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回国，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因为当时人才与学术断层，周总理想要李政道推荐一些科学方面的大家到中国来指点一二。
便询问李政道：“能否请一些外国教授来吗？”
李政道当即回答：“其实不用请国际教授，我们中国就有一个。”
在李政道的举荐中，周恩来才知道此人便是束星北。
束星北何许人也？为何李政道极力推荐他。
1907年，束星北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1913年，6岁的束星北入私塾读书，在秀才魏楚翘手下启蒙。1916年入小学，1919年读初中，1924年，束星北转学就读高中，同年九月，成绩优异的束星北在杭州之江大学求学，一年后，他考上了山东大学。在山东大学的分校读书的束星北不满于一些保守的教学。
1926年，自费去了美国，考进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一开始，束星北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打工助学，甚至于修铁路、装卸货物等粗活累活，他都做过。两年后，他离开美国，足迹踏遍日本、朝鲜、苏联、德国，走了十几个国家，最后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在惠特克和达尔文博士的引导下，系统学习物理学和数学。仅仅一年，他便写了《论数学物理的基础》论文，获得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学位。在两位导师的引荐下，束星北来到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的爱丁顿博士。
1931年5月，束星北完成了硕士论文《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他把研究成果发表在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物理期刊》上，并寄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很快回信，称束星北巧妙地把引力场和电磁波结合起来，得出非常有价值的结果，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尝试。
就在这一年9月，束星北回国探亲，并遵循母亲的遗愿与葛楚华女士结婚。
束星北回国的时候，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束星北投笔从戎，于1932年1月受聘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因触犯蒋介石，1932年7月束星北离开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后受聘于浙江大学物理系。
1935年7月物理系全体师生因反对校长独断专行，离校。束星北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教授兼数学系主任，并兼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聘请原物理系全体教师、技工回校。束星北也于1936年8月回浙江大学，翌年升为教授。
束星北在浙江大学，束星北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平静也是最辉煌的一段时光。当时的浙江大学物理系，束星北和王琻昌是两个标志性人物。
他上课不用板书，不愿意发给学生讲义，他常常用最简单的话语教给学生关于物理学的概念，用各种生动的例子在各个层面反复论证，使得学生融会贯通，不读死书，因此教出了一批思维活跃的学生。
束星北强调不要去硬记知识，一定要消化。不要盲目的引用文献与专家的话，束星北的出的试卷也根据知识点灵活变通，靠死记硬背也答不了高分。
束星北在浙大上课时，发现一位机电系的学生有极高的物理天赋，遂说服他主修物理。在束老师的坚持下，这位学生放弃了机电专业，转入物理系，这位同学的名字叫李政道。多年后，束星北生活潦倒困苦，李政道曾多次为其仗义执言，两人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师生友谊。李政道后来回忆恩师也说道：束老师帮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了解，认真和自信，使我受益终生，我的一生和他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最早接受的启蒙来源于束星北老师。
严谨才是一个研究者应有的品质，束星北如此要求学生，也如此要求自己。
作为一个教育者，束星北有自己的方法。他喜欢激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摒弃任何死记硬背。每次谈及某种重大发现之时，他总会详细阐述其历史演变，为的便是同学们“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
束星北常说——“物理学是被逼上梁山的”。
成为教授的那些年里，他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学子也接连一个个成名。
除了李政道外，还有“中国居里夫人”吴健雄和“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也是他的学生。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大师玻尔来到中国，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请他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和玻尔一见如故，几乎寸步不离，整日探讨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玻尔和爱因斯坦的争论。
玻尔回国后，不断收到中国大学师生的信，探讨物理学上的问题，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1941年，束星北针对量子电磁场高次微扰计算中的发散困难，提出见解，可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成功地推导了谐振子，氢原子和类氢原子基态的能级，结果刊登于英国《哲学杂志》。
1944年，应国民政府之邀，束星北领导研制中国首部雷达，并于1945年春研制成功。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束星北授予了“抗战英雄”的荣誉称号。因此，束星北也被誉为“中国雷达之父”。除此之外，束星北还在抗战时期指导装置了特工发报机等军用器材。
束星北在浙江大学任教总计19年，培育了一批物理科学领域的大师，师生情感总是让人动容。1951年，44岁的束星北从浙大离职，受山东大学邀请去任教。
山大对于束星北的到来给了所有人能给的最好待遇，束星北在山大的工资与兼职薪水高达840元，超过了山大所有人。最终事情闹到了高教部，经过折中方案，考虑其他教授感受，降低到720元。
