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山历来是开风气之先的门户，素有“重洋门户、七省锁匙”之称，境内的吴淞口在历史上更是被称为“南为上海门户，西为苏常籓篱，东南第一险要”，历史上曾两次开埠。
从1899年到1914年，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分别完成了自身的最大扩张，上海城市的版图空前扩大，气象万千，态势惊人。吴淞与上海近在咫尺，面对上海的繁荣兴旺，吴淞所属的江苏地方人士，试图变被动为主动，重开商埠的愿望油然而起。以当时外报的说法，吴淞这次“开办商埠”，“其目的在创办新商场，与上海竞争。”也就是包含了与上海争衡媲美的目标；二是进出上海的轮舶猛增，黄浦通行困难，那么，“淞沪合一，势所必至”，对这一时势所向，吴淞应有准备；三是上海成为全国向往的最大城市，正经受着各地人口滚滚而来的严重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淞如“不图”变化，那就恐上海“拓界容民，人不我待”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将来上海总有一天会因人口膨胀，扩张到相邻的吴淞头上来的。
1920年11月4日，吴淞重开商埠。江苏省省长、督军齐燮元报北京大总统徐世昌，任命大实业家张謇担任商埠督办。
张謇自官而商，不仅在南通，还在上海开办许多大型企业，参与了渔盐业、垦殖业、纺织业、金融业、船运业等多种行业，特别还对南通的城市建设、南通和上海的文化教育事业，出力极多，颇获声誉和具有影响。1895年，张謇依靠南通手工棉纺织业较为发达的基础，选址唐家闸创办了大生纱厂。
大生纱厂
“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寄托了张謇的理想——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白手起家的张謇创造性地使用股份制方法筹募社会资本。开工一年后，大生纱厂就获得2.6万两白银的净利润。此后，“大生”的规模不断扩大，先后建成四个纱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纺织企业系统。张謇还投资或参股设立了榨油厂、肥皂厂、冶铁厂、造纸厂、印刷厂等，构建了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产业链条，并进一步发展了运输、仓储、电力、通讯、食品、金融、地产等产业，不仅将南通建成“中国近代第一城”，也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进程。
张謇（1853年～1926年）
1921年2月12日，吴淞商埠局举行开幕典礼，张謇在会上宣读就职宣言，提出了“以自辟商埠之先声，为改良港务之张本”的目标。
按照张謇上报省方的商埠局的《组织章程》，商埠局的机构结构为：1. 下设秘书处、总务科、会计科、建筑科、交际科和卫队；2. 根据需要，酌设稽查员若干名；3. 聘请“各国专门学家”为顾问，无定额；4. 聘请“国内有学识经验者“为参议，无定额；5. 聘请“熟悉南务行政事宜者”为谘议，无定额。商埠局的“应办事宜”，依照以前自辟商埠开办章程第六条，定为：1. 建筑工程的规划、核定；2. 官地、民地的调查、登记和收用；3. 确定土地的等级；4. 经管土地、房屋的租赁；5. 筹办警察；6. 征收杂捐。以这些可办事宜，商埠局显然在吴淞地区拥有一定的建设权、土地控制权、土地和房屋的管理权、警务权以及财政权。从发展市政和地方自治出发，1922年6月，商埠局应各界所请，又设立了市政筹备处，筹划地方自治。
《申报》刊载张謇的《吴淞商埠局督办就职宣言》
张謇既有开发建设地方和开拓工商业的实际经验，又留过洋，具有贯通中西的学识和视野，因此他与第一次开埠所不同的是，在勘测调查的基础上，以足够的气魄提出了一个《吴淞开埠计划》。这个《计划》，用现在的提法，就是一份开发吴淞的城市规划。
它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方法。第一步是测绘精密地形图，规划全埠道路、河渠位置；第二步了解各国建设商埠的“成规”，拟定分区建设制度；第三步公布分区建设计划，征求公众意见，确认计划合适后再实行。由此可以看出，张謇十分重视开发的整体规划，认为规划制度要建立在对地形的精密勘测，对各国经验进行借鉴，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
张謇还在《计划》中列出了关于道路建设、码头建设、蕰藻浜疏浚、铁路线开辟、电车线开辟、公共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以及分区设置的各个具体计划。其中的分区是要将吴淞划分为工业区域、住宅区域、教育区域、劳工区域。
综观张謇的《计划》，既有城市理论，更有实际步骤，且两者良好地紧密结合一起。最重要的是他把握大局，着眼于吴淞商埠城市开发的整体，提出了“扩大埠界范围、建立新市中心、实施分区布局”等重大的决定，在这些基础上，又比较全面地制定了有关内外交通、港口、河道、公用事业、社会公共设施等多方面的具体措施。
张謇开埠计划的思路和方法吸收了当代国外城市开发、发展的经验，借鉴运用了国外近代先进的城市理论，因此它是朝着国际先进水平方向前进的一个规划。在清末民初中国城市已开始进入近代化，但总体上还处于落后和割裂状态的情况下，张謇的这个城市规划，开创性地描绘出了一个中、小城市的良好蓝图，为中国城市的开发建设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进步的样板，一些理念也为后来的“大上海计划”提供了蓝本。
《图画时报》，1927年吴淞炮台湾附近
吴淞商埠启动规划建设一两年后，从吴淞镇西市沿蕰藻浜、泗塘东北河一带，新设、投产了不少工厂，新增了百余家南北杂货店、洋广货铺、米店、戏院等，新建了石库门建筑数百幢，商埠规划建设由此带来了新气象。
然而，由于当时政府腐败、战乱不断、财政匮乏，商人的积极性不高，扩大商埠的计划又受到沪北工巡捐局的强烈反对，使吴淞商埠局的工作举步维艰，吴淞第二次开埠再次陷入困境。1924年9月3日,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爆发“齐卢之战”，吴淞遭到纵火抢劫，全镇的精华部分被付之一炬。据史料记载，约有3000多间商铺被烧毁。1925年1月，张謇辞去吴淞商埠督办职务，实际上也就宣告了吴淞第二次开埠失败。
如今的吴淞口
吴淞第二次开埠虽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但它本身不失为图强奋发之举，在民族苦难深重的至暗时刻，先辈们徒手撕开一道口子，在中国以至世界城市发展过程史熠熠生辉，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宝山的早期探索实践。吴淞开埠期间有一批近代工业在吴淞生根，初步形成以机械、纺织为主体的工业基础。南北洋渔船纷至沓来，到沪的半数鱼货在此集散，促进了商业、手工业的繁荣，为吴淞的发展开创了局面。在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后，它即被划入上海，纳为一个“区”。原先的淞、沪城区各自向南、北蔓延，两地终于渐渐联成一片，组成为大上海的新市区。
马萧 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