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蒋军军八个师围攻北上转移的新四军军部，叶挺衔命下山与蒋军“谈判”，被国民党军五十二师扣押。
之后，叶挺辗转经泾县五十师部师部、宁国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押到江西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
在这里，反动派把叶挺送到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一座庙堂，单独关押起来。
抗战有功，驰名中外的一代名将叶挺，转眼之间变成了“罪人”。
事变之后，蒋氏抢先在1941年1月17日以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名义发了一道命令，诬蔑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该军番号，将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妄图先声夺人。
但是，这个掩耳盗铃的把戏，立即遭到国内外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
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下，蒋氏没敢把他所说的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付诸实行，而是把叶挺秘密地囚禁起来。
蒋对叶挺的军事才干，一向很欣赏。长期以来，他指使陈诚拉拢叶挺，一直未能实现，但他对此仍未死心。
眼下，叶挺在兵败之后落入了他的魔掌，他相信只要借此时机，把他征服众多军阀、政客的手段施出来，叶挺一定就范。
在蒋的授意下，首先出面向叶挺劝降的，是直接制造皖南流血事变的刽子手顾祝同、上官云相。
他俩和把叶挺从七峰岩破庙里接出来，安排到离上饶十几里路的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李村监禁。
这些双手沾满抗日将士鲜血的反动头目，以彬彬有礼的面貌出现在筵席上。
上官云相先和叶挺叙保定军校同窗之谊，酒过三巡之后，才把老蒋的底牌亮出来。
这就是，蒋希望他能对这次事变讲几句话，说明这次事变的起因是项英没有服从统一的军令和政令。
顾祝同还亮出了蒋开的“价码”：如果叶挺按要求说话，那么不仅不会当囚徒，还可以马上就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叶挺闻言，义愤填膺，断然予以拒绝。
从个人关系上讲，叶挺在新四军的三年里，和项英相处共事很不和谐。叶挺认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犯有错误。但决不同意反动派把他们蓄意制造的事变推给他，因为这不是事实。
叶挺质问顾祝同：“你们那么多装备精良的部队，为什么不上前线打日本，却专打艰苦抗战的新四军？你们做出袭击抗日军队这种亲痛仇快的事，又要把责任推到项英身上，岂不是伤天害理？”
“希夷呀，你又不是中共党员，何必替人受过呢！委员长很关心你，只要你能声明一下事变的责任不在政府而在中共，便可以恢复你的自由，而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一职相屈，我们合作抗日。”
“请你老兄把这一套收起来吧！”叶挺拍案叫道，我替谁受过？共产党有什么过？当今是国家危难存亡之秋，我叶挺只想抗日，别无他求。你们反复无常，不顾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诺言，陷害抗日的新四军，合作抗日怎么说得出口？”
顾祝同板起了面孔：“希夷，你这样做，就不想一想后果吗？”
