宋初三先生，还是北宋五子，抑或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理学代表人物，他们皆援引《周易》思想以丰富和深化其所创新的理论，易学成为宋明理学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
《周易》在中西古今之争中地位的变化
自鸦片战争始，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开启洋务运动以期实现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发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期实现政治的民主化，发起新文化运动以期实现人的现代化。这一过程从笃信古人到疑古盛行，在中西古今之争中，《周易》的文化传承地位也在发生巨变，从大道之源的核心经典变为迷信色彩浓厚的玄学，成为被批评的对象。西化派高举德赛二先生的大旗，将易学视为无用之玄学。其中古史辨派对《周易》经传的著者、产生年代、内容性质等皆发出质疑，提出不同于传统的观点，将《周易》道统之神圣光环打落，在易学界引发了关于《周易》经传考证的大讨论。可以说，《周易》因其在传统经学中的特殊地位，被西化派作为解构传统的典型，成为了批判的中心。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大洗礼，《周易》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文本核心地位已经不存在了。
如牟宗三在其《五十自述》中言：“当时治国学的人，没有人注意及《易经》，读哲学的人也没有人从《易经》讲义理。当时治西方哲学的，实在浅陋得很，没有人能有那宇宙论的玄思，能有那挺拔而有光辉的形而上的灵魂。对于中国哲学更是接不上，因此没有人能欣赏怀悌海，也没有人能正视《易经》。”在其《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函义》一书中他说：“读《易经》是我自己私下工作，当时无人知者，亦无人指导，亦无授此课者。”牟氏认为，1929年的《易经》似乎已不再是治国学的核心，那个年代的学者在他看来能接上《周易》理路的并不多。
但若综观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迭代就能发现，当时有识者对于《周易》文本的选择是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被表征出来。《周易》文本的神圣光环不再夺目，但以《周易》的义理去解读时代问题依然在不同的思想家中有所展现。20世纪30年代，熊十力已经完成了出佛入儒归本大易的思想转变，马一浮“六艺之教终于易”的观点也已基本成型。在科学与玄学的大讨论中，梁漱溟、张君励都选择了易学的核心观念以为玄学论证。唐君毅对中国思想史的考查也已开始，1930年前后便已有关于《周易》经传的文章刊出。可以说，《周易》一书的重要性已经成为了那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共识，当时之学者因视域相异，而又囿于交流不便，不知或略知他人的学术。马一浮、熊十力等一批学者或以易学为基础构筑哲学体系，或是从易学中汲取思想汇通中西，复以西学反观易学提升丰富易道易理，《周易》成为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的思想源泉。他们在新高度上重新阐述易道易理，形成了一个易学研究的新流派，可以称之为现代新义理派。
重新认识《周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经典的重要性
李学勤言：“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的冠冕是易学。”《周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元典，自先秦始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创新的首选资源。至宋明时期，在《周易》文本的基础上，发展至古代易学哲学的最高峰。在近现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周易》在文化传承中的地位一再降低，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大讨论，易学成为玄学的代称，“经学的时代结束了”（周予同），几至如牟宗三先生所感“当时治国学的人，没有人注意及《易经》”。但综观新文化运动后期社会思潮变迁，分属信古、疑古、释古不同思潮的学者又几乎在各自研究中不约而同选择了《周易》作为切入古今之变、解构传统或建构新文化的重要经典。特别是现代新儒家，他们接着宋明理学理路发展出了现代新义理。
朱伯崑言：“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水平，在同西方的哲学接触以前，主要是通过对《周易》的研究，得到锻炼和提高的。这是中国文化的骄傲。”对《周易》的研究是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换言之，要重新认识《周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经典的重要性，只有研读《周易》，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思维方式，从而更好地回答时代之问，为中华文化的现代化提供更为丰富的滋养。（完）（原标题：《周易》作为文化传承文本地位的古今之变）
作者/史怀刚，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