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要：古人均视孟学为治国之学，而非今人所认为的哲学。孟子虽有哲学思想，但其核心只是要求恢复井田制，“劳力者”得其食，“劳心者”得世禄，如此而已。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均显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起源于黄帝古城时代，大体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同源，旨在治国富民，亦让治国君子合理获取有限私利。经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发展，春秋时代晚期周朝王官最终将九代的“先王陈迹”定型为六经文本，从而最终形成古人所谓的“先王之道”，今人所谓的“王官之学”。春秋战国之交，孔子师徒祖孙，将六经理论发展为仁学和礼学，从而形成董仲舒所言的“新王之道”。战国诸子细化和分化了先王之道和新王之道，形成百家争鸣的子学。汉至清代的学者反复阐释上述先秦经典，形成经学。总之先王之道、新王之道、战国子学、汉至清代经学，虽千差万别，言人人殊，但本质均为治国富民之学，这才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理论特质。这一理论特质经久不变，主要与中国地理气候、民族融合、文化融合有关，也与古代君子的聪明智慧有关，自有其历史发展逻辑。
本文的旨趣并不在研究孟学上，而在讨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理论体系和本质特征上。以孟学为案例，从古今学者对孟学的不同定性谈起，只是因为笔者刚刚修订了《孟子本意》，言说比较方便，可以减少翻检之劳并避免论证时的空疏。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积弱积贫，被西方列强反复劫掠。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知识界出现了完全否定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倾向，科举制度和尊孔读经被断然废除，在事实上取消了绵延几千年的官员教育体系。模仿西方而建立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广泛吸收西学长处，设置现代学科，注重现代科技教育。这对扭转中国官方长期只重视贵族官僚的治国教育，几乎完全忽视平民教育和科技教育的偏颇倾向，对中华民族现代科技的发展进步，的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广泛学习西方先进教育理念、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被全盘纳入西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学者们开始用西学视角观察及按西学范式言说评价中国的所有问题。由此而来的误读和误解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案例比比皆是，只因为已历时上百年几代人，我们早就司空见惯，习焉不察而已。而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一步步变成客观现实，中华民族几千年中固有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遂得以逐步恢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术界既不应妄自菲薄，也不该夜郎自大，而是要冷静、客观、科学、公正地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理论特质，从而使我们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建立在更加扎实科学的基础上。本文就是在这方面所作的一个小小的尝试。
一、孟学：哲学还是治国富民之学
近百年间，中国学者和社会公众无不认为：孟子是哲学家，《孟子》是哲学书，孟学是哲学。这与古人的判断大为不同，也与不带成见的读者在翻阅《孟子》时的直观感受大为不同。
