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北京卫戍区正式成立，主要职责是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政府首脑机关以及外宾等，同时公安警卫师、中央警卫团等一些非常神秘的部队也划归卫戍区。卫戍区从编制上直属北京军区和北京市委领导，但事关警卫、卫戍及部队设防等重要任务由总参、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切记这一点)。特殊地区和特殊任务赋予了卫戍区许多特殊的意义，正如电视剧《康熙王朝》中的九门提督一职，关键时刻整个北京城都得听他的。
1970年，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少将吴忠被毛主席亲点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负责北京地区的卫戍工作。卫戍任务对吴忠来说并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47年12月时，吴忠受命保卫刘伯承及中原局转移，护卫着一大摊子机关单位从敌人夹缝中顺利跳出包围圈，那次行动使吴忠积累了丰富的卫戍经验。
吴忠
吴忠时任第一纵队20旅旅长，率部于大别山北麓光山、罗山一带负责警戒掩护任务。不久，国民党九江指挥部司令白崇禧指挥33个旅对大别山展开了围剿，桂系三个主力师从皖西向大别山西北进行滚筒式清剿，中央军主力封锁平汉路南段、信潢公路，把刘邓大军包围在大别山中。敌我双方近50个旅拥挤在沟壑纵横的大别山内，对善于打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刘邓大军来说极为不利。于是中共中央及刘邓首长决定，挺进大别山的部队兵分两路，由刘伯承率领第一纵队、中原局及野战军后指突出重围到淮西开辟根据地。
由于20旅熟悉大别山北麓的地形和敌情，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勇把保卫刘伯承、中原局、后指的任务交给了吴忠，吴忠指挥作战在行，但卫戍工作还是第一次。杨勇一再强调必须确保刘伯承及中原局万无一失。当时国民党主力尚在平汉路附近集结，吴忠判断，我军向北突围，敌军势必沿信潢路向东阻击我军，因此他把20旅58、59两个团作为左路，62团为右路，刘伯承、中原局及后指夹在62团中间，两路并行向北突围。这样即使敌军靠上来，左路也有足够的兵力阻击，给右路部队争取突围的时间。
然而突围过程中总难免意外出现，58团侦察兵从被抓的一名敌军长官身上发现了整编十一师宿营图，敌我双方宿营地竟然重合了。如继续按原计划行进，预计中午之前就会在北向店附近交火；如果只是单纯的突围任务，只需让左路部队向东侧下一身即可，但这是掩护任务，如果向东进得太多左右两路就会靠得太近，敌军冲上来后，就没有纵向防御空间，那时右路就危险了。因此吴忠命令左路部队在原定北向店宿营地的基础上只向东偏了20里左右，并命令左路选择阵地做好阻击准备，这就为右路部队争取了突围时间，个团再梯次阻击，便可顺利突围。
为保安全，吴忠立即联系上纵队司令杨勇，建议身后的第二旅加速行进，即使赶不上阻击，也可以在20旅阻击时从敌屁股后面或者侧翼威胁敌军，造成前后夹击之势。这一部署可谓是点睛之笔，足见吴忠有战役指挥的大局观。在进行上述部署的同时，吴忠还安排两路人马到右路部队通知刘伯承敌情及最新的宿营部署。
宿营的问题解决了，不久刘伯承又致电吴忠，称中原局几位领导走散了，让吴忠派人营救一下。吴忠听到营救二字，顿感不妙，立即赶到左路58团，命令部队向北、向西展开搜索、扩大警戒范围，考虑到当时大雾天气能见度较低，吴忠提醒部队全部上刺刀、准备白刃战。部署完后吴忠致电刘伯承，劝他不用担心，中原局周围都是警戒部队，即使走散了，也出不了警戒圈；另外，敌人也不可能在没有交火的情况下突入我军纵深与中原局接触，吴忠的信心打消了刘伯承的担忧，不久部队便找到迷路的几位领导，证实了吴忠的判断。
这次保卫机关的任务吴忠及二十旅完成得相当出色，不管是兵力部署还是对突发情况的处理，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部队到达淮西后刘伯承对吴忠的军事才能大加赞赏。但吴忠恐怕没想到，这次卫戍任务积累的经验，在20多年后又用上了。
1971年9月12日，吴忠迎来了他一生最大的挑战。当日中午，北京市第一书记吴德通知他立即到丰台车站，南巡的毛主席突然从上海返回北京要接见他们；吴忠感觉可能有大事要发生，他知道毛主席回京一般都在晚上，并且从未在丰台站驻留过。当日除了他和吴德还有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共四人见了毛主席，在专列上毛主席同他们讲得最多的内容便是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事情。
