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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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曾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感慨道：“真正能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纪大小），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这才是人性的极致表现，使人为之动容。只要我们的心尚未死，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会在某时某刻，处身在这种情况中。”[1]
在这个二战结束以来整个世界处于最分裂、无序和混乱的至暗时刻，人类社会究竟何去何从；理性的声音是否还可以成为不同文明、族群和国家之间对话的重叠共识；民族国家之上是否还可以找到更开阔的世界主义精神来抑制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都需要心智成熟的思想者按照责任伦理行事，去勇敢地介入这个时代，审视这个时代的病灶，甚至包括自身所存在的心理、人格和思想上的缺漏和痼疾，同时又能适当地抽离，与这个时代保持一点“隔离的智慧”。没有前者，思想者就没有代入感，也就没有一种政治思想所必需的“动情的理性”和人文主义的精神，而没有后者，思想者就无法获得一种清明的理性来超然地审视这个时代。
韦伯在1917年11月7日发表“科学作为天职”演讲的慕尼黑斯坦尼克艺术厅
如今的我们所面对的时代，好像是一个思想到处弥漫的世界，但究其实质，则是一个用极化政治、舆论宣传、社交媒体和知识付费等各种形式来精准地拿捏接受者的时代，因为有了技术更高端、精密的传播工具，无论是国家和政党的声音，还是知识分子、大V、商人和网红等的声音，都被几何级数地放大。在一个政治性抑郁的逆全球化时代，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特别渴望找到真正的思想和具有引领意义的大师，他们不仅关心政治，更关心安身立命和生命的意义。而在一个宣传过度和市场泛滥的时代，思想的边界被有意无意地模糊了，我们似乎每天都在接触来自四面八方的观念的传播，但怎样的思想才是真正有质量的，能够帮助我们通透地理解和反省这个时代，而不是仅仅在制造和贩卖焦虑，这是需要细细考量的。
殷海光先生曾经对文化市场上的叫嚣者有着冷静的审视：“现代的人，在这市场文化中的人，深怕自己不重要，惟恐自己失去价值；深怕自己不为人所知，所以要叫喊。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市场文化中的人却‘我叫故我在’。其实，这种人不知道沉默的伟大，沉默的力量。”[2]面对时代纷争和历史巨变，殷海光先生认为真正的思想者应该有一种“隔离的智慧”：“在文化市场上叫嚣的那些人，都是时代的蜉蝣。我们要透过时代的雾，看未来。这样，更能显现知识的光芒。我们需要隔离的智慧，才能显现自己的独特性。”[3]
而反观今日中国之知识界，一方面是迅速而不可逆的学院化进程，大量的年轻一代学院知识分子在疲于奔命的量化考核和学术生产中，已经整体性地丧失对接公众影响时代的公共意识，学术话语越来越成为一套跟这个时代所亟需的思想、文化和智慧无关的黑话，学术界已经丧失了内在的生命力和人文的批判视野，更别提启蒙主义的立场，而另一方面是以知识付费的方式将知识和思想以量身定做的方式投注市场，阅读公众迅速转型为视听公众，以小红书、抖音、小宇宙、喜马拉雅、B站等为代表的新式社交媒体迅速地垄断了年轻一代的知识来源，与此同步发生的是这十多年来，中国知识界的公共文化空间极度萎缩，公共知识人迅速边缘化。
陈寅恪所言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稀缺品。思想已经成为一种产业，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商品，知识者不是权力的帮忙，就是企业家的帮闲，或者就是通过精准迎合面目模糊的广大网民的喜好和立场而成功套现。曾经独立的知识人也陷入巨大的影响力焦虑，害怕被遗忘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症候，自恋成为一种弥漫性的社会心态，迎合年轻人也变成一种政治正确，粉丝数和点击量等成为挥之不去的数字梦魇，各种直播沙龙、直播带货等泥沙俱下，严肃阅读、严肃写作乃至严肃思考，越来越成为这个沉闷而虚无的时代的一种边缘化存在。[4]可以说，今天的真正知识分子面临的状况又类似于1960年代的殷海光先生所描述的那样：
“每一种大的思想气流都形成各种不同的漩涡，使得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目眩神摇，无所适从。在这样的颠簸之中，每一个追求思想出路的人，陷身于希望与失望、呐喊与彷徨、悲观与乐观、尝试与独断之中。我个人正是在这样一个大浪潮中间试着摸索自己道路前进的人。”[5]
对于华人世界一个真正的思想者而言，这种孤独探索者的感受可能会越来越强烈，因为曾经滋养和陪伴我们的那些人文主义大师一个个都离开了这个世界，比如李泽厚、余英时、林毓生、张灏、何兆武等，这个名单还可以在后面接续诸多的熠熠发光的名字，这些人文学者的远去，带走了一个时代的某种精神和思想的气质，他们身上所积淀的人文传统并没能在中国的学术界和公共知识界得到有力的传承，甚至对他们的纪念也成为某种禁忌。这些人文学者树立的是典范知识人的标杆，就像殷海光先生曾经是战后台湾知识界的标杆一样，他们的思想阐发和公共关怀都源自精湛而有原创性的学问，因此这种思想就是一种具有可持续力的价值观念。在我看来，思想如果丧失了学问的依托，缺失了人文和历史的脉络，也没有公共文化空间的滋养，那就成了漂浮在空中的若有若无的思绪而已，无法形成根植于当下中国的文化土壤和思想状况之中的价值观念。
