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特务，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审讯室内，一名被捕的男子正色道。审讯人员一开始并不相信，却在聆听了他的自述后肃然起敬，那么这名男子究竟是谁呢？
1955年，一大批有敌特嫌疑的人员遭到逮捕，很多人被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
这天，看守所工作人员一如既往的在审讯室内进行审查工作，一名“特务”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诉说了自己“反革命”的历程。
1928年这名男子在共产党烈士刘伯坚同志的推荐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加入中央特科组织负责情报工作，他曾经负责过我党在上海地区的大同幼稚园，抚养过毛主席的两个孩子，亲自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前往陕北洛川……
工作人员听到眼前的“特务人员”的履历，心中十分震惊，于是迅速将他的情况报告给曾经负责过中央特科的周恩来总理和陈赓大将，最终确定了这个人的身份，原来他竟然是优秀的共产党同志——董健吾！
年少多志，学习基督文化，参加爱国活动
1891年，董健吾出生于上海市青浦县，一个富裕的基督教家庭。当时，一位英国牧师在青浦当地进行传教活动，一直居住在董家，董健吾从小就深受基督教的影响，跟随长辈们和英国牧师学习西方文化。
当时国内正处于“山河破碎风飘絮”的艰难时期，很多青年学子选择了师夷长技，即通过向资本主义西方大国学习先进技术来发展祖国。
年幼的董健吾在祖母的推荐下去往当地的教会小学读书，在这里他学习了大量的西方文化知识，不仅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而且有感于国内外巨大的差距，心中诞生了报效祖国的伟大志向。
到了少年时代，董健吾考入了苏州基督教会创办的桃花坞中学，并且成功加入基督教，成为家族内第四代基督教徒。
他一边如饥似渴的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密切关注着国内发生的大事，随时准备着为祖国的崛起而奉献自己的一生。
从桃花坞中学毕业之后，他考取了圣公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继续学习西方文化。
圣约翰大学是一所声名远播的基督教教会学校，董健吾在求学期间结识了一大批进步人士，其中包括后来服务于国民党的宋子文和顾维钧，还有将他引入共产党革命道路的浦化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董健吾等进步学子义愤填膺，积极地在学校组织和领导了学生罢课活动，他们一边在江苏省各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一边积极地宣扬爱国主义革命事业，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一起谈论国内外革命局势，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这时董健吾的心中已经诞生了革命的种子。
1925年，国内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有数万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活动，人民群众的抗议活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工人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却遭到了北洋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上海地区的日本纱厂为了镇压工人起义，开枪打死了负责起义工作的共产党人顾正红，一大批纱厂工人受到打压，一时间激起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怒火！
5月30日，上海2000余名进步学生在租界内散发传单，痛斥日本资本家的罪恶行径，声援工人罢工的起义活动，遭到了租界内英国巡捕房的逮捕。
事件发生之后，数万名上海群众聚集在英国巡捕房门口，要求英国当局释放被捕的青年学生，结果遭到了英国巡捕房的开枪射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事件爆发之后，国内各地区的工人和学生迅速响应，全国范围内响起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这样的声音很快就传到了圣约翰大学内。
这所学校虽然是宣扬外国教会文化，但是其中的一大批学生都是饱含爱国热情的进步学子，他们在第一时间就响应了罢课活动，投入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浪潮中。
圣约翰大学的美籍校长卜舫济为了将学生运动扼杀在摇篮中，让担任教师的董健吾亲自负责这件事。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董健吾不仅没有遵从他的命令，反而投入到了反帝运动当中，他不但积极宣传反帝爱国思想，而且还将圣约翰大学门前的美国国旗降半旗，然后升起了中国的国旗来表示自己的革命理想。
就这样他在前途与国家两者之间选择了祖国，从此离开了圣约翰大学。
从学校离开之后，董健吾在上海圣彼得教堂担任了一段时间牧师。当时正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董健吾为了方便自己教书育人，培养有利于国家的进步人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在家乡青浦县担任县立中学校长。
正当他对国内革命充满希望的时候，蒋介石不顾国共两党的革命友谊，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查追捕中国共产党人，这使董健吾再次对革命前途感到了迷茫。
