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声隆隆，烽火漫天。
公元1933年2月间，当国民党政府以及国军尚在四平八稳、慢慢腾腾地进行军事部署，将领们为编制、军饷、装备等一系列问题争吵不休的时候，日本关东军早已一切准备就绪。2月下旬，按照关东军司令部既定命令，情绪饱满、武装到牙齿的作战部队开始向中国热河省大举进犯。
按时令，眼下虽已是早春季节，但旷远的塞北大地依然寒冷逼人，到处冰封雪裹，一片严酷的隆冬景象。这时候，白昼仍然较短，太阳一落，沉沉的暮霭便降临下来。深长而岑寂的暗夜，寒冷的西北风统治和主宰了一切。寒风犹如无数头野兽那样呼啸着，将草垛顶上的干草大把大把地撕扯下来抛向空中。
日本人就在这一派寒冷肃杀中，扛起太阳旗向热河发起了进攻。根据早已制定好的作战计划，日军分三路进攻。北路沿辽河平原向前推进，往开鲁、赤峰、隆化、滦平一线进逼；中路沿大凌河一线推进，由义县进攻朝阳，之后开向接近河北省境的热河南部，突入长城沿线，割断关内外联系；南路由绥中向凌源、平泉一线进攻，最后攻占承德。
坦克、卡车、步骑兵组成的日军战斗部队浩浩荡荡地行进在主要 公路上，道路虽然冻得铁一般坚硬，但还是经不住侵略者的践踏和车轮的碾轧，被挤压成了硬块和冰磧儿，不断发岀咔嚓咔嚓的声响。头戴狗皮帽子、穿短大衣和牛皮短靴的士兵们或乘车或骑马或步行，呼=出的热气变成了一股股白烟，嘴巴周围及眉毛全染上了一层白霜。
由于常常要日行百余里，过度的疲乏和冻饿侵袭着每个士兵。行军途中，常有人直直地从马上摔下去，或者倒在路边再也爬不起来。然而，为天皇而战和侵入他国土地的新鲜感刺激和鼓舞着每个人，常常使他们忘却跋涉和饥寒之苦。
而且，每天傍晚时的宿营又不乏乐趣。这时候，他们会随意闯入那些惊恐不安的村庄，翻箱倒柜地寻找着食物。如能抓住那些未能及时逃掉的当地老百姓，他们会毫不犹豫地 杀掉其中的任何敢于反抗者，然后心满意足、鼾声如雷地在烧得滚烫的土炕上睡上一 夜，第二天早起又继续向前进发。
渐渐地，前面横亘的山岭上开始出现中国军队灰色的人影，一排排枪弹尖啸着兜头飞来。日本人的精神一振，立即展开回击。一门门褪去了炮衣的野山炮发出令人满意的吼声，炮身剧烈地向后倒坐，炮口闪着道道火光。
军官高喊着命令，士兵们迅速操作着手中的武器。接着，航空队的飞机也赶来助战，进行投弹轰炸，敌军阵地即刻没入一片浓烟火海中。不待硝烟完全散去，一群群平端着三八大盖的日本士兵便奔跑着呐喊着，往岀现灰色人影的阵地上冲去……
面对着日本人的大举进攻，人数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队稍作抵抗，纷纷溃退。
北路西辽河一线，为孙殿英集团作战区域，孙殿英集团由孙殿英第六军团两个师、汤玉麟第五军团五十九军、第六十三军等部负责防守。
其中第六十三军是原吉林义勇军余部，在转战辽吉过程中损失巨大，到达热河时兵力只有一万人，武器、弹药严重短缺，马步枪不过两千支，因此六十三军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上只辖一个暂编九十一师。
五十九军则是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和原直军残部合编而成。军长崔兴武是吴佩孚从马贩子一手提拔起来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失败后才投靠奉系，和奉军元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关系紧张，因此也不愿意为汤玉麟卖命死守热河。
2月23日，日军第四骑兵旅团由通辽出发进攻开鲁，守军将领崔兴武率部溃逃林东，不久向日军投降。一个月后，崔兴武摇身一变，成为伪满“热察警备军”司令。
次日，占领了开鲁之后的日军继续沿西辽河直取下洼，迫近赤峰。3月初，敌我双方在赤峰激战。由于得不到及时支援，加上敌我战斗力差距悬殊，孙殿英部两个师和六十三军（只辖一个师）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最后仍不得不向多伦、沽源一线撤退。
中路大凌河一线，由汤玉麟的第五军团负责防守。2月21日，关东军第八师团所属铃木步兵第四旅团由义县开始发动进攻。敌以骑兵为先锋，陆军随后跟进，实施陆空协同攻击，当日便占领南岭，次日又占领北票。