严谨是一个研究者应有的品质。
有一次北京物理学家王竹溪教授应邀来山东大学讲座，王竹溪教授谈自己的认识和成果。他一边讲着一边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一些流畅漂亮的公式或重要的概念。报告大约进行了将近50分钟时，束星北走上讲台，不做任何解释，直接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40分钟，王竹溪在旁边极为尴尬。
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当时束星北在浙大的好友王淦昌邀请他前去中国科学院，但束星北当时却拒绝了，然而这个决定对于未来的束星北的人生来说几乎是致命的，中国科学院，在1957年之后几乎成为中国科学家唯一的“避风港”。
后来，束星北的好友苏步青受到了迫害。原因是，有人诬陷苏步青贪污，这下可把束星北气坏了。他太知道自己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了，气不过就站出来帮苏步青说话。
殊不知，束星北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那些看不得束星北行为作风的人，此时就跳出来，进一步诬告束星北与苏步青一样有贪污的嫌疑。就这样，束星北结束了他的“好日子”。
由于当时的许多人容不下他的性格，得罪了太多人，导致他被人算计，为了保护妻儿的安全，甘愿承受下这份不白之冤，最终被迫离开了自己钟爱的物理系。离开了讲台的束星北有过许多新的尝试，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无一例外都无法实现。最终，他从气象学领域找到了突破口，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连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引起了气象学界的巨大轰动。
可是好景不长，束星北再次遭人算计，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进行管制，不得不编入劳改大军到青岛月子口修水库。
1960年他被调到青岛医学院接受改造， 打扫教学楼的厕所， 这一扫就是十几年 。但这个老头干什么事都十分投入， 他用公式测算粪污位置 ，最后竟写出几万字的扫厕论文 ，里面字字句句竟都是学问 ，可惜这些论文都没办法发表。
1964 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同庆。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传来时，这位世界级物理学家束星北站在角落里失声痛哭：：那本该是我做的。
心里又是高兴又是遗憾。看着别的科学家，能够在科技领域发光发热，而自己只能窝在医院里扫厕所。
程开甲曾说过：在美国原子弹上马前，国内就有人提出过用裂变的中子轰击，那个人就是束星北，一个被人渐渐遗忘的天才物理学家。
束星北始终没能参与其中。
他的学生李政道拿了诺贝尔学奖 ，程开甲成了让美国闻风丧胆的“核司令” ，好友王淦昌成了两弹元勋 。他空有一腔报国热血 却生不逢时。
这期间，曾人要帮他远走异国他乡，但他拒绝了，因为母亲可以对儿子不好，但儿子却不能背叛母亲！他的女儿，曾向王淦昌感叹，认为如果她的父亲，为人处世要有王淦昌的一半就好了。没想到，一向温和儒雅的王淦昌，却面露怒容，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1972年，李政道从国外回来，接到周总理的要求，希望他可以从国外带更多的人才到中国发展，因为国内还是太缺少这样的能人了，当时李政道就表示，在国内也有很多厉害的人，于是便推荐了自己的老师，也就是束星北。
周总理赶紧派人寻找，最终在青岛医学院厕所找到了他。
1974年，束星北终于摆脱改造的生活。那一年，他已经69岁。但直到4年后，青岛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才打破没人敢聘用他的禁忌，请他回去教学。
从1958年被开除公职，到1978年重新拿起教鞭，他坐了整整20年的冷板凳！
他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但是他却不敢浪费在讲台的一分一秒，他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依旧坚持给学生们讲课。
为了节约时间，他决定 ：不会友，不开会，不参加一切同科研与业务没有关系的活动。
在短短几年间，他就培养了一批学术带头人。
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研究工作进行到攻坚阶段，一个关键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让相关人员十分焦急。困扰科研人员的问题就是无法准确计算出弹头数据舱接收和打捞的最佳时间。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有人向钱学森推荐了束星北。束星北来到这后，果然不辱使命，国家拨付的100万元专项资金他一分未用，仅凭一台计算机、一支笔、一摞纸就精确地计算出相关数据。他的这一成就，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在远程导弹领域研究的进展。
后来的结果验证了束星北计算的精确性，打捞队只用了5分20秒时间便顺利地将弹头数据舱取回。不仅避免被他国抢走，保护了军事机密，当时周边海域发现了多国飞机和舰船，可见形势之严峻，而且还节约了百万元研究经费。
虽然束星北在年纪很大的时候才回到研究所工作，但在那几年里他的出现仍然为中国的各方面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却没能让自己的遗愿得到实现。
1983年10月30日，一代物理学天骄束星北因病去世，享年76岁。去世之前留下这样感人至深的遗嘱——“我死后，不要火化，那样太浪费，现在青岛医学院标本很紧缺，可以把我捐给娃娃们搞研究。我的脑子，也还像二三十岁那样条理清晰，也可以留下来做研究。”
令人惋惜的是当时正巧遇上了青岛医学院领导班子"大换血"，束星北十分具有研究价值的遗体却无人问津。当半年后，人们想起束星北的遗体时他的尸体早就变得腐烂不堪了。
无奈之下，领导让院里两个学生将老人的遗体带到学校后面的林子里安葬。这两个学生图省事，自作主张，将遗体草草埋葬在学校的篮球架下边。
一代奇才去世后得到如此下场，实在令人唏嘘。
多年后，当刘海军整理写出了《束星北档案》时，特意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李政道书信一封求教，没成想这位曾经束星北的爱徒，诺奖大科学家竟不惜在百忙之中，回信二十多页，里面洋洋洒洒的故事，桩桩件件催人泪下，给了刘海军极大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等到书成时，李政道为其作序“奉献后人，千年仰慕”。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样一个为了国家而奉献一生的科学家们，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