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宣武 (1907—1984)，字崇文，他原是一个国民党军中将军长，一生中只有原配夫人一个女人，没有第二个女人。这种事情说起来总让人觉得可疑，就像电视剧中常有国民党军官因为清正廉洁而被怀疑为共产党地下党一样。只是张宣武真不是地下党，但也真的廉洁。
他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旧社会的军队中混了二十七年，虽未做过什么好事，但我从未侵吞过公款和敲诈过商民，我从未置过产、买过房和做过生意，因而我也没有什么积蓄。”要知道，这是张宣武作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历经新中国多次政治运动之后写的回忆录，他写出来的绝不可能不是真实情况。“我在结婚以前，可以说是守身如玉，二十三岁未尝近女色；结婚以后，未尝近别的女人，可以说是生平无二色。”这也是他回忆录中的原话。说真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军长、师长争着把侄女嫁给张宣武
出生在河南泌阳的张宣武，有一位如此开明的父亲，在清末民初那个时候是很少见的。那时候男孩子十来岁就定亲的很普遍，但当有乡亲给张宣武提亲时，他的父亲说：现在不给他提，等他长大自行“招亲”。那时代多少名人因为少年定亲而带来了麻烦啊！鲁迅被迫与朱安结婚，因为没有爱情而另找了许广平；陈独秀不得已与高晓岚结婚，因为没有感情基础而与高君曼结合；毛泽东在杨开慧之前已有婚配，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说：“我14岁时，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朱德1912年在云南讲武堂上学期间与萧菊芳结婚时，家里也有一个原配，是他的表妹……
眼见自己的部下张宣武年轻有为、一表人才，时任冯玉祥国民军联军军长的张维玺，于1928年夏，托其所属20师师长王和祥介绍，想要把他的侄女嫁给张宣武。张宣武是个“钢铁直男”，他谢绝了，理由一：不愿与同姓人结婚；理由二：不愿意高攀。多牵强的理由，好在军长喜欢他，并不勉强。
拒绝了军长，师长又来了。1929年，张维玺所属17师师长赵风林又托人介绍，要把他的侄女赵玉璧嫁给他。起初张宣武同样地辞谢了，可是后来张维玺的参谋长俞方皋和团长时同然、王赞亭等纷纷作媒，固辞不允。实在没办法，张宣武和赵玉璧于1930年1月19日在陕西安康结了婚。还是“钢铁直男”干的事：军长的侄女不娶，要娶师长的侄女。
那个时代介绍对象，基本上当事人是见不了面的，都是先结婚后恋爱。所以其实军长的侄女也好，师长的侄女也好，张宣武都没有见过面。当然，介绍人都是根据门当户对的原则来选人配对的。张宣武23岁与16岁的赵玉璧结婚，后来两人白头偕老，一生幸福。赵玉壁是河南郏县人（离张宣武的老家泌阳不算太远），高小毕业，上过一年多师范，聪明贤惠，是张宣武的贤内助，承担了全部家务事和对子女教育。他们育有五子，除二儿子少年夭折，其余四个儿子都很有出息。
好女人配好男人，好男人原是好军人。不仅仅军长、师长争着与他结亲，西北军的最大领导冯玉祥也喜欢他，最底层的小兵也喜欢他。
冯玉祥两次抚摸张宣武的伤口，深为张宣武抗日有功而自豪
1938年3月17日，张宣武在滕县保卫战中负伤，在滕城东门附近，腿脚中弹伤骨，不能行走，卫士们把他背着抬着从城西北角缒出城去。先到沛县初步裹伤，继而到徐州一家教会医院，一位美籍大夫诊察之后建议把他左脚锯掉，张宣武坚决不答应。经过手术接骨后，转到汉口梅神甫医院复诊，发现踝骨接合不符原状，但碎骨已经粘合。又转到成都，请著名中医杜子明用气功按摩疗法医治，一年之后渐能行动。虽然脚骨接合未能恢复原状，行走起来有点瘸跛和疼痛，但比起把脚锯掉却好多了。
张宣武在汉口住院的时候，刚好冯玉祥在武昌。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反正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看望张宣武。不巧的是，就在那天，张宣武乘飞机转到成都去了。1939年1月，冯玉祥到成都开展募捐献金救国运动，张宣武拄着双拐去看他。他要张宣武脱掉鞋袜，然后轻轻扶摸张宣武的伤脚，让他感受到了长辈一样的关怀和慈爱。其实冯玉祥这样做是他“爱兵如子”的标准动作，他对下属都是这样的，但他对张宣武确有特殊的感情。