2月25日，汤玉麟部撤出朝阳，沿公路往叶柏寿、凌源一线撤退。26日，敌以两万兵力进攻凌南、沙帽山、白石嘴子等地，守军依据高山大岭，居高临下奋力反击，颇挫敌锋。敌人遂出动飞机，连日实施轰炸，同时继续增兵。
3月1日，日军服部第十四旅团、铃木旅团向凌南以东沙帽山、叶柏寿等处阵地发起新一轮进攻。董福亭的第一三八师虽拼命抵抗，终因敌炮火过于猛烈，加之营长邵本良等人又叛变投敌，致使阵地后移，官兵人心浮动四散而去。日军乘机 占领沙帽山、凌南。
南路凌源方面，为万福麟第四军团防守地带。中路我军失利后，敌服部旅团、川原第十六步兵旅团紧随后撤的中国军队之后蜂拥追击，于兆麟第一三零师首先在叶柏寿应战。激战三昼夜过去，全师伤亡甚重，虽有后方部队赶来增援，终因敌军进攻猛烈，阵地大部被毁，于3日下午向喜峰口方向溃退。
防守平泉的第一二九师王永盛部见前方顶不住，亦于同日放弃平泉退往喜峰口。此时，第四军团其他各部随之全线动摇，纷纷退入长城以内。万福麟及其军团部也由平泉撤退到喜峰口一带。
兵败如山倒。至此，中方北、中、南三路防御皆告崩溃，承德至赤峰、凌源两条公路完全敞开。
热河前方战事虽日渐危急，但在中央军第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明看来，坐在北平顺承王府里的张学良将军却故作镇定，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焦虑和不安。
七十三旅隶属于中央军第十七军第二十五师，原驻扎江苏、安徽两省的徐州、蚌埠一带。1933年2月初，日军进犯热河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按军委会指令，十七军三个师分三批陆续开赴华北，增援热河。
其中，二十五师作为第一批先头部队，于2月16日开始军列输送，预定于3月5日前在通县集中完毕。
接到北上命令后，杜聿明受师长关麟征指派，乘快车先行一步赶赴北平，往张学良处请求指示，同时了解前方战斗情况。
然而，杜聿明却碰了个软钉子。
2月28日，杜聿明抵达北平，受到了张学良的热情接待。张学良特地在六国饭店举办了欢迎晚宴。要知道，张学良是军委会副委员长、国军副总司令，名义上的军队二把手，而杜聿明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旅长。张学良能屈尊为一个旅长举办晚宴，这是极为罕见的。
杜聿明当然受宠若惊，不过席间仍对热河战事忧心忡忡，几次想跟张学良谈塞北战事，张学良却说：“光亭初到，先吃好喝好，打仗的事情明天再说嘛。”
宴会过后第二天，杜聿明往军分会打电话，请求面见张学良，军分会交际处却告诉说张学良今天不会客。再直接打电话到顺承王府，那里人也答复说张今天不会客。杜聿明有些着急，只好说自己是蒋委员长派来的，有紧急军情，对方这才答应：“向少帅请示后答复。”气杜聿明无奈，只好坐下干等。
直到第三天，杜聿明才终于得到通知，约杜于午后4时往顺承王府会见。然而，这次会见，杜聿明旅长感到了失望。
会见中，张学良对二十五师的编制、装备、训练等情况问得非常详细，但对前方战斗情况却谈得不多，至于我军的作战计划、实行的战略战术以及前线日军的特点等等，更是闭口不提。
中央军准备开赴热河作战，不了解我军作战计划和日军的战术，敌情我情均不清楚，这还怎么打仗。
杜聿明有些着急，像连珠炮似地发问：“请问张委员长（张学良是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会），热河目前战况如何？东北军及其他部队在该地有多少番号？多少兵力？日军进攻热河的兵力有多少？”
张学良回答：“今天尚未接到前方电报，但进攻热河的日军并不是很多，大概几千到一万人吧。”
“我军呢？兵力有多少？现在何处作战？”
“大概有五六个师，目前现在承德附近。”
“那么，对我师计划如何使用？”
“我看，还是先到通县休息休息再说吧。”
在一位无论是军阶职务还是政治地位都高得多的长官面前，釆用如此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交谈，无疑让杜聿明感到尴尬和不习惯，但他又不得不如此。所以，沉默了一会儿后，杜聿明又不甘心地问道:“请问张委员长，我师对日作战该注意哪些问题？”
“问题嘛——噢！对了。日本人的飞机很厉害，你们要注意防空。其他详细情形，你们可以同王以哲军长研究研究。总之，这次东北军打得很好，日军吃了很大的亏，中央军来了将会更有办法。”说到这里，张学良似乎惟恐杜聿明再问，便止住话头，提高声音喊了一句，“来人！给杜旅长续茶!”