“我早想过了。不是已经宣布我叛变，革职，交军法审判了吗？我等待着公开的军法审判，我要求将事实的真相公诸全国，只要全国人民了解我叶挺，那么要杀要关皆由你们！”
顾祝同劝不动叶挺，只好将“宴请”活动停了下来，另打别的主意。
在和顾祝同、上官云相的接触中，叶挺发现，由于皖南事变惹得天怒入怨，蒋介石急切地需要叶挺马上站到他们反共阵营那一边去，以他在国内外举足轻重的影响，给他一个支持。
这是他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除了断然拒绝，别无其他选择。叶挺知道，这对于蒋介石是犯了触犯龙颜的大罪，“后果”十分严重。
但也无非就是两条路：一条是像他的好朋友邓演达那样被秘密处死；一条是像张学良那样被长期监禁，等着老死在监狱里。
面对死亡和坐牢，叶挺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自幼崇拜南宋抗金战争中被奸臣陷害身亡的岳飞和南宋抗元战争中被俘就义的文天祥。
封建时代的先进人物尚且能将生死置之度外，自己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者，怎么可以看重一个“死”字？不，决不！只要忠于民族，忠于自己的信仰，死而无憾，死而无愧。
至于坐牢，更不足惧，坐他半辈子，坐到老，坐到死，又算得了什么？
文天祥
正当叶挺身居斗室和反动派的高压政策相抗衡的时候，和他一起被俘的随员们写来一封信。这信是通过一个广东籍宪兵转来的。
写的是他们和叶挺分开后，带镣下狱和遭受的悲惨折磨。叶挺看信后，愤慨异常，大骂顾祝同背信弃义，卑鄙无耻。
叶挺入狱和随员们分开之前，曾经征得顾祝同的许诺，答应把他的这些随员们释放回家。
叶挺当时最关心的是跟他当了两年内勤警卫的黄鸣，因为他年仅20岁，还像一个孩子。
叶挺在分手前把小黄叫到身边嘱咐他：“在这个地方不要乱跑。你跟叶副官他们一同到我家乡去，到了我家有你吃有你穿，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顾祝同当面答应释放，背后又下毒手，叶挺不能容忍这种卑鄙伎俩，找上门去责问顾祝同，要求他兑现承诺。
顾祝同理屈词穷，以他无权放人进行搪塞，但又说可以让随员们也搬到李村来，和叶挺住在一起。其实，这是顾祝同玩弄的又一个花招。
因为这时正值新春佳节，他想再请叶挺吃饭，叶挺不来；他叫原三战区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陈汤禹邀叶挺“出游春景”，叶挺不去。
顾祝同正苦于无法对付叶挺，便想在“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习俗上做点文章。
他嘴上说的是让随员们都和叶挺住在一起，实际上只是在叶挺的侄子叶育青、侄孙叶天流身上打主意。他想利用这些骨肉亲人软化叶挺，达到他们的目的。
果然，几天以后，叶育青、叶天流被押到了李村。押来之前，顾祝同的副官处长茅迺功找他们谈了话。
除了重复顾祝同跟叶挺说的如蒋很爱护叶挺，只要他能说明一下皖南事变的责任问题就行了那些话以外，还提示他们：
“军长的脾气有点怪，不好说话，你们要好好劝劝他，好好照顾他的生活。”
叶挺看到来的只是叶姓的两个人，马上就看穿了顾祝同的良苦用心。
他在特务走开的时候，问他的两个晚辈：“你们来了，是不是叫你们来做说客？你们都是受过共产党多年教育的革命军人，不应该辜负党的期望，你们做到没有？”
当叶育青、叶天流痛哭流涕地告诉叶挺，他们没有给党丢脸，没有给叔叔丢脸，没有向敌人屈服时，叶挺深情地安抚他们：“这样做很好，这样我就放心了。”
但是，叶挺很想弄清新四军还有哪些人押在上饶。他们叔侄三人凑了一下，说得出来的有：
军部组织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长林植夫、秘书长黄诚、三纵队司令员张正坤、二纵队副司令员冯达飞等几十个人。
这些人都在经受着严刑拷打和百般凌辱，过着非人生活。叶挺为此痛心疾首，倍感内疚。
戴眼镜者为林植夫