孟子与帐下弟子、列国诸侯卿大夫反复谈论的问题，绝大多数都是如何重新公开、公平、公正地划分田界（孟子称为“经界”），即公平分配土地，让天下苍生和治国君子双方都过上美好生活。他虽然也作寓言（战国风气如此）、谈哲理（如与告子讨论人性）、论历史（如反复论述夏商周的井田制，也论述西周春秋时代的爵位制度），但这都不足以说明他是文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早就指出，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虽然千差万别，言人人殊，但殊途同归，实际均为治国富民之学。此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之六艺部（经部）也都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和《论语》列为第一等治国书，将战国诸子著述列为第二等治国参考书，宋明之后《孟子》也被列为第一等治国书。由此可见，从战国至清代，中国所有的学者和官方均认为，孟子是治国学者，孟书是治国之书，孟学是治国之学，而不是什么哲学家、哲学书、哲学。
下面谈谈笔者的阅读体验，相信任何人在阅读《孟子》时，只要不先入为主，自带成见，不先射箭再画靶心，先下结论再找证据，即可知道孟子思想固然复杂，但主要是治国思想。其治国思想固然复杂，但主要是“劳心者”和“劳力者”公开、公平、公正地各得其利的经济思想；其经济思想固然复杂，但主要是通过重新公开、公平、公正地划分田界，剥夺春秋中期以来列国世卿豪族巧取豪夺的土地，恢复夏商周土地公有的井田制，让所有的贵族都按各自的身份等级拥有相应的封地，也让所有农户都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如此则可有效维护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防止土地兼并，使民众各安生业，使各级贵族根据自己的身份等级各食世禄，“劳心者”“劳力者”各得其利，国家从此相安无事，进而可以达到统一天下、安顿四海苍生的目的。也就是说，恢复夏商周三代土地公有的井田制，使耕者有其田，贵族有世禄，天下公平公正，才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内涵。由此可见，孟子思想与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的“先王之道”，春秋战国之交即九代后九代之交孔子师徒祖孙三代人历时82年创造的“新王之道”，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子学，汉至清代的经学，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
笔者并不否认孟子有哲学思想，但我们却不可称孟子为哲学家，孟学为哲学，否则就是“盲人摸象”。中国古今厨师全都知道菜肴要五味调和，古今音乐家全都知道乐曲要五音和谐，古今中医全都知道身体要阴阳平衡，可见他们全都有某种哲学思想。如果因为孟子有“人性论”之类的哲学思想就将孟子定性为哲学家，将《孟子》定性为哲学书，将孟学定性为哲学，就如同将中国古今所有的厨师、音乐家、中医都定性为哲学家，将他们所制的菜肴、乐曲和药方都定性为哲学产物一样，岂非荒诞不经？
孟子周游列国时，反复对诸侯卿大夫们说，夏商周三代均实行土地公有的井田制，天下土地在法理上全归天王所有，然后层层“分蛋糕”：天王分封诸侯以国，诸侯分封卿大夫以家即采邑，卿大夫则至少给每个士分封几井田，而诸侯、卿大夫、士又各分若干等级，故所得土地大小、肥沃贫瘠各不相同；每户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夏朝五十亩，商朝七十亩，周朝一百亩，税率只有十分之一，最高九分之一；山林、水泽、关隘、集市等都只稽查，不征税。这就是孟子等先贤所谓的“王道”“仁政”，其实质就是裕民政治，与哲学并无什么直接的关系。
井田制的基本特点是：其一，天下所有土地在法理上都归天王所有，即《诗经》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天王不可能实际管控天下国土，所以这些土地都是由诸侯、卿大夫、士实际管控。其二，贵族层层分封，大贵族田多，小贵族田少，按照各自的政治等级获取相应的土地。这些土地在名义和法理上仍然归天王所有，但因为长期由诸侯、卿大夫、士实际管控，久而久之完全变成了这些人的私有财产。这在西周末期春秋时代就已经很典型，那时已开始进入铁器时代，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土地产出已经相当惊人。加上土地分封已久，贵族之间血缘已远，故所有贵族均将自己的封地视作自家产业。春秋时代中期开始的土地兼并，即与铁制工具的使用所导致的土地产出增加有关。其三，每一井田都被平均分为九块，每一块田的面积大约都是一百亩。中间一块为公田，其余八块均为私田。公田由八户农民合力耕种，所得归贵族，但贵族要向给自己分封土地的上级贵族进贡。私田平均分给八户农民，每户农民一块，由农民自己耕种，所得归农民，但要交税。税率一般为十分之一，最高九分之一，且不能同时开征几个税种，不准重复征税。这种土地制度的主要长处是，耕者有其田，农民负担轻，贵族按等级享有世禄，君子小人各安其位，各得其利，较好地防止了土地兼并，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平稳，社会大体上公道公平，天下整体上也比较安宁。夏商两代实行井田制的具体情况，因为文献不足，难以具体描述，但西周三百年总体上发展比较平顺，就与比较公平合理的土地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周代文献记录甚详。
