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时，未听主席建议的项英不幸牺牲，陈毅9个团却毫发无损

1941年1月6日黄昏，陪都重庆的大雾异常浓重，似乎预兆着要有什么大事发生。

夜半时分，一道来自皖南的急促电波划破夜空，传到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电报员翻译过电文后大惊失色，立即将周恩来从熟睡中叫醒。

电报的内容是：“6日拂晓，我部（新四军军部）奉命北移，9000多人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遇8万国民党军伏击，战况异常激烈，万分危急！”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皖南事变发生了。

“国民党顽固派果然动手了！”看过电文，周恩来神情凝重，眉头紧锁，义愤填膺地说。

接着，他面向报务员口授了回电：“你们（指叶挺、项英）要集中一切力量，冲破敌人的封锁，突围后将部队分散北上。”

说完后，周恩来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寝食难安，他在等待皖南的消息，期待着奇迹出现。

然而在激战七天七夜后，最终奇迹并没有发生，9000多人的皖南新四军部队，只有2000人突围出去，其余将士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或被俘。

军长叶挺在后来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后下落不明（后来证明是被叛徒刘厚总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壮烈牺牲。

得知消息，不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国人民也无比悲愤，一支真正抗日的队伍，就这样被国民党顽固派给基本毁掉了。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的一道命令，却让全国人民精神为之一振。

这道命令的核心内容是重建新四军，并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原来，新四军并没有全军覆没，陈毅统率的新四军9个团安然无恙，重建的新四军即以陈毅手中的这些部队为班底。

皖南事变是如何发生的，当时陈毅在哪？

这一切，还要从黄桥战役说起。

1940年7月开始，新四军同国民党顽固派、国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率领的部队在黄桥地区进行了5次作战，时间长达3个月。

战斗的起因是对方挑衅，企图消灭新四军。结果国民党方面却倒打一耙，反诬新四军率先攻打韩德勤，违背了统一战线的原则。

无论怎么说，在黄桥战役后，两党的矛盾升级，新四军和韩德勤部的摩擦与反摩擦达到白热化。

黄桥战役之后的地区格局是，皖南新四军近万名将士处在国民党军的重兵监视之下，而苏北国民党韩德勤部的几万人，也处在我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双方中哪一方都有所顾忌，暂时形成了僵持局面。

对于新四军军部孤悬皖南的情况，中央洞若观火，认为新四军尽早移师苏南和江北，方是上策。

其实早在黄桥战役爆发前，我党就开始考虑新四军北移。

1940年上半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就多次致电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要其所部尽快行动，将新四军军部北移至苏南、江北地区。

当时，新四军的军长虽然是叶挺，但作为副军长的项英却行使着政委一职，因为新四军属于国军序列，而国军中没有“政委”一职，所以才任命项英为副军长，行使政委的职权，他是新四军的实际领导人。

而在黄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吃了亏，处心积虑要想进行报复，企图勒令新四军北上，让出江南。

为了顾全抗战大局，党中央也命令新四军军部从皖南东移至苏南，既可以保全南方的新四军力量，又可以在苏南一带扩大根据地。对于中央的提议，项英的反应是消极的，甚至是有点抵触。

项英认为：“在战略上，北方必须有南方的配合”，态度非常明确，反复强调各种客观理由，不想离开皖南。

黄桥战役快结束的时候，刘少奇也曾致电项英，指出新四军军部如果继续停留在皖南，迟缓动身，恐怕有被顽固派阻断和封锁的可能，面临险境。然而，项英依旧反应冷淡，迟迟没有行动。

10月24日，党中央对项英的口气变得强硬起来：“（新四军军部）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20天内处理完毕。”

对于党中央的严令，项英依旧想不通，也不打算执行，在10月28日回电辩解：“为了将来我更大发展，坚持皖南阵地极有作用……”

这期间，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一直在催促新四军北上，语气也一次比一次严厉。而曹甸战役的爆发，让蒋介石气急败坏，下定了消灭新四军的决心。

1940年11月29日，华中新四军在曹甸对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发动攻击，战斗到12月16日结束。这场战斗新四军、八路军伤亡2000余人，消灭韩德勤部8000余人。

当然，这场战役也是韩德勤反复挑衅引起的。国民党偷鸡不成蚀把米，所以蒋介石才恼羞成怒。如此一来，形势陡然间变得对我十分不利，皖南新四军的处境愈发危险。

在这之前，国民党军还没有对皖南新四军的合围之势还没有形成，日军对江面的封锁也还有空隙，如果此时北撤，完全可以全身而退。

可是项英想不通，毕竟他在江南坚持了三年游击战，熟悉了那里的一切，也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一下子放弃确实难以割舍。

在患得患失中，项英举棋不定，将最后的机会错过了。

随着曹甸战役的进行，顾祝同为报复我在苏北进攻韩德勤，开始调兵遣将，将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军部的包围圈一步步收缩。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国民党军这时候的行动速度还很慢，只要项英从速下定决心，皖南新四军还有机会。

12月26日，主席措辞严厉地在电报中催促：“中央在一年以前已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怕是将来要吃大亏的。”

可就是在如此严厉的催促之下，项英还是非要拖到两党确定的新四军北移的最后期限12月底以后，即1941年的1月4日，这才下令全军开始北移。

项英不仅错过了最佳时机，北移路线也被他突然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