吴德
当年下午3点离开毛主席后，吴德和吴忠回到驻地关起门来细细回味主席的话，一直谈到13日凌晨，他们得出结论，中央要彻底解决庐山会议上的事了。凌晨3点吴忠刚刚躺下，秘书匆忙把他叫醒，总理来电，急召他到人民大会堂。
吴忠刚进总理办公室，吴德已经在里面等他了，他听到总理沙哑的嗓子对着话筒喊道：“庐山会议上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跑了。”吴忠登时愣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瞪着眼睛看着吴德。不久总理过来，肯定了吴忠的判断，并且用手指了指北面。沉默了一会，总理下定决心向二人宣布，北京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卫戍区负责保卫中央和首脑机关的安全，确保首都稳定，并要求二人对事态进行严格的保密。
事态的严重性这里不做细细描写，鉴于当时国内外的环境，总理向他们下达了几项任务，其一，严密搜索外逃直升机下落，当时除了向北飞走的那驾外，还有一驾直升机从北京郊区机场起飞；其二，封锁北京附近所有机场，没有中央命令不准任何飞机起飞；其三，加派部队保护中南海等主要首脑机关的安全。总理最后强调，特殊时期，可临机处置、先斩后奏。
吴忠回到卫戍区后立即进入战备状态，为了绝对保密，吴忠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卫戍区切断与总参、军委的所有联系，建立直通总理的通讯渠道。吴忠这一部署有着巨大的风险，但由于那几个人都是军委人员，中央还未采取行动，因此这是封锁消息的唯一办法；吴忠告诉相关人员，对总参或者军委的来电，只准听、不准回复，不要怕得罪人，即使出了问题也由他一人承担。
针对总理特殊要求的几个命令，吴忠亲自参与部署，他下令封锁所有机场，还抽干了飞机内的油，设专人看管油库；另外，还在跑道两侧架设机枪和火炮，下令若有人抢飞直接打下来；此外，中央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外部隐患，决定从附近部中抽调十个分属不同建制的师进入北京防区，由卫戍区统一指挥，吴忠打过一辈子仗，从未指挥过如此多的部队，从未面临如此重大的挑战，此时的他几乎可以左右中国命运。
13日凌晨，卫戍区传来消息，从郊区起飞的那架直升机已确定坠毁，吴忠立即派人封锁现场、下死令不准任何人接近；不久有空军一个支队自称奉北京军区司令员吴德之命进行戒严，然而吴忠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为了安全起见，他下令现场警戒部队扣留这支空军支队，解除武器，同时命令部队要细心解释，请他们吃饭安抚一下。事后证明确有此事，还知会总理了，好在没有出事。
此外还有一件事，直升机坠毁时，上面的人员将一封写给黄永胜的信撕碎了，现场人员经过仔细搜索，最后大体拼起来了，但在写有关键人名字的地方丢了一小块，“胜”字成了“生”，这对审讯极为不利。吴忠得知消息后立即选派一个警卫团团长带人再次进入现场搜索，吴忠明确要求，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缺失的那片纸给找出来；搜索人员，一寸一寸地翻遍了现场，最后终于找了那片指甲盖大小、写有“月”字旁的纸片，对加速案情审理提供了巨大帮助。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事件中，吴忠不仅指挥了保护党中央、中央军委、政府首脑机关等工作，还主持了相关抓捕、审讯、看押等任务，每一项任务无不都是惊心动魄。现在回顾开头那句话，你是否觉得重过千斤,听是一回事，做起来可有千斤重啊。吴忠身为卫戍区司令员，掌握着首都北京的安全，特殊的身份又岂能不引起别有用心之人算计。
吴忠与苏振华
细看吴忠执掌卫戍区的时间可以发现，那是一个特殊年代，在他之前有傅崇碧，因追查鲁迅手稿时被人利用，捏造出了“杨余傅事件”。等吴忠接手卫戍区后，这些人仍不死心，威胁利用吴忠，企图窃取卫戍区指挥权，然而吴忠有勇有谋、进退有度，多次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当时他的老领导苏振华挨整“靠边”，吴忠不怕被人看见，多次探望，有一次他对苏振华说道：“请你转告叶帅，卫戍部队绝对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这句说之后没几年吴忠就践行了他的诺言。1973年，毛主席在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议上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时，再次见到了吴忠，主席拉着吴忠的手说道：“吴忠有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