至此，杜聿明终于看出张学良再不愿谈下去，只好起身告辞。
从张学良处出来后，杜聿明仔细盘点和张学良两次见面的经过：从这几天的报纸上看，日军明明占领了热河不少城镇，张委员长却说东北军打得很好。一问双方兵力详细情况和日军使用战术，张委员长就闭口不答。对中央军主力师，张委员长也不急于派往前线，而是让他们在通县休整。
如果要打，怎么连战役部署和敌情我情都不肯直言相告呢？怎么会让支援的生力军在北平以南休整呢？再联想起张委员长召开晚宴后对自己冷淡的态度，杜聿明做出了一个连他本人都大吃一惊的判断：东北军根本没想守住热河，而是准备逃跑！
头皮发麻的杜聿明赶紧将自己的判断打电报给师长关麟征和军团长徐庭瑶。不过他们俩倒不以为然：你来北平才几天，凭什么说东北军要跑？
没几天，事情的发展果然印证了杜聿明的判断。
同北平张学良那里依然镇定、平静的气氛相反，在以建有著名清代皇宫别苑——避暑山庄而享誉天下的塞外山城承德城内，早已是人心惶惶，到处乱作一团。
实际上，自1933年2月以来，随着日军即将进攻热河的各种公开或半公开的消息纷至沓来，承德的许多市民便开始纷纷离开自己 世代居住的家园，三五成群陆陆续续地逃亡关内。
现在，当前线的国军部队节节失利，疯狂推进的日军越来越逼近承德，那些仍然留恋家乡尚未走掉的人们终于再难心存侥幸，军政眷属，商贾富户，平民百姓，或登车或步行或骑驴骑马，携妻挈子，背包提箱，均争先恐后上路逃命。
市内市郊的大街小巷、公路乡道上，到处一片混乱嘈杂。人流车流相互拥挤碰撞，你争我抢各不相让，嚎哭悲泣之声不绝于耳……
这当中，自然也包括那些打了败仗的军人们。惟一不同的是，身强力壮的军人们往往比携家带口的普通百姓逃得更快些。实际情形正是这样。
3月3日晨，呆在城里旧都统公署的第二集团总司令张作相，已完全陷入了进退维谷、一筹莫展的境地。
从纸面上看，整个第二集团拥有三个军团、十个师、八万兵马，比鬼子多三倍。但现在他张作相能指望得上的却无一兵一卒。
冯占海的第六十三军在开鲁陷落后，已节节西退。孙殿英的第六军团在赤峰和鬼子倒是实打实地干了一架，打了败仗后就向西撤退。
万福麟的第四军团也不靠谱，一个师被鬼子打败后，整个军团就连连后撤，彷佛集体患上了恐日症。
而增派上来的一一二师张廷枢部，其先头部队又刚刚开到古北口，距承德尚有一百公里之遥。
相比之下，倒是汤玉麟的第五军团还在眼前，但问题是各级军官们基本听从于汤一人的号令，任张作相一遍遍喊破喉咙，他们依旧不理不睬。唯一和汤玉麟有过节的五十九军军长崔兴武还叛国投敌，当了汉奸。
并且，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直到现在，集团司令部还差不多是个空架子，他的身边只有几名参谋、幕僚和一班卫士，与各军电台也未完全联系好。在这种情况下，他张作相还能干什么？除了干坐着，还能有什么办法？
天大亮了，城中又开始变得混乱嘈杂起来。杂沓的脚步声、人喊马嘶声以及出逃的难民们的嚎哭呼喊，从外边的大街上不断传来，且夹杂着乒乒乓乓的乱枪射击。
参谋长安玉珍、参谋赵毅几个人站在张作相旁边，劝说其撤走已劝了好一会儿。此刻，听到外边的杂乱喧嚣之声，大家脸上越发充满了焦灼和不安。
“辅帅，咱们到底怎么办？”
“还是走吧。不然留在这里，又有何用？”
“辅帅，赶快走吧！再不走，可就晚了!”