早在1922年，张宣武在中州大学留法预科班学习，当时他是准备好好读书做学问的，但冯玉祥和他几位部将张之江、鹿钟麟等到学校演讲，讲到西方列强侵略欺压中国人的屈辱历史，每个人都讲得声泪俱下、慷慨激昂，张宣武深受震撼。同时他也看到冯玉祥部队纪律严明，不扰民、真爱民，军官和士兵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精神饱满，和蔼可亲，兵营整齐、清洁、严肃、活泼，俨然是一所大学校。年轻的张宣武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当时张宣武才15岁，个子才1米6，不符合招兵条件。正在负责招兵的人员劝说张宣武离开时，恰好冯玉祥来到现场，他一看张宣武急切参军的样子，立即批准破格录用。冯玉祥治军十分严谨，张宣武在冯玉祥战略思想和战术经验的教育影响下，成了一名十分优秀的军官；更像当年冯玉祥所期待的那样，张宣武成了抗日战场上不怕牺牲、英勇善战的英雄。冯玉祥得知张宣武在滕县保卫战中的卓越表现，他是带着嘉许和骄傲来看望张宣武的。
仔细观察后冯玉祥说：“伤很重，好好休养，不要急着回前方。”为了鼓励张宣武，冯玉祥用宣纸给张宣武写了一幅手卷，文曰：“带兵要如父兄带子弟，寒为之衣，饥为之食，出之以至诚无伪，行之以大公无私。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给予如此谆谆教诲，也体现了冯玉祥对张宣武的特别关怀和器重。
1940年7月，张宣武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学习结束，当时冯玉祥刚好在重庆，张宣武去看他。他一见张宣武就说：“噢，你把双拐撂下了，好，好！让我再看看你的伤。”他让张宣武坐下来，亲手把张宣武的鞋袜脱掉，再次用手仔细抚摩着那些伤痕，用眼睛仔细察看那些伤痕，张宣武看在眼里，不禁泪流满面……
张宣武当班长当得好，营长要提拔他，班里的士兵抱着他的腿不让走
不光冯玉祥这样的大领导喜欢张宣武，他手下的兵也喜欢他。
1924年12月，张维玺的旅部成立手枪队。西北军的手枪队，每人除有一支驳壳枪和一支步骑枪，还有一把大砍刀，因而社会上又称之为大刀队。它的任务除了警卫司令部以外，还作为王牌部队在战斗最关键的时刻使用。它的成员，是在各个普通连队中，选拔体格特别强壮、手脚特别麻利的士兵所组成，其训练也比一般部队要求严格得多。张宣武被选到该队任副班长，很快又升为班长。1926年5月，手枪队长赵风林升任营长，他要张宣武到他的营里去当司务长。这个赵风林就是后来“强行”把侄女嫁给张宣武的那个师长。
升官是好事，但张宣武舍不得离开那一班长久共患难、亲如骨肉的列兵，而士兵们更舍不得让他走，几个士兵抱着张宣武的腿，哭哭啼啼地嚷着不准离开他们。于是，张宣武公开宣布拒不受命。赵营长派了一位排长来接他，他躲起来不见面。赵营长亲自来接他，他隐伏在厨房里的灶门下。不知是谁透了信，赵营长跑过来，掂着他的耳朵，把他给拉走了……
这种感情是在严谨严酷、生死与共的军队生活中建立起来的。有一次在兰州，当时接到紧急命令，立即收拾行装准备出发。当时张宣武正好值日办伙食，在安排好大家吃晚饭的时候他才得空收拾行装，不料他还没来得及吃饭，忽然命令立即出发，他只好空着肚子夜行军，一气走了九十里。天亮到了金家崖，两行军锅大米饭尚未煮熟，又接到立即出发的命令，向九十里开外的甘草店前进。天黑到了甘草店，未得休息，又命速返兰州城。夜以继日，枵腹行军，两天两夜三百六十里，人困马乏，精疲力尽。到了兰州督办署，因为困的要命，顾不上吃喝，倒头便睡。谁知只睡了两小时，又是一道十万火急的命令：兰州西南四十五里的狗娃山发现敌情，要求以急行军去迎击，张宣武连水壶也没来得及装水，干粮袋里也没来得及补充干粮。作为一个手枪队的士兵，负荷的武装是：一支驳壳枪和子弹二百粒，一支步骑枪和子弹一百粒，一把大砍刀，一根丈八长矛式的梭镖，一件棉大衣，一套备用军服，一套衬衣，一双备用鞋和一双备用袜子，一条洗脸毛巾，一个水壶，一个搪瓷饭碗，一个杂囊（内装擦枪工具、擦枪油、针线包、肥皂、指北针、手电筒、大蒜、万金油、仁丹，等等）3斤晒干的干粮，还有一把雨伞，总重量达六七十斤。在一千米高的狗娃山山麓，张宣武四肢无力，汗如雨下，倒在地上。在队尾负责收容的排长王绍陵问他：“五班班长，你怎么啦？”张宣武回答说：“排长，你行个好，照我胸部开一枪吧！”富有经验的王排长对他说：“我看你是又渴、又饿、又困、又太累了吧？”他一面说着，一面把他那个装有冰糖开水的水壶递给他。他一气把他水壶里的二斤糖水喝个净光，马上清醒了，有点精神了。王排长又把他干粮袋里的饼干倒给他一大捧，吃了之后，马上觉着浑身有劲了。从此，张宣武非常关心士兵的生活装备，确保士兵们不再遇到他遇到的情况。
