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陕西军的灵魂人物，曾统领3万三秦子弟，歼灭日军两万余人！

1936年底，蒋介石将中央军调到太原，直接逼近潼关，此时“校长”的用意也很明显：先让杨虎城与张学良摊牌。

那段时间，西安的学生们正在高喊着“一致抗日”的口号，并前往临潼向蒋介石请愿，张、杨两位将领经过思考，最终决定发动兵谏，杨虎城为了确保兵谏万无一失，找来了孙蔚如、李兴中等猛将，后来，孙蔚如在抗战中爆发的能量也是远超想象的。

陕西军的灵魂人物

孙蔚如的人生起点开始于一个书香门第，本该捧起书本的他，却爱上了戎装。

1915年，他从西安陆军测量学校毕业，并正巧在青年时期赶上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进步思想，那时的他，也当即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正确的人生方向，因此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后来杨虎城之所以选择他，也是要从这个时期开始说起。

从1922年，孙蔚如被调到了杨虎城所率领的第三路军第一支队工作，平日里，他所表现出来的韧劲也得到了杨虎城的欣赏，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第二年杨虎城领导西北军驻防陕北三边地区，而孙蔚如就负责帮助杨虎城创建军事教导队，这就能说明孙蔚如的地位。

这个军事教导队又持续让杨虎城收获了更多人才，张汉民、吴岱峰等在这一时期的身份都是进步学生。

身逢乱世，总是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情况出现。

当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立国民革命军后，立即邀请孙中山北上，杨虎城的西北军积极响应，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而孙蔚如就在部队里担任参谋长的职务。

待到1926年，军阀吴佩孚的人马迅速入陕，孙蔚如与杨虎城亲自来到城池的东北角坚守，这一守就是8个月。

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二虎守长安”一直都是经典守城案例，若是没有孙蔚如，杨虎城是否能完成这一仗都是不好说的。

如此情分下，孙蔚如越来越受重视，有段历史可以证明：当杨虎城于1928年前去日本考察时，第十军的军务就由孙蔚如暂管。

那个历史时期，正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期，孙蔚如虽作为国民党的一员，他其实还是同情革命青年的，并说过：“蒋介石反动派杀害进步人士的行为是恶劣的，会损伤国家的元气。”

不久后，当蒋介石拿到机密文件让孙蔚如部“清剿”时，孙蔚如命令时任炮兵连长的孔从洲为40名暴露的共产党员开了“护照”，并以“遣送编余军官”的名义让他们离开，还给了路费。

杨虎城与孙蔚如相识的最初十年里，孙蔚如一直不畏艰难险阻并跟随杨虎城出生入死，杨虎城的西北军成为了名震全国的精锐之师，孙蔚如也愈发得到了器重。

然而，即便杨虎城手握重兵，人生其实仍然不由自己控制。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了整个东北，北洋余孽吴佩孚在国难当头造成了西北危机，杨虎城力求平乱，并让孙蔚如出山。

会宁首战，孙蔚如仅仅用一团之兵力便全歼守敌，吴佩孚迅速逃往天津，这才使得西北局势重归稳定。

1933年，朱毛红军发表“共同抗日”的口号，孙蔚如也在等待蒋介石的消息，没想到蒋介石却熟视无睹，也没有出兵东北扫除日寇的打算。

这让孙蔚如十分愤怒，并写了一封给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的信，上面说：当前日寇凭陵，国事安危，凡有气血者，莫不痛心疾首。

红军需要采购物资的时候，孙蔚如也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将一些通讯、医药器材派人送到川北地带。

没想到，蒋介石却不断“加码”，1935年秋天，他命令孙蔚如移防关中、陕北一带，让他们与中央红军对峙，孙蔚如的态度一如既往，他就是要走“合作抗日”的正确路线。

毛主席对孙蔚如的看法一直都是正面的，他还给孙蔚如写过一封密信，表达了赞赏的态度。

时间来到1936年末，杨虎城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与会者还有孙蔚如、孔从洲等心腹，他直接表明：捉蒋抗日。

这样的想法正好是与孙蔚如相同的，孙蔚如当即表示：“要干就干到底！”

西安事变前，孙蔚如就担任西安戒严司令的职务，这为张学良与杨虎城提供了很便利的行动条件；西安事变的当天，孙蔚如命令三十八军从延安洛川撤离，还布置了要将余粮、油、军服保存好的任务，方便红军出山抗日时接收。

那会，孙蔚如的心情必然是复杂的，他知道杨虎城已经落入“死局”，以蒋介石对权力的把控欲望来看，兵谏是他最不能接受的，到时候杨虎城生死难料，而蒋介石也不能直接除掉。

那位自己追随了十余年的老上级前途一片黑暗，接下来的路，只能靠他自己了。

果不其然，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送回，杨虎城被迫出国，孙蔚如也顺理成章成为了杨虎城原部队的统帅人物，他的身份是三十八军军长与陕西省政府主席，可谓大权在握。

这一刻，孙蔚如终于能去实现自己的抱负了，3万多三秦子弟，将在他的命令下作战。

他以省主席为名利用各种机会动员和唤起民众抗日，还说：“我们以积弱之国而与强暴之日本抗战，欲求寸土不失，每战必胜，是不可能的事，我们的战略应当是消耗战与持久战，目的是最后的胜利。”

站在回顾历史的角度来看，孙蔚如的眼光同样是深远的。

接下来，就是他大展拳脚的时候了。

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孙蔚如及时组织起兵力加强河防，并派出了17师的赵寿山和177师529旅的许权中前往华北前线阻敌，而许全中还是中共党员。

保定、娘子关等诸场战役中，部队都打出了西北军的水平，为部队“以小胜换大胜”、“空间换时间”都赢得了充分的时间。

第二年，孙蔚如再度派出部队在晋东南的长治、高坪地区与日本进行游击作战，他始终将八路军视为自己人，为了策应5月份的徐州会战，孙蔚如也果断派177师师长李兴中率部收复晋西南的永济、虞乡等13县，这为后来大军东渡抗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台儿庄大捷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它一举粉碎了日寇的企图，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