关于夏商周三代的王朝兴替，古人一律推给偶然的人为因素或某个个体，这并不是严谨科学的结论。例如西周灭亡，主要是因为三江源发生了强烈地震以及黄河以北突然变冷。平王东迁后，诸侯们仍然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到了春秋中期，随着铁制工具的逐步普及，土地开始升值，由此列国纷争不断，天子无力干涉。在晋文公称霸，“以臣召君”以后，天子遂为傀儡，这与列国土地兼并的时间节点基本吻合。由此可以推知，夏商周三代的王朝兴替与某个个体没有多大关系，主要还是因为分配不公。汉至清代中国发生的改朝换代，具体原因很多、很复杂，但都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土地兼并、社会不公。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王朝都是“逆取顺守”，怎样“顺守”？就是重新公开、公平、公正地分配土地。但是新王朝发展一段时间，土地兼并、分配不公就又会悄然出现，社会不公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王朝灭亡，故中国古代历史形成了“重新划分田地—土地兼并，社会不公—垂死挣扎，王朝灭亡”的反复循环。
实行井田制有一个难题，就是时常需要重新划分田界，孟子称之为“经界”。这主要是因为：其一，贵族的爵位官职会发生变化，需要重新划分土地。为了避免贵族之间的无序竞争，从商末周初到清末，中国长期实行宗法制，规定男贵族的众多合法性伴侣中，只能有一位嫡妻，通常是门当户对的原配，其余都是庶妾；嫡妻之子才是嫡子，庶妾之子均为庶子；贵族儿子再多，也只能立一个儿子做宗子，也叫“立后”，取守宗庙朝廷之意，通常立嫡长子，其余儿子均称余子、余夫、支子、别子；君父去世，宗子才能做丧主，丧期届满，宗子依法继承君父的官爵和大部分土地，余子只能做新君之臣，并自动下降一档，由新君赐给有限的土地。那么一旦君父去世，丧期届满，宗子嗣位，余子分田，就需要重新划分宗子、余子的田界。至于贵族因为立功或者犯罪，被赏赐或削减、剥夺爵位，其封地自然亦需要相应调整。其二，因为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农户家庭家族村社的人口总在不断变动，农户也需要每间隔若干年重新划分一次土地的田界。重新划分土地，这就给那些有权有势者提供了侵占他人土地的方便，他们完全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利，巧取豪夺以自肥，而那些小贵族和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则很可能丧失自己应得的利益，这就是土地兼并。其三，根据最近百年的考古成果，中国农耕文明至少有上万年的漫长历史，在几千年以前的中国土地就非常金贵，所有大贵族都很难控制自己占有他人土地的冲动。土地兼并一旦开始就十分危险，因为人类进入农耕文明时代，特别是进入铁器文明时代以来，土地始终都是最为重要的财富，而且是财富之母，也是最为重要的社会稳定器。所以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恒产”就是指土地。进入铁器文明时代以来，中国王朝的兴替始终围绕土地展开。
五帝时代的生产工具是石器，夏商周三代铜石混用而以石器为主，土地产出有限，剩余财富不多，私有制观念还未深入人心，贵族大都节俭。春秋中后期铁器使用逐步广泛，土地产出很惊人，社会剩余财富暴增，私有制观念遂深入人心。这时的贵族生活普遍奢侈，加上天子已不能实际管控天下，诸侯也难以实际管控国家，天下各国的土地公有制就发生了松动。那些有权有势的世族豪强开始利用重新划分田界的机会兼并土地，鲁国“三桓”甚至把鲁侯的土地瓜分殆尽，以至出现了《左传》所谓的“民食于他”的局面，鲁昭公寓居齐国时竟然无力赏赐随侍大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孟子主张重新公开、公平、公正地划分田界，剥夺大贵族多占的土地，使耕者有其田，贵族则按各自的身份等级获取世禄。孟子其实非常想齐国、梁国、鲁国这样的大国恢复井田制，如此一来其统一天下、安顿苍生的政治理想就有望实现。经过孟子的游说，宋国接受了孟子的建议，准备恢复井田制，但因史料缺失，不知最后结果如何。滕国接受了孟子的建议，而且实际上恢复了井田制。按照孟子的理论假设，当时天下诸侯都是暴君，如果有谁恢复了井田制，不仅本国百姓会热烈欢迎，天下苍生都会衷心拥护，而那些暴君则会成为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仁者要么不战，战则必胜。按照这种观点，滕国应该统一天下才是。可惜滕国体量实在太小，不仅没有统一天下，反被宋国灭掉了。这就让孟子成为天下笑柄，故战国秦汉君子说他“迂远而阔于事情”。事实上，列国诸侯并非完全不知道恢复井田制的好处，他们的主要困难是：其一，土地兼并早已从春秋时代中期开始，且兼并者又都是列国的世家大族。这些人有能力影响国家的命运甚至诸侯的生死，诸侯谁都得罪不起。所以即使诸侯们认为孟子的想法有道理，也不敢动世家大族的“奶酪”。其二，当时的天下形势极其严峻，如果因为恢复井田制而导致诸侯国政局动荡不安，很可能会立即亡国。