战友们对张宣武的感情也是出于对张宣武的尊敬。虽然冯玉祥注重官兵的学习教育，毕竟军队里有文化的人并不很多，像张宣武这样爱读书的军人更是凤毛麟角。张宣武在大学里早已经养成了读书看报的习惯，当兵之后，月饷有限，每年从家中寄来10元、20元，他都用于订阅一些报刊，如上海的《申报》《时报》、北京的《顺天时报》《实报》以及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天津大公报的《国闻周报》等等。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山全书》刚一出版，他就邮购到手。不仅上级排、连长乃至营、团长，常常向他借阅书报。旅长张维玺也多次去向张宣武借阅书报。虽然张宣武开始当兵时是一名备补兵，但无论是学科还是术科，他都不比列兵的素养差，尤其是对器械操和体育运动如田径、球类，差不多都爱好。加上他上过学，在连队的司书繁忙时，他常常应邀帮忙。有一次张宣武所在营的营附葛振江升任新成立的一个营的营长，他要张宣武去帮忙做军需业务。经他手收支开办经费三千多元现大洋，在办理结束时，收支账目和一切单据，全无差错，而算来算去，总是多出二百元钱，他把这二百元钱交给了葛营长，葛营长以五十元给张宣武作酬劳，张宣武分文没要。这些事情让张宣武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西北军中出了许多抗日英雄和爱国将领，张宣武是其中之一
冯玉祥西北军培养了张宣武，并不是说西北军有多么伟大，它“培养”的坏人也不少。
1925年春，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国民军改称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从此，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与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相对应，成为当时中国一个著名的地方实力派。1928年鼎盛时期总兵力达到40万人，1930年中原大战冯军战败，西北军彻底瓦解，大部投降蒋介石。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军中出了不少汉奸，特别是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后，一些被诱惑、被俘、被劝降的将领聚集在汪伪政府下，其伪军人数约达百万之众。而这些主要的汉奸将领中，来自西北军的占有多数。汪伪政府下共有六个方面军，其中第二方面军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司令吴化文、第四方面军司令张岚峰、第五方面军司令庞炳勋均来自西北军。西北军投敌出任伪职的在各大派系中仅次于东北军。最著名的汉奸有10个，即刘郁芬、孙良诚、张维玺、程希贤、郑大章、雷中田、门致中、张岚峰、郝鹏举、吴化文。当然，这些人的情况比较复杂，像吴化文是被戴笠强迫投靠汪精卫“曲线救国”的，张维玺也是得到批准到孙良诚处策反并营救家人而被强行宣布担任伪职的，并且不久就被日本人害死。
当然，西北军更多参加了抗日队伍，出了许多抗日名将，如宋哲元、佟龄阁、张自忠、孙连仲、赵登禹、池峰城、吉鸿昌等等。相比之下，张宣武在西北军中的地位比这些人低得多，名气和影响没有他们大，但在民国时期共产党以外的军队中，张宣武堪称中国军人的优秀代表。
第一，张宣武出于爱国主义、为国效力的信念参军，抗日战争中不怕牺牲、英勇战斗，解放战争中参加起义，是名副其实的抗日英雄、爱国将领。但张宣武在川军中曾与红军作战、解放战争中起义之前也曾与解放军作战，是他的罪过的部分，功并不能抵销过。
第二，作为旧军队中的军人、高级将领，张宣武不敛财、不好色（就像进入咸阳城的刘邦一样：“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与他的许多同事、同僚相比实在是出污泥而不染，在地方军阀无法无天、无恶不作的年代，张宣武严格自律到如此地步，在人格道德上几乎洁白无瑕，极为难得。
第三，张宣武英勇善战、指挥有方，敬上爱下、善于带兵，清正廉洁、军纪严明，是难得的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作为军人，最重要的是保存自己，他做到了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军人在战场上敢于牺牲、英勇牺牲，可以说是充分体现生命的价值，这也是战争的重要条件和重要意义，但军人更重要的价值应当是身经百战后能够活下来。这也是美国名将巴顿将军所说的“老兵不死”的意思。如果不是投降敌人而苟活的话，总的说来，不能从战场上活下来，作为军人是失败的。 He laughs best who laughs last.