叶挺再次找顾祝同交涉，他严正指出：“我是新四军的军长，一切由我负责，我的下级没有任何责任。我要求你们，要审判就审判我，而把我的下级无条件地一律释放出去！”
多次斗争，毫无结果。叶挺只好另想办法，利用自己有限的方便条件，救出一个算一个，尽力搭救坐牢的部属。
首先，他提出自己有病，需要有专门医生随身照料。顾祝同果然关照下边给叶挺派医生。
叶挺又提出，他自己的医生、新四军医务处长王聿先被关在七峰岩，应把王聿先找来给他看病。
顾祝同没办法拒绝，只好又下令解除王聿先的镣铐。押到李村来见叶挺。
这样，常和叶挺聚会的除了两个叶姓晚辈以外，又多了一个王聿先。
王聿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叶挺身边，他看到叶挺须发长得很长，赶忙询问他的身体情况。
叶挺深情地望着他说：“我的身体很好。没有什么病，只是想把你们找到身边看一看，放心一些。”几句话道出了叶挺对部属的深厚情谊，说得王聿先哭了起来。
叶挺对保持革命气节的部属情深似海，对于叛徒却视为仇敌。
原军部参谋处长，这次北移之前调任一纵队副司令员的赵凌波，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背叛革命，当了集中营的政治教官。
他穿着一套旧西装，灰溜溜地跟在特务头目后头，不敢正眼看人，却巧舌如簧，想拉别人下水，他的恶行很快传开了。
叶挺得知后，十分生气。他对王聿先、叶育青、叶天流他们说：“作叛徒是最可耻的，终究要被人唾弃。”
也是冤家路窄，赵凌波在别处游说以后，被敌人弄到李村，并按照主子的安排，换上新四军的制服，来“看望”叶挺。
前排右一为赵凌波
他走进叶挺的房子，装成没那回事的样子：“报告军长，我被押在隔壁，经过再三要求，他们才准许我见一见你……”
叶挺怒目圆睁，逼着他问：“你来见我做什么？”赵凌波原以为叶挺被单独囚禁，不会知道他的底细，这时看到叶挺的神情那样严峻，吓得浑身上下打起了哆嗦：
“军长，请不要误会。我若有半点对不住军长的地方，天诛地灭……”
叶挺听不得他的谎言，站起身来狠狠地打了他几个耳光，又端起身边的火炉、茶壶，劈头盖脑地掷了过去：“你满身污臭，滚开，马上滚开！”赵凌波被打得跌跌撞撞跑出了门外。
对叛徒登门这件事，叶挺非常反感。好长时间一提起赵凌波，他就显得很激动。
7月里的一个早晨，一大群特务、宪兵拥进叶挺的囚室，向他宣布：“委员长请军长到重庆去，现在就走。”
早些日子，看守特务曾向叶挺透露过可能把他送走的消息。叶挺猜不准这是蒋介石要软化他，还是又要大开杀戒，假借转移把他秘密处死。
这会儿，叶挺知道顾祝同已经做好了转走他的一切准备，是死是活已无暇多作考虑。
他找到笔纸，给囚在上饶的同志们写了几句话，揉成一个小纸团，丢在地上。收好了随身物品，便由特务和宪兵们簇拥着上了汽车。
一个同情新四军的宪兵拾到那张纸条，交给了叶育青和王聿先。上面写的是：“我走了。途中可能遭到意外。但他们要想逼我屈服，则万万办不到。”
说是送叶挺去重庆，实际上走到桂林就停了下来，把他移交给军统局桂林办事处，关进了七星岩的一个山洞。
叶挺起初以为这是办理移交手续，下一段将由桂林的特务机关负责押送。但等来等去也无下文，问看管特务也问不清楚。
抗战期间的桂林
后来，他弄明白了。原来这正是按计划行事，蒋接受顾祝同把叶挺上送的要求，决定移到桂林关押。
所谓“委员长请军长去重庆”，那是顾祝同怕叶挺反抗转移而故意编造出来的。
面对着一群以执行法西斯命令为天职，根本不懂得国家民族为何物的军统特务们，叶挺觉得多说一句话也是不必要的。
岩洞一带戒备森严，除了有限的活动范围以外，和外界的联系全被切断。
桂林的最高长官名义上是李济深，但因李济深曾多次反蒋，老蒋虽然让他挂了个联络广东、广西几个战区的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头衔，却不给他任何权力。
有关叶挺移到桂林关押的事，由公开职务是办公厅民众情报处长的军统桂林站站长杨继荣直接对重庆负责。
李济深
叶挺一到桂林就感受到各方面的明显变化：离开了战友，孤独寂寞；人生地不熟，特务们管得比以前更紧；生活水平也下降了，吃的住的都不如从前。
