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军长被俘，说自己是通信员，不料一名小战士的话意外暴露身份

1937年4月上旬，酒泉南山金佛寺乡观山河谷，一名穿着灰色军装的军人刚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几十个西北汉子就操着家伙向他扑来。

军人紧紧地攥紧了手中的枪，对方人太多，周围也有马家军，一旦被发现，结果只有一个：被打死。

他蹲在那里屏息静气，一动不动，他暗暗祈祷，对方千万别发现自己。

“那有人！”其中一个汉子叫道——他还是被发现了。

此人正是红9军军长孙玉清。

3月中旬，西路军在祁连山遭遇重创。

西路军高层在石窝会议后，作为红九军军长的孙玉清和王树声、朱良才、杜义德、李聚奎等所在的右支队一起出发，沿祁连山向东进发，准备打游击。

说是游击，其实他们多数人身上都没有了弹药，只能“游”，难以“击”了。

一旦遇到敌人，别说还手，就是招架之力也没有。

3月17日，在黄番寺地区（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南与青海省祁连县交界处的青海一侧），右支队跟马家军遭遇，很快被打散。

孙玉清率10余人，奋力向西突围。

突围过程中，他们再次被打散。

跑着跑着，孙玉清感到不对劲，他回头一看：身后一个人也没有了。

他苦笑：我这个军长，成了光杆司令。

追兵在后，孙云清没有工夫叹息，弯腰向前走去。

前面是一道宽阔的河沟，上面密密麻麻长满红柳和扁麻秧子，很好隐蔽。

这时，一个西北大汉骑马过来了，他是民团大队长菇大本，狡猾凶残。

“就在这里搜，我看到红军钻到了红麻柳去了。”菇大本大声对部下发令。

其实，他没有看见目标，只是在虚张声势。

孙玉清以为敌人发现了自己，便钻出红麻柳，继续向西，躲在一块巨石后面。

这一切，被骑在马上的菇大本看得真真切切。

“有人躲到大石头后面了。”菇大本低声对传令兵菇其厚说。几十个汉子拿着家伙奔向大石头，菇其厚远远地喊：“我们看见你了，好汉，出来吧！”

孙玉清走了出来，那些团丁们一拥而上，王仁义、于如瑞、菇其厚、狄学贤走在前面，眼疾手快的将孙玉清身上的武器、皮背包，还有大衣等物品抢在手里，包括驳壳枪一把，子弹75发，匕首一把，怀表一块。

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孙玉清身上搜出一个指南针、一个黄色烟嘴、一支水笔和一个笔记本。

最后，他们在孙军长的身上搜出一个小布袋，内装粗炒面若干和盐巴少许、钞票175元。

从中也可以看出，西路军的生活有多苦！

大队长菇大本将马拴在树上，窜了过来，对传令兵菇其厚说：“把枪给老子。”

武器和物品搜走之后，他们开始好奇这个红军的身份，因为抓到红军的级别与奖金是挂钩的。

菇大本仔细打量眼前这个红军，只见他中等个子，头发很长，长了一副圆脸，黑里透红。

就在他观察的时候，传令兵菇其厚突然说：“他是个大官。”

“你怎么知道？”菇大本问。

“他穿着四个兜的棉制服。”菇其厚脱口而出。

“你小子瞎眼了？看看他的样子，像当官的？”菇大本对传令兵质疑。

菇其厚一看是啊，这红军的军装破烂不堪，还有补丁。

他的棉裤半截子都没了，还没有穿鞋，脚上用绳子绑着破毡、破布。

这样一来，团丁们拿不准对方的身份。

说他不是干部吧，他去佩有手枪；说他是干部吧，穿得破破烂烂。

孙玉清见状，决定随机应变：既然他们吃不准自己的身份，那就不要暴露身份。

“叫什么名字？”菇大本询问道。

“陈泽功”。

“是团长还是师长？”菇大本咋呼道。

“我是通信员。”

“怎么只有一个人，你们长官呢？”

“我们在山中遇到了马家军的手枪队，双方交战之后，我们被打散，不见了首长。”孙玉清说。

“你枪里有那么多子弹，为啥没有开枪？这不像你们的样子吧，是不是怕死？”

“你们手里拿着长矛，我以为是老百姓，我们有纪律，不伤害民众，所以我没有开枪。”孙玉清说，“如果真的是马家军，我绝对不会客气。”

还有一句话孙玉清没说，那就是对方喊自己“好汉”，让他产生误判。

审问结束，菇大本无法断定对方的身份，便从当地人那里借了一头毛驴让孙玉清骑，让几个团丁将他送到观山口团部去，自己则带大队人马去山里，继续搜捕红军。

太阳落山的时候，孙玉清被两个团丁押到了“肃州区保安团”第五团大队驻地——黄家大院。

一大队长谢占元和大队副任子才跷着二郎腿，在那里吞云吐雾吸大烟，有一句没一句地审问。

孙玉清一看他们级别不高，说什么也没用，就保持沉默。

由于战事尚未完全结束，孙玉清在这里被囚禁了一个月左右。

在此期间，孙玉清备受虐待，吃的都是剩饭，也不许洗澡，身上都长了虱子。

但孙玉清没有消沉，经常给团丁们聊天讲故事，关系相处还好。

民团炊事员段举先敬慕他，隔三差五偷偷给他端饭吃，团丁马希轩也敬佩这个红军，用自己节省的钱给他买水烟。

闲暇的时候，大家还帮他捉虱子。

过了半月之后，孙玉清的脚伤也慢慢长好了，气色也好了许多。

这时，厄运却一步步向他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