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8日，在兴国籍将军钟文法的率领下，第四野战军48军144师解放了兴国县，这是赣南地区第一个得到解放的县城。
当从军报上看到这条消息，时任第四野战军45军政委的邱会作开心不已，因为他也是兴国人，自从19岁跟着红军离开，就跟家乡的爹娘失去了联络。
邱会作恨不得插翅飞回老家，看看爹娘是否健在，奈何45军正在追击桂军第7、第48军，打的难解难分，也只能暂时压住对父母的思念。
可令邱会作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45军政委陈仁麒，竟然主动用电台联系了他，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他的父母健在，坏消息是他的父亲被一个班长给打了，还罚他做苦役，挑着炮弹走了三十多里。
自己的老爹被打了？听到这话，邱会作是目眦欲裂，这个班长为什么要打他呢？因为，他老人家说了一句：“我儿是红军！”。
邱会作的父亲名叫邱时昕，兴国县高兴圩上密村人，家境贫寒，家中只有几亩薄田。
虽说如此，但他还是缩衣节食，送邱会作进私塾读了2年书，让他识了些字，不至于睁眼瞎。
1929年4月，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兴国，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这里展开。
当时的兴国县，仅有23万人口，但却有8万穷苦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兴国成了苏区有名的模范县。
受红色思想的影响，邱时昕全家6口也投入到土地革命之中，因为表现出色，邱时昕还当过村里的土地委员。
邱会作和哥哥邱会佳，先是在兴国县地方武装干了一段时间，随后加入了红军。
比起哥哥来，邱会作是幸运的，因为识字，他被安排去当通信员、宣传员，到1931年7月，已是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长，而哥哥邱会佳，则成了一名普通的战士，在长征前夕的广昌战役中战死。
1934年9月，年仅20岁的邱会作军委总供给部任统计员，并在长征前夕，参与了掩埋浮财的绝密行动。
然而，令邱会作没想到的是，行动完成后，保密局的人却要处决他，原因是他知道的太多了，怕他落入敌手，供出秘密。
在押往刑场的路上，邱会作不断呼喊求救，他的喊叫被周恩来听到，周恩来赶忙询问发生了什么，当得知事情原委，他把邱会作保了下来。
紧接着，邱会作告别父母和年幼的弟弟邱会仁，跟着红军参加了长征。
长征开始后，邱会作担任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总书记等职，因为后勤工作做得好，深受领导倚重。
抗战爆发后，他先后担任军委供给部副部长、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四师供给部政委等职，可谓劳苦功高。
1939年，25岁的邱会作与18岁的胡敏结为夫妇。
他的妻子胡敏是陕西长安人，也是出身贫苦农家，自幼丧母，生活的艰难至极，后来，她到了西安红十字会的救助，并被送到教会学校边工边读。
1936年，在西安省立医院当清洁工的胡敏，参加了革命，利用医院的便利条件，为我党传递情报。
抗战爆发后，年仅16岁的胡敏参加了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随后又参加了八路军。
因为表现出色，被送到延安红军卫校学习，经人介绍，与邱会作相识相恋，并一起前往新四军中工作，婚后，胡敏为邱会作生育4子1女。
因为一直在后勤工作，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邱会作的名声并不大，真正让邱会作声名远扬的，是在跟随林彪之后。
邱会作跟林彪的性格很像，他们的生活都很简朴，都不爱社交，而且都喜欢看书，喜欢思考。
再加上邱会作不仅后勤工作做得出色，而且带兵打仗也很有一套，所以林彪对他十分器重，先后让他担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赤峰军分区政委、45军政委等职。
随着职位的攀升，邱会作起到的作用也渐渐变大，成了东北野战军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在邱会作跟着红军离开后，兴国县就被国民党重新占领，他们在这里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邱会作的父母和弟弟，和许多红军家属一样，东躲西藏，生活的艰难至极。