二、治国富民：贯穿中国历史五千年的主旨
古今学者对孟子、孟书、孟学的定性如此不同，在中国学术史上并非孤例，可谓相当普遍。如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的六经，其后的孔子之学、战国子学、汉至清代的经学，虽然千差万别，但古人莫不认为其本质上均为治国之学，清末民国学者则莫不认为其本质上均为哲学。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理论及本质特征，源于“先王之道”以及孔子一派创造的“新王之道”。历代学者（如春秋战国诸子、董仲舒、刘师培）的判断大体可从，只有两个不足：其一，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理论起点，这些学者当时均无法充分吸收最近百年的考古学成果，且传世文献的证明力有限，故大多语焉不详。其二，关于中国古代五千多年思想文化基本理论的发展脉络，上述学者或受限于所处的时代，或被历史文献细节纠缠不休，论述比较琐碎，以至不得要领。
笔者的学习心得是，中国古代五千多年思想文化的基本理论，起点在考古学上的黄帝古城时代，距今大约5500年。整个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时期共约3000年，都是形成期，春秋时代中晚期，九代思想文化成熟，标志就是周王朝王官最终定型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文本，距今大约2500年。六经定型之后，孔子师徒祖孙将其理论体系总结发展为仁学和礼学。由于时代巨变，孔子去世后，战国君子很快开始衍化、细化、分化六经之学和孔子之学，遂形成百家争鸣的子学，汉至清代又成为经师反复研究、官方反复倡导的经学。
中国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任何人终其一生都无法穷尽。为了剔除无数细微末节，化繁为简，方便读者把握五千多年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发展脉络，笔者根据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基本理论发生、发展、定型、衍化、细化、分化的主要线索，把中国古代五千多年思想文化基本理论的发展史划分为如下五个时期：其一，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时期，大约从距今5500年（黄帝古城时代）至距今2500年（春秋时代晚期），前后大约3000年，这是中国主流思想文化的起源、发展、定型时期。其二，九代后春秋战国之交的前后82年，这是孔子师徒祖孙三代人全面总结“先王陈迹”，继承发展“先王之道”，并创造“新王之道”的特殊时期。其三，战国时代，前后大约200多年，这是先王之道和新王之道进一步发展、细化及分化，从而形成所谓的王道、霸道、王霸兼用之道以及黄老之学等的子学时期。其四，汉至清代，前后大约2000多年，这是一个反复践行、解释和总结先王之道、新王之道、诸子之学的历史时期，在治国实践上成就非凡，在治国理论上则建树较少。其五，清末民国时期，这是列强入侵，西学东渐，中国学术全盘西化的特殊时期。
下面把上述意思稍稍引申一下，旨在具体说明五千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的理论特质始终都是治国富民。最近百年，中国学术界按照西学范式、视角、理论框架、言说方式和价值观，将原本是治国富民之学的孟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理论均判定为哲学的做法，并不符合中国思想文化的实际情况。