余英时（Yü Ying-shih，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
真正的思想者是为了思想而生的人，而不是靠着思想而活的人，这才是以思想为志业的真正知识人。在我心目中，王元化先生是思者之典范，他曾针对思想和学问的关系如此写道：
“我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深化思想。不可想象，没有以学术作为内容的思想，将成为怎样一种思想，而没有思想的学术，这种学术又有什么价值？思想和学术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方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而且我也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会被救亡所压倒，被学术所冲淡。”[6]
思想界曾经在中国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如今伴随学院化的加剧、文化市场化的虚假繁荣、消费主义的崛起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这个知识分子的文化圈也日益式微。思想者虽然往往是强调特立独行的，但离开了这些滋养思想和观念的公共文化空间和知识群体，他们的生命力也会大打折扣。钱永祥先生曾经在台北联经《思想》创刊号指出：
“思想无法在像笛卡尔所想象的一个隔绝孤立心灵的内省冥想（我思）中产生，而是需要在具有特定内容的社会、文化、历史脉络里，才有成形的可能，因为唯有脉络，才能提供语言、概念，以及较为完整的价值参照系统，让思想取得样貌与内容。”[7]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思想必须要依托于某种可靠的事实真理和人文传统，同时也需要历史记忆作为价值的支撑，更需要作为同道中人的思想者的彼此砥砺和抱团取暖，才可能熬过这个新世纪以来最酷寒的思想严冬，也正因为此，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都需要一张阿伦特意义上的思想圆桌。
台湾政治哲学学者、《思想》杂志主编钱永祥，及其新著《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14讲》（理想国，2024-4）
在今天这个时代，面对众声喧哗的思想噪音，我们如何来评估何为重要和有价值的思想，何为思想的赝品甚至意识形态的话语垃圾，这成为一个特别值得认真对待的议题，尤其是如何区分教育与宣传、事实与意见、真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都有一种内在的紧迫性，不然我们本来就有限的生命就浪费在每天海量潮涌的信息之中。在这方面，我认为丸山真男在一篇讨论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文中所提及的如何评估历史中哪些思想值得重视和分析的观点，对我们颇有参考的价值，其一是思想的重量，也就是思想是否对问题做了彻底的解读，还是止步于敷衍了事的解读，其二是思想的渗透范围或流通范围，其三是思想的幅度，也就是思想囊括了多大范围内的问题，有重量的思想未必是包罗万象的，而有幅度的思想未必就有分量。其四是思想的密度，也即是思想在逻辑分析和实证程度上的密度的问题。其五是思想的多产性，即衡量一个思想究竟有多大的生产性的尺度。[8]
按照这些尺度，我们就可以对当代中国的思想界有一个诊断性的分析，比如李泽厚的思想幅度宽广，流通范围也广，也具有生产性，而王元化先生的公共写作极为缜密，显示出思想的高密度，林毓生和张灏的学术写作则显示出思想的重量和密度，对于所讨论的近代中国的乌托邦主义、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中国革命的思想道路等多做了极为通透的解答。余英时先生的作品则在五个方面都有显现。总而言之，这些思想者都是依托于学术的严谨和深厚的积淀，来思考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在东西方文化和文明之间的互鉴，展现出了1930年代前后出生学人的人文视野和启蒙精神。在我看来，这是我们应该传承的最重要的一个人文传统。思想不是横空出世，也不是屠龙术或学究气，而是真切地介入一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之中，完成从学问中人到问题中人的身份叠加。思想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动词。
2021年10月11日，李泽厚《伦理学新说》序修改稿手迹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区分教育与洗脑、新闻与宣传？今天作为一个扎根中国大地的思想者（而非离岸知识人），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活在当下的中国面对的是双重的模糊性，一个是是非、对错和善恶的价值标准被有意或无意地模糊化了，围绕俄乌战争、巴以冲突或20世纪中国的革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评价等重大问题，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张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讨论的圆桌，也更不可能形成一种基于事实理解的价值共识。简中网络上弥漫着戾气和符号暴力，一言不合就拉黑或网暴，公共理性变得稀缺，每个人就抱持着自己的定见和偏见，而不愿对于论辩对手或者不一样的立场给予同情性的理解，善意、诚意和理性在虚拟的网络世界被系统地驱逐或压抑，每个人都活得越来越原子化，甚至将网络上的恨意延伸到日常生活之中，权力支配社会造成的后果就是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极度政治化了。