直到好久之后，他们这些红军家属才敢重返家园，重新开始生活。
当年，参加红军的八万多兴国青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都战死在了国民党的历次反围剿，或者是长征途中。
兴国百姓跟国民党，有着血海深仇，他们无时无刻不盼着红军回来，重新解放兴国县城。
终于，在1949年8月8日，兴国县重新解放，百姓们是欢欣鼓舞。
兴国解放后，48军的一个班住进了邱会作的家里，这让邱会作的父亲邱时昕和家人们战战兢兢，久居山村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老总”们是干啥的。
当时，48军初来乍到，部队供应紧张，这个班长便自作主张，“征用”了邱家的稻谷，还把邱家的唯一一头猪给杀了，心疼的邱时昕是直掉眼泪。
穷人家攒点粮食不容易，被别人给吃了，邱时昕再也忍不住了，便问这个班长：“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这班长告诉他：“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原来的红军！”。
听到这话，邱时昕激动不已，原来是红军回来了，他大声说：“我儿子是红军！”。
本来，他只是陈述事实，谁料这个班长听后却恼羞成怒，以为邱时昕嫌他们吃了他家粮，杀了他家猪，是在骂他呢？抬手就给了邱时昕一下。
邱时昕被打的莫名其妙，本来，他还想跟这班长打听打听儿子邱会作的下落呢，这下也不敢打听了，怏怏不乐的离开了。
本来，邱时昕以为挨了打，事情就完了，谁料第二天，这班长又通知他去给部队挑炮弹。
当时的邱时昕，年纪已经挺大了，他挑着炮弹走了30多里路，累的是腰酸背痛。
到兴国后，他开始跟别的解放军打听自己的儿子邱会作，并且问到了以为军直属队营教导员头上。
虽然不在一个军，但邱会作的名头，这位教导员还是知道的，而且兴国是红军的发源地之一，随便一个老农，都有可能是红军家属，于是，他给了邱时昕一块银元，打发他回家。
拿了银元，邱时昕感觉不对劲儿了，走到半道儿上，他有折返回去，继续跟人打听邱会作的下落。
最终，这事儿传到了政委陈仁麒的耳中，陈仁麒曾担任8纵22师师政委，当时的邱会作是8纵政治部主任，二人关系很好，他立马放下手头工作，去见了邱时昕。
单看相貌，他就感觉邱时昕是邱会作的父亲无疑，当得知班长在他家干的那些事情，陈仁麒是连连向老人家道歉，作为补偿，还送了邱时昕几百斤稻谷和10块银元。
紧接着，他联系了邱会作，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事情，生气归生气，但事情已经发生了，邱会作也没有再计较。
得知儿子活着，还成了解放军大官，邱会作的父母是开心至极，尤其是他的母亲，一刻也不愿意再等，立马就要去找邱会作。
于是，陈仁麒安排了几个战士护送邱母，可惜的是，等他们赶到地方，邱会作所在的45军早已撤离。
直到这年年底，邱会作在广州当了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邱母才算是找到他。
邱母找来时，军区正在开会，得知这个消息，众人都替邱会作高兴，同在政治部的陶铸，就起了玩闹的心思，他提议大家一起出去迎接邱母，看他能不能在众人中找到自己的儿子。
于是，十多位穿着军服、戴着军帽的将军，走出了会议室，令他们意外的是，离得老远，邱母就在人群中认出了自己的儿子，嘴里喊着：“阿贵（邱会作小名）！”，就朝邱会作走来。
母子二人抱头痛哭的场景，在在场的人无不落泪，后来，邱会作把父亲也接到了身边，两位老人度过了幸福安康的晚年。
1955年，邱会作被授予中将军衔，虽然在一众兴国籍将领中，不是最突出的，但也排进了前八，后来更是官至总后勤部部长兼副总参谋长。
可惜，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邱会作逐渐迷失，参与到了权利斗争旋涡，并且是101的左膀右臂。
“九一三”之后，邱会作失去了自由，1973年，他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1981年1月，更是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直到1987年，才重获自由。
出狱后的邱会作，每月仅有200来块钱的生活费，生活的很拮据，好在一点，他的妻子胡敏，是一位军医，有手艺傍身，开了一家诊所补贴家用。
90年代初，国家给他分配了一套170平的大房子，因为手头紧，他竟买不起家具，家里看上去空荡荡的。
好在老革命出身的邱会作，也不看重外物，他开始写回忆录，把自己的革命历程写出来，以供后人参考。
2002年8月3日，邱会作离开人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