第一个时期，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王官之学的起源、发展、定型时期。根据中国最近百年的考古学成果，结合传世文献，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理论的源头应在考古学上的黄帝古城时代，距今大约5500年，起源标志有二：其一，在考古学上，黄帝古城建成，而且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在整个“古国时代”（距今5500—距今4500年），先人都采取政权、军权、神权混为一体，而以神权为主的国家治理方式；其二，在历史文献学上，黄帝时代出现了教化贵族子嗣如何治国富民的《大卷》《云门》等诗书礼乐混杂的作品。发展到五帝时代晚期的尧舜时代，先人开始对治国理论进行总结。例如《虞书》即记载，尧舜禅让时，均叮嘱自己的受禅者“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说明治国者的核心任务，就是要让四海苍生丰衣足食。如此，治国者亦可获取公认的私利——禄。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周初周公摄政时，曾经亲自撰写《周礼》，也就是周朝所有官员的行政规范，其核心要求是“功以食民”，即君子要立下治国富民之功，然后凭借这样的功劳，方可获取自己的衣食之需。发展到春秋时代中晚期，中国思想文化理论体系形成，其定型标志就是，周朝王官确认《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文本定型传世，且这些文本成为华夏列国国学序列（家学、乡学、国学）培养候任官员的教材、现任官员的治国指南以及退休官员评价治国得失的官方标准。六经的定型标志着九代“先王陈迹”“先王之道”最终形成。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理论的发生发展形成期，大约在距今5500至距今2500年之间，前后大约3000年。
根据传世六经对九代“先王陈迹”的记录和理论总结，我们可对其理论特质作出如下初步描述。其一，治国富民、适当获利为九代先王治国的终极目标。其二，公道公平为“先王之道”的基本精神。九代君子所谓的公道公平的主要含义有：君子应服务苍生，使苍生富裕，但君子自己的衣食之需也应该满足；治国君子功劳有大小之别，爵位有尊卑之异，要按照功劳大小、爵位尊卑，按照社会公认的准则，适当获取有限私利。其三，利人利己为“先王之道”的理论体系。利人主要是利民，包括利于华夏和蛮夷，利己主要是利于治国君子自己，包括他们的氏族家族。后来，孔子将利人之学发展为仁学，将利己之学发展为礼学，认为君子只有利人，方可利己。其四，政教合一为“先王之道”的基本方式。九代时期的中国还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互相混杂，都是治国之道。可见，中国九代思想文化最基本特色是治国富民、利人利己之学，而根本不是什么哲学。
第二个时期，即春秋战国之交的82年，孔子师徒祖孙三代人创造孔学的时期。孔学是对九代先王之道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其一，继承了先王之道的仁学理论。九代先王认为，君子治国旨在富民，如此而已。故九代先王强调：富民之道才是仁道，君子治国富民才是大仁大德；而仅仅忠于职守，多少有些长处，不过是小仁小德罢了，这样的人还算不上真正的君子。孔子的仁学理论完全继承了这一思想。其二，发展了九代先王之道的礼学理论。治国君子不事产业，只以治国富民为唯一任务，他们自然也有衣食之需。那么根据什么标准赋予君子衣食，是所有先王都非常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形成的诸多理论便是礼学。九代先王之道的礼学理论强调对治国君子论功行赏，当然这是最公平、最有效率的，对芸芸众生和治国君子都最有利。但在春秋时代，随着铁器的普及，社会剩余财富暴增，面对海量的剩余财富，相当一部分君子都已完全丧失了底线，弑父弑君之事经常发生。故孔子之学认为，治国君子要按位取酬，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按位取酬虽然有固化等级、削弱社会活力的弊病，但在当时对维护天下政治大局也有一定的意义。其三，创造了恕道。孔学认为，为了天下和国家，君子如果实在无法像先王那样治国富民，可以宽恕自己；他人如果实在无法治国富民，也应被其他君子宽恕。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本意，后世学者则无限地引申了这一含义，使之成为所谓哲学理论，偏离了孔子的原意。汉初董仲舒早已发现，孔子之学并不完全是九代先王之道的总结，而是有继承、有发展，故称孔学为“新王之道”，即新的王道治国理论。其四，完全剔除了九代王官之学的宗教因素。九代时期的中国人神混杂、天人交通、政教合一，受此影响的孔子师徒原本有政教合一的特点，但曾子门徒在最终编辑《论语》时，将孔子师徒的宗教语录完全剔除，故孔子和孔学均被完全世俗化。