他当然知道这是蒋介石强给他的，是使他屈服的另一个步骤。
叶挺随遇而安，准备长期坐牢。他让看管特务帮他买了一只奶羊，每天牵着这只羊出去放牧，挤羊奶补充营养。
他在失去自由的五年当中，大部分时间都饲养家禽家畜，而最早就是从这只羊开始的。
放着羊，他想起了汉朝苏武牧羊的故事。苏武受汉武帝的委派出使匈奴，被非法扣押，流放长达19年，忠于祖国的信念却始终不变。
叶挺敬仰古今每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此时此地，苏武又被他引为楷模。
他摸摸自己被捕后从未理过的、已经斑白的齐胸须发，觉得真有点像苏武呢。
一到晚上，便不准出洞了。叶挺用竹子做成一个油灯，装了植物油，燃着用来照明。
蒋介石整治叶挺是有既定步骤的。他让叶挺先尝一尝住岩洞的滋味，5个月以后，才又传下命令：解叶挺到重庆。
1942年1月3日，叶挺在军统特务的挟持下，搭乘民航班机，由桂林到达重庆。
这边负看管责任的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和特务团长杨清植，奉了军统局长、特务头子戴笠的命令，带了20多名小特务到珊瑚坝机场，押接叶挺。
一行人乘一辆前后都有警车监护的小汽车进城，直接开到林森路望龙门22号，安顿下来。
这是一所阔绰的洋房，本来是特务团长杨清植的自家住宅，现在临时腾了出来，作为囚禁叶挺之用。
叶挺明白，不把他直接送到郊外渣滓洞之类的地方去，而安排到这么阔气的军统高官家里，这是要向他表明：出了山洞，进入洋房，大大提高了他的“待遇”。
北平无战事中，陈宝国饰演的徐铁英，原型就是杨清植
沈醉还奉命跑来跟叶挺说：“缺什么少什么，只管提出来，不必客气。”
叶挺知道他们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因此回答得很简单：“什么都不需要。”
过了两天，沈醉带来理发师和新衣服，一定要叶挺理发、修面、换衣服，改变一下精神面貌。
叶挺说：“我的须发已蓄了一年，不获无条件释放决不修剪。”
沈醉说：“重庆夏天极热，不理短些受不了，还会长虱子。”
叶挺说：“请不必担心，天气热也能忍受。”
沈醉着急地把戴笠交给他的底牌亮出来说：“军长你不知道，委员长和陈诚长官可能要见你，那种场合你弄成这个惹人注目的样子，可怎么了得？”
叶挺说：“那也没有关系，眼不会为了见什么人而修理须发的。”沈醉不得要领，只好回去复命。
沈醉在家中
又过了几天，陈诚果真在沈醉的陪同下来了。
叶挺和陈诚都是保定军校出身，叶挺是六期，陈诚是八期，算是老同学；毕业后又同在粤军第一师任过职，叶挺当步兵营长，陈诚当炮兵连长，又是老袍泽。
以后陈诚到黄埔军校投靠了蒋介石，叶挺留学苏联，参加了中共。两人分道扬镰，走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
陈诚现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但实际的权力却比这大得多，常和老蒋私下商量决定国民党的重大军政问题。
现在老蒋招降叶挺遇到了困难，又想到了陈诚，因为陈诚曾经帮助他把一大批反对过他的军事将领，其中包括广东籍的张发奎、薛岳等人纳入他的麾下。
现在他把陈诚派来，让他以同学同事的关系，再做招降工作。
陈诚当然也乐得一显身手，博得老蒋的欢心。这样，陈诚便步着顾祝同后尘，急急忙忙乘车过来了。
这可急坏了沈醉。他担心陈诚那么傲慢，叶挺个性那么强，两人凑在一起，若是弄出什么事来，他在戴老板面前担待不起。
于是，沈醉下令几个警卫伏在窗外，，他本人也亲自陪陈诚进屋，预防万一。
陈诚神气活现地走进叶挺的住房，免不了也是嘻嘻哈哈“久违”、“思念”地先打招呼，然后拣那些“昔日同舟共济”的“难忘往事”，絮絮叨叨，
叶挺心里明镜似的，当然知道他要干什么。但面子上总要照顾礼数，于是叶挺竭力控制着感情，温和地加以应酬。
陈诚虽然以能为老蒋“荐举勋业名将”而闻名，但他拉人的诀窍也不过就是国民党普遍运用的“威逼利诱”那一套。可张发奎他们吃得，叶挺就不吃。