当然，再优秀的将军也经不起一颗子弹的射击，一颗流弹选择了你，一切就无从谈起了。毛泽东曾多次感慨从战争中幸存的偶然性，这应该是亲历战争、九死一生的人都会有的感慨。1962年1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这些人留下来，这只是偶然留下来没有被打死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1964年5月17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又说：“我打了25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同上352页）
本文标题强调了一生无二色的道德优点，并不是想在这里宣扬“好人有好报”的宿命论，虽然也有强调掌权者更应该自律的意思，但并不认为张宣武九死一生源于道德自律，只是借张宣武的事迹感叹战争残酷和人生无常。
张宣武在回忆录中记载，1926年下半年，他在张维玺旅参加与吴佩孚部叛军陇南镇守孔繁锦的作战中，先因战功升了排长，很快又升任手枪营第一连连长，“这一年内我连升了三级”，因为“在战争年代，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其实，这个“萝卜快了”，很可能就是许多人牺牲了。尤其是作为低层级的士兵来说，活下来的就是命大而已。
张宣武亲身证明了一次他的“命大”。
1927年（那年张宣武20岁），冯玉祥统率西北军，由五原经宁夏、甘肃、陕西、东出潼关，会合南方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这时陕西土著大小军阀，割据城池，各霸一方，不仅不听指挥，反而扰乱后方，残害人民。盘踞同州（今大荔县）达十年之久的旅长麻振武部五六千人，由于城坚池深，粮弹充足，自1927年2月至7月的半年间，冯玉祥先后派遣方振武军、韩复榘军和刘汝明军，逐次围攻，均未奏功。这年7月，张维玺的第13军奉调围攻同州，冯玉祥限令一个月内攻克同州。鉴于硬攻无效，张维玺乃采用坑道作业从地下进攻。这年8月25日，在靠近北城门西侧的一条坑道挖掘成功，在对准城墙的下面埋了三千公斤炸药。8月26日下午2时，坑道炸药爆炸，把城墙轰开二三十米宽的一个豁口。张宣武奉命率一百名手枪兵为突击队，一手握手枪，一手执大刀，在机枪大炮密集火力掩护下，从豁口突入城内，后面的大部队如潮水般地跟着涌入城中。经过两小时巷战，叛军旅长麻振武被击毙，其所部一半死伤，一半被俘，全数被灭。而张宣武在突入城内约六七十米的药王洞时，猛不防遭到据险顽抗的敌人射击，他的右肺部受到从前胸到背后的贯穿重伤；同时另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腿。肺部伤势极重，当时鲜血几乎流尽，七天不省人事，几濒于死。当担架兵把他抬着从火线经过炮兵阵地时，张维玺军长看了他的伤势说：“不行了，这孩子可惜了！”一星期后，张维玺到后方医院慰问伤员时，居然看见张宣武在病床上睁着眼，很诧异地说：“那不是张宣武吗？你没有死啊？啊！命大，命大！”张维玺发给伤员的犒劳金，每一军官十元，每一士兵五元，因惊叹于张宣武命大，给他的是五十元。张宣武认为自己是因为年轻，所以伤势虽重，但不到半年伤即痊愈。其实是因为张宣武命大，假如子弹不是贯穿他的肺，而是留在了肺里，可以认为他难逃一劫。
这次张宣武伤病痊愈之后，突然发现，自己自1922年从军以后，已经6年没有回家了，且因远离家乡，又加成天行军作战，也很少往家写信。他突然想到：“即便我不想家，而父母不能不想念我。同州之战，我差一点死了，假若死了，我的父母将何以堪受？趁着没死，必须回家省亲，以慰父母之望。”于是，于1928年春请假半月，回家探亲。临行时张维玺军长还送给了他一百元钱，以表达对张宣武父母亲的感恩。
在从阎王爷那里走一圈回来之后，张宣武突然想起自己的生命是父母亲给的、慈爱的父母亲一定在担忧自己，不能就那么突然没了。他要在下一次可能遭遇死亡之前看一次爸爸妈妈，也让爸爸妈妈再看自己一眼……
探亲之后的张宣武依然勇敢，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他成为了民族英雄，想必父母亲给了他鼓励和支持。当然，他也得到命运的鼓励，他活下来了。他不仅活过了战争，也经历了新中国时期所有政治运动，直到1984年77岁，得以善终。尤其是，张宣武一生洁身自好、严格自律，活出了足以让后人景仰的崇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