而另一方面是所有的争论都几乎没办法在一个清楚发掘和呈现的事实世界之上展开，中小学和大学人文教育的退化、新闻媒体的衰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媒介素养的匮乏、民间组织的被遏制，导致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远离真相的自媒体时代，萦绕周围的是各种编造、夸张、虚构、渲染和道听途说，核心目标都是为了流量和吸睛，对于事实本身的严肃性讨论已经变得微不足道，而事实改变之后，网民也采取熟视无睹依然故我的态度。不断累积的负面情绪成为无法在公共生活空间释放的内在负担，而变成网络空间一个个爆炸性的燃点。
阿伦特特别强调公共生活中承认事实的重要性：“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有权书写自己的历史，我们承认的也只不过是每一代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视角重新编排事实；我们并没有承认我们有权利去触动事实本身。”[9]教育是一种启发，让受教育者最终具备独立思考的批判性思维和内在自我的人文主义心灵，而宣传和洗脑是在一个排他性和独占性的封闭系统里试图将某套观念或理论体系强行地灌输给接受者，让接受者不再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对宣传者采取盲目认同的态度。在新媒体时代，宣传者也经常会采纳更为多元活泼的形式来进行价值倒灌和观念下沉，换句话说，对大众的精神PUA已经被大数据和高科技赋能。社会学家潘光旦曾经专门撰文两次讨论教育与宣传的异同，他指出，
“教育与宣传的根本假定便不一样。因为假定不一样，于是提倡或施行的方式也就大有分别。教育假定人有内在的智慧，有用智慧来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力量。教育不具备替人应付环境、解决问题，而是要使每个人，因了它的帮助，十足利用自己的智慧，来想法应付、想法解决。
教育又承认人的智慧与其他心理的能力虽有根本相同的地方，也有个别与互异的地方，凡属同似的地方，施教的方式固应大致相同，而互异的地方便须用到所谓个别的待遇。根据这两层，近代比较最健全的教育理论认为最合理的施教方式是启发，不是灌输，遇到个别的所在，还须个别的启发。
宣传便不然了。他所用的方式和教育的根本不同，而从方式的不同我们便不能不推论到假定的互异。宣传用的方式显而易见是灌输，而不是启发。它把宣传者所认为重要的见解理论，编成表面上很现成的、很简洁了当的一套说法，希望听众或读者全盘接受下来，不怀疑，不发问，不辩难，这不是灌输么？”[10]
是否容忍甚至鼓励受教育者的质疑和批评，这是区分教育和宣传最重要的指针之一。而哲学家陈嘉映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指出：“从事教育的长辈和老师当然是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把他们认为正确的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然而，同样重要的是，甚至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培养学生的独立判断力，培养他的自由人格，希望他成熟起来，能够在他自己的时代里，依他自己的性情，去获得他自己的好，过上一种有充实意义的生活。至于什么是他的有意义的生活，则并不由教育者决定。依我看，这是教育和洗脑最根本的区别。”[11]
在这样一个政治极化和娱乐至死的世俗时代，倡导严肃的人文主义和真诚的思想气质，毫无疑问是一种与时代总体氛围格格不入的状态，但真正的知识分子本来就应该是不合时宜的向权力和资本说真话的人，王小波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首先是思维的精英，而不是道德的精英。思想的原创性和突破力自然重要，而知识人能否道成肉身，化理论为思想，化学术为德性，以自身的言谈举止成就一个大体上言行一致的君子之风，却是困扰这个明星文化流行而思想者匮乏的时代的根本问题之一，换言之，与思想和学术的增量相比较，人格的力量也同等重要。王元化先生就曾发自肺腑地说过这样一番话：“我最为服膺的就是胡适对自己生平为人所说过的这几句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我觉得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如果真能够做到这一步，也就无愧于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了。”[12]一个真正为中国甚至世界的当下和未来展开深邃思考的人，或许都应该好好地品味这段话的意涵。
王元化（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