陈诚“叙旧”叙了两个小时，觉得自己也觉得没啥好说的了，才言归正传，称近期抗战局势紧张，请叶挺“暂时屈就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
如叶挺不愿意给国民党军队工作，也可以挂个“中将高参”，的名义，到他的第六战区去长期休养。
一说到这上来，叶挺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他问陈诚：
蒋介石到底有什么理由围攻新四军？为什么要捏造“叛变”的罪名，把他和新四军指战员镣铐加身，投入监狱？
面对叶挺一连串逼人的犀利的诘问，陈诚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他避开这些“轰”得他抬不起头来的连珠重炮，一味苦劝叶挺先把过去的事放一放，而要多想想今后应该怎么办。
叶挺考虑到策略，使劲压了压胸中怒火，尽量做到心平气和。
他请陈诚帮助无条件地释放新四军的被俘人员，至于他自己，则除了恢复他的自由，并让他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以外，其他的任何安排，碍难接受。
他希望陈诚能够谅解他的处境，尊重他的人格和政治抉择，而不要逼他去做他不愿做的事。
陈诚谈得口干舌燥，仍然不得要领，只好说请叶挺再考虑，等他去向老蒋汇报以后，再作商议。
说罢起身要走。叶挺说，且慢，还有一事相托，说他很想见到周恩来和郭沫若，希望能帮助安排他们来这里见一次面。陈诚点头应诺后，垂头丧气告辞而去。
隔了一段时间，陈诚又来过一次。这时他已见过老蒋，转达过叶挺提出的释放被俘干部的要求，但蒋介石不予认可，驳了回来。
陈诚为了缓和与叶挺谈话的气氛，一再表示他也同情在押人员的境遇，以后还可以再帮助交涉。
千言万语，主旨仍是劝说叶挺考虑老蒋的意见，为国民党方面工作。这样自然谈不拢，又是一次不欢而散。
叶挺等着陈诚再来向他转达蒋介石的信息，但等了很久，等来的却不是陈诚，而是陈诚的亲信帮手、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忏。
叶挺初见郭忏时，还以为陈诚将他们之间的“谈判”降了格。其实不是。
郭忏心神不定地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赶忙表明他的来意：“委员长赐见，专派兄弟接送侍候，请收拾一下上车吧！”
原来是“升格”！升到了与“至高无上”对话的极限一级！
这次与蒋的会见，在当时没有任何报道，到了80年代，某报刊登了一个精彩的故事。
文章里说，叶挺被囚禁后，蒋召见他，两人先是争论，后是对骂，叶挺拍着桌子历数蒋的罪行，继而掀翻了桌子。
沈醉看了这篇文章后，给报社写信，直言：从我与叶挺接触情况来看，这纯粹是杜撰。
他认为，叶挺是有政治头脑的人，而不是莽莽撞撞的一介武夫。再说蒋接见下属，都是戒备森严。
叶挺在狼虎窝里与独夫民贼论理，当然懂得该用“文斗”，而不能用“武斗”。
出狱后，叶挺曾给中央写了一篇囚禁期间的情况汇报，里面提到了这次会见，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了两人之间的全部谈话。
2007年，叶挺的叶正大到档案馆查找父亲生前史料，偶然发现了这份情况汇报，证实了沈醉的分析是对的。
蒋装模作样，走进来先问叶挺的身体，一年来“休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跟着就是一句：“这几年没有很好让你做点事”。
笔录全文，甲指蒋介石，乙指叶挺，两个三角指共产，三个三角指新四军
这都是标准的蒋氏逻辑。他把囚禁叫做“休养”；他迫害叶挺，反要叶挺“反省觉悟”；
“这几年没有很好让你做点事”，说的并不是叶挺被关押的这一年半时间，而是他当新四军军长的那三年。
在老蒋看来，那三年叶挺领导新四军虽然功劳很大，但那是给共产党干的，不是给他蒋某干的，没有按他的“领导意图”办事。因此不能算“很好让你做点事”。
