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习惯于把我的戏剧史课程安排在春季。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春暖花开的时节，特别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前后，可以与学生一起品读戏剧中的经典。在日复一日的读书中，在与经典的素面相对中，度过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沐浴最神圣的智慧之光。
戏剧课程品读的经典，最多的自然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汤显祖，因为他们都是戏剧大师，且在同一年去世，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卒日都是4月23日。据说将这一天定为世界读书日，不仅与这两位戏剧家有关，还因为不少作家都在这一天出生和死去。于是，“死亡和读书”就被这样一个奇妙的日子联系在了一起。
生命的速朽和作品的速朽是作家要面对的两个大问题。
生命的速朽是必然的，每个人都会死，只是长短不同。作家中有不少英年早逝，比如契诃夫、卡夫卡、爱伦坡、艾米莉·勃朗特、萧红、路遥、王小波、海子……作家的平均寿命总体比较长，萧伯纳活到94岁，毛姆活到91岁，哈代88岁，博尔赫斯87岁，马尔克斯87岁，歌德和雨果都活到了83岁，托尔斯泰活到82岁。但真正抗拒速朽的不是作家的生命，而是他们的作品。许多伟大的作家，凭借不朽的创作抵御时间的无情，超越生命的有限。契诃夫曾说，自己的作品人们最多只能读八年，但是现在全世界依然在阅读他的小说，上演他的戏剧。
回想我的人生，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曾给自己写过一副对联：“循善而行思善向善守善行善，以书为伴读书教书藏书写书。”读书、教书、藏书和写书几乎就是我生命的全部。第一次真正被书籍照亮的时刻是在小学。南方入夏后有黄梅季节，入梅从6月6日开始持续一周左右，这期间书籍最容易生霉。从前，好书是最稀缺的物品，家里有藏书的都要在这一天晒诗书，晒字画，晒衣物，防止衣物书画发霉，这叫“晒书”。每当“晒书日”，孩子们游戏的场地就会被书籍和晾晒的衣物铺满。我们可以把自家的书籍分享出去，也可以去别家晾晒场上捡拾起感兴趣的书籍。旧书总是夹杂着芸香和樟脑的香味，陈旧却也新鲜，这是中国人记忆中的书香。已经识字的我，就这样一本一本翻过去，遇见喜欢的就一口气看完，再去挑下一本。每当太阳落山，就有一种紧迫感，许多还来不及看的好书就要被收回，这种紧迫感，是一种盛宴必散的紧迫。这种感觉和今天在图书馆坐拥书城不一样，再遇见或许要等明年；也和在书展上觅得心爱的书感觉有所不同。当然，这种紧迫更多伴随着一种满足和狂喜，在黑夜到来的时候，留在思想深处的那些文字犹如燃料，它们持续地燃烧，照亮了我的心。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我开始了经典阅读。
“晒书日”非同凡响的读书盛宴，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即将失去的才会重要，太容易得到的会被搁置。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不再有“晒书日”，书籍很多，却未必有很多时间沉醉于书海。很多书只是放在书架上，很多书幽禁在电脑里，很多书的阅读要从明天开始，因为书籍不再是稀缺的物品。尤其在数字化阅读取代纸质阅读的今天，沉浸式和深度阅读越来越被快速的浏览所替代。大量的书籍被熬制出来后，被撇去的也仅限于表面的那一层浮油。
如此想来，人一生读的书是有限的，那一本本袒露在阳光下的书因占有过我们的生命而呈现它的意义。书籍的传播必须经由人心。“晒书日”实在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文性和神圣性的一个中国人的节日，一个古老而天赐的读书日。
从北京到上海，先后搬过几次家，很多书跟着我走南闯北。最辛苦的一次是驱车15个小时进京入职，为的是带上一整车的书。人文学者常苦于生前书籍无处摆放，身后却无人继承。在北大，季羡林这样的大家，他的藏书可以特辟一间图书室，而对于普通的学者，钟爱一生的书籍最终的命运是被低价出售。但即便如此，藏书是学者的必需，是学者的精神粮仓。
大学时期，我也喜欢去淘旧书，现在我保留的一部分书中，还有当时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的品相内容俱佳的书，有的还有名人的题签。自己敬仰的前辈学者赠予的书籍，是最为宝贵的。我的书房有两个书架专门用来摆放我的两位老师赠我的专业书籍，一架是叶朗先生赠的美学书籍，一架是樊锦诗先生赠的敦煌学书籍，很多都是他们用过的工具书，上面留有批注。有时候书中还会不时飞出书写的便签和笔记。读这样的书会听到音声，会有莫名的感动。
继承书籍的意义，应该是超越物质的，它是超越时光的精神的在场，是思想的传递。电子书的出现，给学者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电子书并不具备这种精神的在场和传承的意义。此外，有再多的电子书和数据库，如果缺乏阅读的过程，也只是作为信息而存在。只有经时间和生命浸润过的书籍，只有经过深度阅读和思想淘洗过的文字，才能构成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地雕刻灵魂的模样。
读书是必需，藏书是传承，教书是使命，而写书是领略人生大美的旅程。
我的研究和出版的学术书籍有几种，包括戏剧史、戏剧美学、电影研究、审美教育、《红楼梦》《契诃夫研究》等，每本书的写成都是漫长的跋涉，都是思想和精神的登山运动。特别是撰写《我心归处是敦煌》让我走近了樊锦诗，走近了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敦煌莫高窟，走近了一群可爱的莫高窟人。这本书犹如一颗传播莫高精神和中华文化之美的火种，在文明互鉴的全球化时代，在它所到之处，点燃人们对敦煌艺术无限的憧憬，对中华文明和历史无限的兴趣，对中华文化的无限热爱，对莫高精神无限的敬意。它从某种角度加深了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每每有读者来信，读到青年人因阅读此书而确立人生的志业，想到《我心归处是敦煌》所带来的感动中国的情感，凝聚人心的力量，我便深刻地体会到写作的意义正在于，那些孤独的思考会影响远方的心灵。
生命有限，美才成为必需。读一本好书，就是置身于美的发生现场，生命在抵御速朽中放光。正如梅特林克所说：“我们不要害怕沿途播种美好的种子。它可能会留在那里几个星期甚至几年。但是像宝石一样，它不会熔化。最后会有人从旁经过，被它的光辉所吸引，他会把它捡起来，快乐地继续前行。”（顾春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