张作相坐在木椅上，口吸旱烟锅，一语不发，两行老泪渐渐溢出了眼眶：唉！看来，是该走了。可眼下往哪里去呢？北平倒是好回，可回去如何面对小六子？要不还是去前线？可到前线去找哪支部队？又能指挥得动哪支队伍？
“小六子呀小六子，你到底还是把我张辅臣给坑喽！”张作相卷巴卷巴烟袋，叹息不已“走就走吧。我绕道找侄儿占海的部队去。”
众人闻听，不由面面相觑。最后还是安玉珍劝阻道：“冯占海的部队距承德有数百里之遥。现在咱们马无一匹，枪只几支，如何能到达他那里？与其这样涉险，倒不如先往古北口，等廷枢的一一二师开到再作计议。廷枢和占海一样，也是自家人，怎么说都好办啊。”
没办法，张作相只好按参谋长的意见办。被众人簇拥着推上汽车，往西南的古北口方向撤逃。
张作相撤走的时候，热河省主席、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的司令部里也乱作了一团。战争形势变化之快，大大出乎这位汤大虎的预料。
不错，正如人们印象中的那样，位于塞外的热河从来都是苦寒之地，经济凋敝，民众缺衣少食。但穷庙富方丈，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帮破了还有钉。七八年来，汤玉麟从这块苦寒地搜刮聚敛的金银财富并不少。从这一点来说，无论是日本人来还是张学良派人来，他都不情愿失去这块属于自己而且仍有油水可榨的“领地”。
所以，自前年东三省沦陷以来，唇亡齿寒的热河前景虽然愈来愈加不妙，但在方方面面抗战人士的推动下，他还是搞了一些备战。例如；购进大批德造新式武器，装备各步骑兵部队；编练蒙古族骑兵，下令各县组训保卫团；构筑赤峰、叶柏寿之间的野战工事，调整增强承德的防空火力等等。但这仗不知怎么打的，只打了十来天，竟都顶不住了。
当然，汤总指挥此刻焦虑的既非眼前的战局，也并非他的万贯家财。为防不测，他实际上早已向平津两市秘密征雇了大批卡车，两天前便已将他的金银细软和夫人、姨太太们全部运往天津租界的私邸。
这会儿，令汤玉麟忧心忡忡焦灼不安的，惟有他的司令部特别是他本人的性命安全。刚刚接到前方紧急报告∶于兆麟的第一三零师在叶柏寿战斗中失利，导致防守凌源一带的第四军团全线动摇，纷纷往西溃退。
但经过平泉之后，四军团并未按预定部署退往承德，而是向南经宽城退人了喜峰口，平泉至承德一线已无任何国军抵抗部队。
而承德的情况是，汤军团的预备部队正沿隆化方向往前推进，城中仅剩汤的司令部和省政府的卫队，而卫队的一部也正在准备出发，去往前方御敌。承德危若累卵。
“万福麟这瘪犊子！只会在老帅和少帅那拍马屁，心思全在对付我上，在日本人面前倒比兔子跑得还快。等见了面，老子非亲手崩了他不可！”脾气很坏的汤玉麟在屋中焦躁地走来走去，扯开喉咙大骂不停。
去年张学良欲撤换汤玉麟时，万福麟是积极支持者，并伺机取而代之，谋取热河地盘，所以，汤玉麟一直恨他恨得牙根发痒。这次，他又不按计划仓促后撤，等于将承德的东面和第五军团的右侧背完全暴露给了日本人，汤玉麟自然更加恼怒不已。
屋子里一时谁也不敢吱声，幕僚和参谋人员们个个噤若寒蝉。过了好半天，还是参谋长李赞廷小心地开口提醒道：“阁帅，还是赶紧决定怎么办吧。情况可是越来越糟啊。”
“还能怎么办？”汤玉麟余怒未息地，“隆化那边看来是顾不上了，只有先保承德要紧。你赶快派人去隆化，截住咱们的一零七师，向张从云传我的命令，就说承德和我老汤危险，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东郊十里外的青石峦，在那儿截住日本人。”
李赞廷答应一声转身离去，但刚走出两步，却又给汤玉麟喊住了：“回来！别忘了告诉张从云，一定要拼死顶住，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撤退！”
尘土飞扬，脚步杂沓。由承德通往隆化的公路上，步兵第一零七师正在缓慢地往北方推进。士兵们有的在拉着头倒背着枪，有的腰带和子弹袋松了，走得懒懒散散，像一长队无精打采的羊。
师长张从云一动不动地坐在车子里，面无表情，微闭双目，似睡非陲。直到上午 9点，从承德追来的联络副官传达了汤玉麟的命令，张从云才重又打起精神。他正巴不得能退回去。前大即 3 月1 日，第六军团孙殿英部兵败赤峰，向西撤退多伦沽源一带，使得承德北方顿然受敌。