第三个时期即战国子学时期，从战国初期到汉朝初期。孔子的徒子徒孙们虽然无比崇拜孔子，但也明白，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孔学完全不可能被诸侯采用。于是除了曾子一派坚定不移地传授孔子的道德学问以外，其他弟子大都纷纷去创造新的流派了，如兵家（始祖为曾子的弟子吴起）、纵横家（始祖为孔子的弟子子贡）、法家（始祖为孔子的弟子子夏）等。随着墨家和道家等学派的加入，战国时代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而依据汉初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的论述，诸子百家本质上都是治国之学，都是对先王之道和新王之道继承、发展、分化、演化的结果，其根本目的仍然是要治国富民。
第四个时期即汉至清朝，这是对先王之道、新王之道、战国子学的反复阐释期。汉唐学者的主要工作是老老实实地阐释经典，说明汉唐学者均承认，先秦经典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宋明学者不想重复汉唐老路，希望别开生面，于是喜欢发表宏大的议论，其学术号称“理学”“新儒学”“心性之学”。但宋明学者在理论上仍然缺乏像样的建树，不仅不足以改变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治国富民的理论特质，而且其宏大议论在客观上往往空疏误国，故明末清初学者对宋明之学即多有严厉的批评。清朝力除宋明学术空疏之弊，恢复汉唐朴实学风，其学术号称“朴学”，亦称“汉学”。撇开无数细节不论，不管是汉唐的“汉学”，宋明的“理学”“新儒学”“心性之学”，还是清朝的“朴学”，整体上都主要继承了先王之学、孔子之学、战国子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体系，其理论核心始终都是治国富民之学，而不是清末民国学者所谓的哲学。
第五个时期即清末民国时期，这是中国思想文化随着列强入侵、西学东渐，突然全盘西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外国的坚船利炮和思想文化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中国有了切切实实的亡国灭种之虞。为了变法图强，挽救危亡，科举制度和尊孔读经的传统在清末民初均被废除，故而旨在传承发扬治国之学、培养教化治国官员的古老国学自然也就办不下去了。于是中国开始模仿西方建设现代大学，设置现代学科，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清末民初的学术大师几乎全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在其职业生涯中，他们全都习惯于做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开始将中国的思想文化类比于西方的哲学，这就导致中国学术的全盘西化。
回顾中国五千多年的思想文化史，可知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本质特征，不是西方以探究万物本源为本质特征的哲学与科学，而始终都是治国富民之学。将整个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理论均视作哲学，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
三、中西对照：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逻辑
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相比，西方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主要长处，就是探究万物的本源，而且以探究自然奥秘为主。其中，研究对象比较抽象，注重思辨的就是哲学；研究对象比较具体，注重实证的就是科学。因此，哲学与科学在本质上是一回事。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明显有其长处，值得中国学者虚心学习。但这并不等于可以照搬西学范式，将其强行套用在中国思想文化身上，那会非常滑稽。
中国思想文化极其古老，绵延不绝，而且也的确富有哲学思想。但五千多年来，中国主流思想文化始终以治国富民为核心目标，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轻易忽略的事实。西方思想文化虽然也有治国富民之意，但并非其主流和底色，中西方思想文化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逻辑。下面主要从中国的生存环境、民族融合、文化融合、君子智慧几个方面，以西方为参照系，谈谈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发展逻辑。