叶挺回复：“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蒋当然知道叶挺目前的困境，主要是由他一手造成，叶挺话里包含着对他的指责。
但他不理会这些，只把注意力放在叶挺与项英的关系问题上。
他过去通过驻新四军联络参谋的报告和叶挺到重庆要求辞职，对“叶项不和”有所了解，而且一直利用这个事由，离间他和共产党的关系。
现在老蒋又想到了这些事，说了几句开场白以后，马上就往这上扯：
“你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你回去，你就回去；叫你打就打。去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你回去，你就回去。”
“人家”是中共的代词。蒋介石一口气说了三个“人家”，历数了中党让叶挺“上当”，企图“利用”叶挺的种种罪。以此来离间叶挺与中共的关系。
但蒋介石不懂得叶挺对项英有意见不等于对中共有意见，更不等于喜欢蒋氏。
到了今天，经过这次流血事变和坐了一年多监狱以后，严酷事实使他更加明白了，谁是苦难中国的救星，谁是民族国家的罪人。
现在形式上他离党远了，但他和党的感情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亲近。
此时此地老蒋还想利用项英的过失来离间他和党的关系，这只能使叶挺感到厌恶。
蒋“苦口婆心”地讲了一大篇，叶挺去略胜于无地只回了他两句：“因为辞职没批准，只好回去。”
接下去却是就着“千古奇冤”的“新四军案子”，回击蒋的诬蔑。
并且，叶挺当面要求蒋介石释放被俘的新四军干部，重申他愿以自己的“一死”或长期坐牢，换取他的无辜部属们的无条件释放。
蒋要叶挺把罪责推给共产党，叶挺偏要如实地扣在蒋介石的头上；
蒋惟恐抓共产党和同情共产党的爱国人士抓得太少，叶挺却要为他们鸣冤叫屈。
蒋忍受不了叶挺像审判被告似地这样对待他，发了脾气，呵斥叶廷：“你的部下就是共产党”，”你上了当还不觉悟”。
他还气急败坏地责问说，难道“这样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吗？”
叶挺硬朗朗地回敬道：“如果这样说，新四军开始就不应该成立。”
这无异于朝蒋介石的秃头上打了一闷棍，戳穿了他既赞成成立新四军，却想消灭它的伎俩。
蒋介石已窝火，又怕叶挺深一句浅一句地再揭他的老底，赶忙喝令：“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并不无担心地查问叶挺是不是共产党。
当叶挺作了否定回答以后，老蒋才宽心地唱起了高调：“你觉得共产党对，你就到那里去；你觉得国民党对，你就到国民党来。”
但是，他耍了几句“可以选择”的花枪之后，跟着又不准选择了：“我指示你一条正路，你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你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你就算完了。”
这话说得明白：只能在“我指示你”的“正路”上“跟我走”，不然就“完了”。
老蒋也有含蓄的地方，没讲“完了”是什么意思；但叶挺早在上饶写信的时候，就把一枪毙、二坐牢挑明了。
此刻，叶挺毫不含糊地回答：“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蒋介石看到再讲什么也无济于事，赶忙宣布“赐见”结束：“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司令商量好了答复我。”
郭忏秉承老蒋的旨意，送叶挺回到住所后，又跟他“商量”。但商量了约一个小时，叶挺的最后结语却是：“请枪毙我吧！”
在这次会见中，叶挺不失“温文尔雅”的儒将风度，柔中藏刚，蔑视蒋介石的淫威，巧妙地揭露了他迫害新四军的罪行。
笔者认为，这段文字比“掀桌子怒斥蒋介石”更为精彩，因为这是真实的，也是最符合叶挺性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