他利用自己国民党的身份多次救助了我党同胞的性命，在此期间，他也渐渐看清楚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尽量的远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革命运动。
1927年5月，董健吾在圣约翰大学的同窗好友宋子文来到他的住所，希望请他出山，去往南京国民政府任职，为国民党出谋划策。
此时的董健吾已经明白蒋介石的狼子野心，即使是好友宋子文亲自出马，他也没有同意，最后留下了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紧接着闭门谢客，宋子文只能悻悻而归。
不久之后，董健吾的另一位同窗好友浦化人也来找到他，希望他可以加入到冯玉祥将军的部队。冯玉祥被称为“基督将军”，在他的部队里既可以进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也可以进行爱国主义革命宣传。
在部队工作期间，董健吾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革命信仰，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宁汉合流之后，董健吾在部队里秘密展开工作，被反动派政府安插在冯玉祥队伍中的特务发觉，国民党特务机关决定立即派人逮捕董健吾。
冯玉祥收到消息之后，不想看到这个朋友遇难，于是提前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让他赶紧离开部队，躲避特务机关的追捕。
董健吾出发之前，和老友浦化人在旅馆里进行会面，他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抱怨道：“人家都把我当成共产党人，他们还不晓得共产党到现在还不要我呢？”
浦化人听到之后，认真地对友人说：“董兄，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开玩笑，我们局势现在这般艰难，难道你还想加入共产党吗？”
董健吾放下了正在整理的行李，一本正经的说道：“我认真想过了，如今中国革命这般局势，要想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际，就只能靠共产党了。只要共产党不嫌弃我，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愿意加入共产党的。”
浦化人知道了老友迫切地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就将这个消息上报给了上级，最终在刘伯坚的介绍下，董健吾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当时，周恩来刚刚在上海地区成立了中央特科组织，董健吾在上级的安排下再次回到上海，担任圣彼得堡教堂的牧师，并以牧师的身份作为掩护，负责掩护和联络上海特科的行动。
董健吾将教堂作为上海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还在租界地区开办了一家古玩店，结识了社会各界人士，这些人都可以为他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
在我党彭湃等人被叛徒白鑫出卖之后，董健吾根据自己多年积累的社会关系，第一时间就摸清楚了白鑫的落脚点。
得知白鑫此时正待在国民党情报处的一座公馆，于是董健吾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陈赓。叛徒白鑫打算逃往国外，殊不知公馆之外已经被中央特科组织的成员团团包围，白鑫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负责大同幼稚园，与毛主席孩子的不解之缘
1929年，中央政治局组织部长周恩来同志考虑到白色恐怖之下，一些共产党人为了革命事业而四处奔走，他们的子女需要得到照料，而且四一二政变之后，很多革命烈士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献身，他们的遗孤也需要组织进行抚养。
为了妥善安置这些孩子，周恩来亲自联系了中国革命互济会，让他们出面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儿童福利机构。
第二年春天，在上海戈登路附近一处较为偏僻的石板房中，大同幼稚园就这样诞生了！在中央政治局的安排下，正在上海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的董健吾，负责幼稚园的管理。
董健吾和其他政治局人员的妻子在幼稚园参与照顾孩子的工作，但对外宣称幼稚园是教会成立的儿童福利机构，优先照顾教会子女，实际上其中的儿童都是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子女。
1930年，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的十字岭被军阀不幸杀害。反动派政府为了找到毛主席本人的下落，故意释放他们的孩子毛岸英等人，然后派遣特务在暗中进行观察。
在杨开慧的兄长杨开智等人的努力下，毛岸英等人经武汉成功来到上海，最终被安排在董健吾负责管理的大同幼稚园生活。
当时的大同幼稚园实行全面托管制度，许多烈士子女都在这里生活，我党安排了一些出色的保育员和教员在这里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和教育。
当时，上海笼罩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但是大同幼稚园内却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里仿佛丝毫没有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影响。