今天清晨，作为第五军团总预备队的一零七师不得不奉命赶往百里以外的隆化县城，与那里薄弱的守军一道共同抗击来犯之敌。不用说这是个十分冒险的差事。谁都懂得，在战争中，自然是距离自己一方的指挥机关越近越安全，生命越有保证。反之，长驱直入，势单力薄，则随时有遭敌合围、吃掉之虞。
防守青石峦也许并不轻松，但对比隆化，那里距承德仅十余里，等于是在老汤的鼻子底下。打好了，老汤自然亏待不了自己，打不好，往后跑也来得及。这真是吉星高照，天不灭曹啊！
于是，张从云连想也未想，便即刻下令部队原路返回，赶往青石峦。原来走在最前面的前卫营长骑马跑过来，敬了个礼，不解地问道：“师长，咱们不去隆化了？”
张从云斜了部下一眼：“去个屁！老子压根儿就不想去那个鬼地方。马上给我往回转，保护阁帅和司令部要紧。”
烟尘飞扬，人喊马嘶。张从云师调头返回之后，行军速度明显加快，至下午5时全部抵达青石峦。接到张从云到达青石峦的报告，汤玉麟松了口气。但想想之后，仍觉放心不下。遂叫过军参谋长索景斌和幕僚唐精武，命二人再赶赴青石峦，对一零七师进一步指示机宜，勉励固守，并协助抢修工事，以待军团重新部署。
二人出发后，汤玉麟又要通了北平的电话，向张学良报告前方战况，请军分会派兵增援承德，以期挽救。
晚9时许，张从云来电话报告∶一零七师在青石峦已与前进之敌发生激战，官兵们竭力抵抗，我军阵地尚稳定。 4日拂晓前，战斗仍在继续进行中，司令部与一零七师的电话联系却突然中断。
此时，正值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从玻璃窗望出去，外边夜色如墨，到处漆黑一团。从城东青石峦方向，几乎是连续不断地传来隆隆的枪炮声，闪耀着一道道爆炸的火光。
汤玉麟的心情开始坏起来：通讯的中断，无疑意味着青石峦方面战斗的激烈，或者说一零七师的情况不太妙。这样一来，他汤玉麟是留是走的问题便摆到了眼前。留下来固然好，但却要冒生命危险。反过来，现在走掉实属下策，不仅影响前方军队的战斗士土气，更糟糕的是，难免要背上一个临阵脱逃的罪名。
在这方面，他与张作相毕竟不同。张作相与张家父子的关系一向就好，此次又是一个无人不知的“拉郎配”角色，所以尽管昨天便已跑掉，但张学良并不会拿他怎样。而他汤玉麟却是张学良的眼中钉、肉中刺，并且，作为热河的最高军事长官，他比张作相负有更直接的守土之责。如果现在扔掉承德一跑，张学良不是正好拿他开刀吗？
日军攻占重镇叶伯寿
“一零七师！一零七师！我是司令部。请回答。喂！喂！请回答！”几名参谋手握话筒，仍在不停地呼叫着。几乎人人声音嘶哑，额头上不停地冒着汗珠，但那一边仍无人回答，只有激烈的枪炮声从话筒中很清晰地传过来。
“再给我喊！继续喊！我就不信张从云他们全死光了！”
“轰隆”一声，话筒中猛然传来一声巨响。随即，话筒中的所有声音全消失了，只剩下了一片死寂。汤玉麟不由分说，气急败坏地抽了一名年轻参谋两个耳光：“怎么搞的？嗯？”
参谋长李赞廷忙上来相劝：“算了阁帅，还是别气坏了身体。张从云他们一准是顶不住了。为了您和司令部的安全起见，我看咱们还是抓紧撤吧。”
汤玉麟长长地叹了口气，仿佛一头咆哮累了的豹子扑通跌坐到皮椅上，闭起双目像是睡了过去。李赞廷等人再也不敢吱声。
天渐渐亮了，卫队队长崔子衡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终于带来了最新也是最坏的消息：青石峦阵地完全失守。日寇先头部队已推进到市郊，与溃退的一零七师形成混战。现在，该师残部正往市区中且战且退。
至此，汤玉麟那一小半留下来的幻想终于化为乌有。
“娘的！张从云怎么回事？也不派个人来报告一声！”汤玉麟赶忙站起来披衣戴帽，嘴里仍不停地骂骂咧咧，“等他回来，老子轻饶不了他！参谋长，通知司令部所有人员和卫队立刻撤退！”
3日和4日清晨，张作相、汤玉麟分别临阵脱逃，造成承德城中完全空虚。1933年3月4日午后1时，日军仅以128名骑兵为先头部队，由承德商界代表迎接人城。热河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