根据考古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在元朝以前的大多数时间，中国大部分地方气候温暖湿润。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几大平原，以及长江上游的成都大平原，动植物资源都非常丰富，非常适合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也非常适合夏商周三代实行井田制。在这些大平原中，黄河中游的河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的自然环境最佳，那里的土壤肥沃疏松，墒情又最好，最方便刀（石刀）耕火种。所以，黄河上游的羌戎、下游的东夷，长江流域的南蛮，先后都发展到这里，并最晚于距今5500年左右，积累了比较可观的剩余财富。于是他们建设城市，创建并治理国家，教化嗣君，创造治国思想文化，这就是春秋文献反复讲的“先王陈迹”“先王之道”。此后，我们的历代祖先似乎都并不特别担忧自己和苍生的生计，他们更多考虑的是，怎样公道、公平地把天下治理好，让芸芸众生都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同时也让治国君子获得合理的报酬，以满足衣食之需。但是人性贪欲无限，根本无法改变，即使再多的财富也无法满足世人的无穷欲望，君子小人莫不如此。因此，我们的历代祖先始终都在操心同一件事情，就是要求治国君子在利人与利己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这就是“君子之礼”，就是中庸，就是治国的常道。如果平衡，平民和贵族就都会得利；如果失衡，平民和贵族就都会遭殃。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进入铁器文明时代以后的历代王朝灭亡，几乎都是因为土地兼并，社会分配不公；而国家发展，人民富裕，君子受益，天下安宁，则几乎都是因为合理分配了土地，有效防止了土地兼并，社会公道公正。古代优渥的自然环境，很可能就是中国古代主流思想文化并不特别关注探究自然奥秘的原因。
根据李四光的第四纪冰川理论，欧洲古代一直远比中国寒冷，物产极其有限，农业手工业都极其落后，生存非常艰难。这样的生存环境至少给西方的思想文化造成三大影响：其一，西方长期实行残忍的奴隶制度，因为不奴役他人，连贵族自己都难以活命。而中国古代的奴隶大都是战俘（还有少量罪犯及其家人被罚为奴），且人数很少。如蚩尤被炎黄二族联合打败以后，其子民在先周时代称“黎民”，五帝子民则称“百姓”，“黎民”就是奴隶，“百姓”则是贵族。不过在春秋文献中，“黎民”“百姓”均已平民化，成为与贵族阶级相对而言的平民阶级。其二，西方严酷的自然环境、稀缺的生活资料，还造就了大量的海盗。他们长期习惯于依靠抢掠他人而生存，而且从来就不以抢掠杀人为耻，这种海盗文化甚至一直影响至今。其三，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均特别关注研究自然，以期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提高生存几率和生活质量，所以近现代科学主要起源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中国古代除了自然环境比较优渥以外，民族环境也远比西方优渥。西方生存环境艰难，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你死我活、赢者通吃的处事方式。中国先民生存环境比较优渥，不同民族之间虽有战争，但在整体上相处融洽，所以中国的民族融合很早且很成功。上述几大平原，特别是河南大平原，就是中华民族融合的大舞台。早在黄帝族、炎帝族还在黄河上游艰难发展时，他们中就有一支系顺着黄河发展到了黄河下游的太皞氏族的地界，接受了东夷文化，并且成为东夷诸族新的祭司酋长，史称少皞氏。炎黄等西北羌戎从黄河上游发展到黄河中游的河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以后，长江流域的蚩尤族也发展到这里。诸族之间当然会争夺生存空间，争夺肥沃土地，当然也会有战争，但是战争之后，便是融合发展。《礼记·明堂位第十四》记载，周初周公摄政时，在东部鲁国汶阳之田的临时明堂召见了天下所有的诸侯，这些人中有的是周王室内部的兄弟子侄，有的是五帝夏商等古老文明氏族，还有一些是来自周边的蛮夷戎狄等族；《左传》中有时“华夏”与“周”含义相同，其他春秋文献记载，春秋列国君子论事说理的标准均相同。我们可以据此推测，所谓的“华夏”应该形成于周初。西周灭亡后，诸侯争霸，特别是晋文公以臣召君以后，天子丧失了天下共主的地位，蛮夷戎狄遂自外于“华夏”。经春秋战国五百年的再度融合，绝大部分蛮夷戎狄最终融入华夏。汉朝至今，中华民族仍然一直处在深度融合之中。华夷关系，古今学者论述无数，似乎十分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华夏就是经济文化先进的蛮夷戎狄，蛮夷戎狄则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华夏，其地缘、血缘、经济、文化关系极其密切。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这里的“远人”就是指蛮夷戎狄。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治国富民思想，是要让天下所有的平民百姓全都过上富裕的生活，包括蛮夷戎狄。这与西方极度自私自利、你死我活、赢者通吃的思想文化传统迥然不同。