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幼稚园的工作人员就会带着孩子们去往附近的法国公园游玩嬉戏，在革命纪念馆中至今仍然保存着当时大同幼稚园全体师生在法国公园的合影。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前往湖北武汉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在汉口负责情报整理工作的时候被当地的反动派特务逮捕，最终选择了背叛革命，甚至向蒋介石政府递交了很多有关上海地下党的情报。
董健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曾经和顾顺章有过接触，为了不让自己负责的幼稚园暴露在敌人视线之下，董健吾不得不在第一时间里划清和幼稚园之间的关系，暂时离开了大同幼稚园。
不幸的是，随着上海地下党的撤离，大同幼稚园没有了组织的保护，最终还是暴露在了租界的视线之下，先是有幼稚园的保育员在外出采购的时候离奇失踪，随后又有租界的工作人员多次来到幼稚园进行调查询问。
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解散大同幼稚园，将其中的烈士子女转移，分散进行保护。
大同幼稚园解散之后，毛主席的孩子毛岸英等人被迫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他们兄弟三人每天流浪街头，以公园长椅为大本营，每天翻垃圾桶，捡破烂来维持艰难的生活，其中最小的毛岸龙在此期间不幸失踪，这使毛家兄弟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此时的董健吾刚刚逃离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追捕，得知了毛家兄弟的不幸遭遇之后，冒着生命危险将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二人带在自己身边，负责他们几人的生活。
董健吾考虑到自己随时可能暴露在国民党特务的视线之下，这对于毛岸英兄弟二人的生命安全有着极大的威胁，于是他把毛岸英兄弟两人送到了自己的前妻家中进行抚养，每个月按时寄给他们一笔生活费用，毛岸英兄弟二人这才结束了自己的流浪生活，一直在董健吾前妻的家中生活了三四年时间。
1936年，董健吾来到陕西瓦窑堡参加会议，在这里他把毛岸英兄弟二人的近况告知了林伯渠同志。
毛主席时隔多年终于再次听到了关于自己孩子的具体消息，他让前往上海负责共产党工作的冯雪峰向董健吾转达了感激之情，同时希望董健吾可以将毛岸英兄弟送往苏联进行学习培养。
董健吾考虑再三，决定寻求张学良的帮助，他以赠送古玩的理由再次前往西安，来到张学良军队的驻地，向张学良表示了自己的具体请求。
张学良思索一番之后，同意了老友的请求，当时恰好有东北军的将领打算前往苏联，在中苏边境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毛岸英兄弟二人随即跟随队伍成功前往苏联，在苏联第二国际儿童院进行学习。
神秘的“王牧师”，与美国记者斯诺的不解之缘
1936年的时候，董健吾接到女儿捎给自己的口信，来到上海莫里哀路宋庆龄女士的私宅，和宋庆龄女士进行了会面。
董健吾此前多次帮助宋庆龄女士向陕北根据地送信，成为宋庆龄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络人。
他来到宋庆龄的住宅之后，第一时间就开口询问道：“孙夫人，这次是不是又要我去西安送信呀？”
宋庆龄见状回答道：“的确需要你再去西安一趟，不过这次不是送信，而是送人！”
原来，这年年初美国记者斯诺在上海会见宋庆龄之后，向宋庆龄提出一个请求：想要前往陕北西安红色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
宋庆龄女士通过电台和陕北根据地进行了联系，转达了斯诺的请求，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人经过会议商讨之后，同意了斯诺的请求，希望他对红色革命区进行一次客观公正的报道，而护送记者斯诺前往陕北的任务就交到了董健吾手中。
董健吾此前并没有见过斯诺，为了顺利完成任务，他从宋庆龄女士那里得到了半张名片，上面有她亲笔摘录的一句惠特曼的诗句，而名片的另半张则在记者斯诺手中。
几天之后，董健吾以自己的牧师身份来到西京招待所。他翻看了招待所的旅客登记表，成功找到了斯诺的名字，在当晚就和斯诺进行了会面。
在董健吾的安排下，第二天早晨，他们两人乘坐的一辆军用小汽车悄然离开了西京招待所，开往了洛川。
上世纪六十年代，记者斯诺再一次来到中国，毛主席亲自邀请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阅兵典礼。
在这次会面中，斯诺再次提及了当年把自己送往革命根据地的“王牧师”，想要再次与之相见。
面对斯诺的请求，毛主席十分疑惑，因为他从未听说过党内有“王牧师”这样的人，经过多方寻找之后党中央才知道，记者斯诺口中神秘的“王牧师”就是一直活跃在上海的地下党员董健吾。
此时的董健吾一直在上海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这天，正在工作的他突然接到了当地办公厅的通知，让他晚上到上海锦江饭店对面的那幢小楼赴约，有人想见他一面。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董健吾按时来到了这座白色的小楼里，这里寂寥无人，空荡荡的大厅中只有他一个人的影子，不一会儿，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正是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战斗多年的陈赓大将！
陈赓首先问候了他的近况，随后传达了斯诺对他的想念。在陈赓的介绍下，董健吾来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直到退休。
1970年12月25日，上海圣彼得堡教堂敲响了圣诞的钟声，董健吾在家中悄然闭上了眼睛，结束了自己“神秘”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