更广而言之，其实不仅是人文知识人，一切受过良好专业教育的现代人，都应该具有这样一种人格自觉和文化责任，思想并非职业思想者的专利，而应该是从精英扩散到民众的一种普遍主义的心智生命状态。余英时先生生前在一个访谈中就表达过这种观点：“我们必须调整一下关于知识人的观念。第一，现代知识人不是‘士’，不可能完全出于‘人文’一途。人文学科即使边缘化，也不影响知识人的产生，因为科技专家也受过一定程度的‘人文’教育，同样可以随时扮演知识人的角色。第二，知识人必须以专业为基础，在专业上取得成就，受社会尊重，他便更有机会发挥知识人的作用。第三，知识人不是一个特殊的类，因此没有所谓职业的知识人。我们必须把知识人理解为一种潜在的社会功能，寄托在每一个专业人员的身上。”[13]
2006年，台北《思想》杂志创刊，迅速成为华人世界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期刊之一，回应了这十多年来两岸三地甚至更广义的华人世界一些核心的公共性议题，也拓展了很多新的颇有价值的思想议题，实现了学术与思想的良性对流，因为特殊的机缘，我也成为这份杂志的作者和读者，回顾自己这十多年在公共文化领域的参与，跟《思想》的启发和滋养有着深远的渊源，如果没有《思想》，我难以想象自己在专业研究之外还会对于公共的思想文化议题保持如此强烈而持久的关切，更难得的是《思想》可以讨论很多在大陆的报刊无法讨论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社会议题，引入华人学界乃至世界各地的有价值的思想资源，这些都开拓了我的学术和思想视野。
《思想》杂志第50期
正如钱永祥先生在创刊号的文章《从“思想”到“我们时代的思想状况”》所剖析的那样，“思想主要涉及了三件工作：意义的提供、自我的界定、以及对于既有的意义、理据和身份认同去做检讨和批判。”[14]回首自己参与和见证这份杂志成长的这十八年，我对于公共知识人身份的自我确认和意义锚定，以及对于从历史到当下的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检讨和批判，无不得益于《思想》的赠予和引领。如今，《思想》即将迎来创刊五十期的关键时刻，而支持这份刊物的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也迎来了知天命之年的创办五十周年纪念，我愿意用同乡前辈钟叔河特别喜欢的霭理斯的一段话来表达我的祝贺之意：
“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竞走——这在路克勒丢斯看来，似乎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15]
《思想》的同仁和作者，或者所有致力于中国的公共文化建设的人，以及一切都在严肃地操持思想生命和加持心灵建设的知识人，无疑都是在这个至暗时刻的手持和传递火炬的人，那曾经闪耀过的光和弥漫过的暖，即便隐没到了黑暗之中，却仍旧会长久地慰藉曾见证和感受过其光明和温煦的过客。
原载《思想》5月，总第50期
注释：
[1] 韦伯：《韦伯作品集 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2] 陈鼓应编：《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3页。
[3] 同上，第20页。
[4]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我在《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东方出版社，2020年版）对当代中国阅读状况的诊断和对严肃阅读这个概念的阐发。
[5] 陈鼓应编：《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7页。
[6] 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第134页。
[7] 钱永祥：《从“思想”到“我们时代的思想状况”》，台北：《思想》第1期，2006年。
[8] 丸山真男：《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路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72-373页。
[9] 阿伦特：《真理与政治》，载《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
[10] 潘光旦：《宣传不是教育》，载吕文浩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潘光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5-266页。
[11] 陈嘉映：《教育和洗脑》，载氏著：《走出唯一真理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51页。
[12] 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第127页。
[13] 陈致访谈：《余英时访谈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21年第2版，第89页。
[14] 钱永祥：《从“思想”到“我们时代的思想状况”》，台北：《思想》第1期，2006年。
[15] 黄子平：《支离破碎的年代，一个完整的灵魂》，载彭小莲、汪剑：《编辑钟叔河：纸上的纪录片》，序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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