除了关注自然环境、民族环境以外，文化环境也需要关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没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对其思想文化的传承关系重大。人类的古老文字绝对不可能是拼音文字，必然是象形文字。考古学家发现，中国在五帝时代就有少量陶文，夏代就有少量金文，中国文字最晚在商代成熟，书写条件最晚在西周春秋之交即铁器文明时代初期成熟。根据《礼记·明堂位第十四》的记载以及《论语》《左传》《国语》等的佐证，早在周公摄政时，周王朝就统一了天下的政治制度、文字、度量衡和语言，而这种统一后的语言在当时被称作“雅言”。据《左传》记载，华夏列国与蛮夷戎狄交往时，口头交流十分顺畅。如果没有通用语，这是难以想象的。晋侯与楚国乐官钟子期的谈话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他们双方一定都用“雅言”交流。楚国人有一次入侵郑国，其军官偶然用“楚言”说话（只是语音语调不同而已），如同今人说话偶然不用普通话而用地方方言，当时郑国史官就立即记录了下来。这间接说明南方蛮夷楚国人平时与华夏列国交往时总是说“雅言”。孔子平时自然说鲁国方言，但在重要场合和吟诗行礼时均说“雅言”，《论语》对此记载甚详。《国语》记载，孔子的远祖正考父曾经带着12首《商颂》到周王国，请王朝的乐官校准音律。如今传世的《商颂》只有5首，说明王朝乐官删掉了7首。这个案例还说明，宋国君子作诗均用“雅言”的音韵，只是有时不太标准而已，故需要王朝乐官最终校准音律。这些史料还有很多很多，均可佐证《明堂位》的记载，证明周初周公的确统一了天下语言，形成了一种通用语。九代“先王陈迹”在春秋时代中晚期被周王朝的王官们最终定型为六经文本之后，被长期传承，从未间断。这说明通行的语言和文字是古代思想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除了地理气候、民族融合、文化融合三个环境因素以外，中国古代治国君子大多聪明智慧，明白挑战人类自私本性的基本道理，即只有真诚利人，才能同时利己，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长期以治国富民为理论特质的重要原因。
中国非常重视历史记录，几千年的历史记录也最完整，原因很多。但最要紧的原因应是，历代治国者都非常关注前代先王治理国家、富裕苍生的经验教训，宋朝的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也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鲁迅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书都是历代帝王的家谱，这不无道理。但如果说中国史书是历代贵族治理国家的记录，是后世治国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可能更加准确。为了传承先人治国富民的经验教训，国学教育世代传承，长达五千多年，直到清末民初才被废除。五帝时代至清朝末期长期实行国学教育，旨在教化候任、现任治国君子，提高其治国水平。六经定型前主要实行口耳相传的教育，六经定型后官方国学、民间国学均用六经等做教材，这确保了后世始终以治国富民为理论核心，意义重大而深远。
总而言之，“先王之道”、“新王之道”、战国诸子之学、汉至清代的经学，尽管千差万别，但治国富民始终都是根本和灵魂。把西方的帽子强行戴在中国头上，以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理论如同西方一样，都主要是哲学，这样的做法和说法，显然是有问题的。
来源：吴天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理论特质——从古今学者对孟学的不同定性谈起[J].理论月刊，2024(5)：15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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