捞书
打捞时光的遗落
身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在与他人有学术分歧时，态度也极为谦和，一般并不直接写文章和对方论争，而是以不提名或者在他文中以“附记”“注释”等方式间接表达，对此笔者称之为“间接对话”或“潜对话”。在此，就以陈寅恪和当时另外两位史学大家张荫麟、朱希祖之间的学术分歧以及双方极有礼貌的具体“对话”为例，看看那个时代的大师如何在“商榷”中共同推进学术研究，又如何通过“论争”反而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这对今天学人之间的一些不正常“论战”也许有一些启迪作用。
陈寅恪与张荫麟的论争
文 / 刘克敌
（陈寅恪）
欲说陈寅恪与张荫麟的有关学术分歧，要先说一下张荫麟这位“史学天才”。1923年，年仅十八岁、考入清华学堂仅半年的张荫麟，在《学衡》杂志发表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针对梁启超对老子事迹之考证提出异议，史学界一时震动，梁启超也对他大加赞赏。
之后其论著不断问世，被目为史学界最有希望之天才，深受梁启超、陈寅恪、傅斯年、熊十力、冯友兰和贺麟等大家看重，如熊十力就说：
“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
而陈寅恪更是说出“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这样的溢美之词，向傅斯年等人郑重推荐。
至于分歧之由来，则要从陈寅恪对龚自珍一首诗的评价说起。陈寅恪不仅以文史研究闻名于世，其诗歌也自成一体，卓然大家。就艺术特色而言，不仅有其父陈三立之风，且深受晚清大诗人龚自珍影响。他对龚自珍的偏爱，可从下面这首诗中看出：
蒙自杂诗和容元胎（其一）
少年亦喜定盦作，岁月堆胸久忘之。
今见元胎新绝句，居然重颂定盦诗。
此诗作于1938年陈寅恪在云南蒙自西南联大任教之时。容元胎即容肇祖，为国学大师容庚之弟，当时也在联大任教，与陈寅恪多有交往。此诗中陈寅恪不仅表示喜爱龚定盦诗歌，而且说容氏诗有龚氏风格，自然是褒赞之辞。
也许是善于从“诗史互证”角度看待文学，陈寅恪以为龚自珍诗多有借古讽今之作，他对其《汉朝儒生行》的评价就是如此。龚自珍此诗写于道光二年（1822），时龚氏正在京城。杨芳为清朝著名将领，字诚斋，曾于道光元年至三年任直隶提督，而龚氏好友魏源此时就在杨芳家坐馆。魏源离京赴杨芳处时，龚自珍还曾送行。
因此，龚自珍对杨芳当比较了解。由于军功卓绝，道光帝曾封杨芳为一等果勇侯建威将军。作为汉人而能受到清廷重用，杨芳可谓罕见，自然也会受到他人特别是满族将领的妒忌。
陈寅恪认为，龚自珍此诗中自托为汉朝儒生，主旨就是劝告杨芳明哲保身，不要锋芒过于毕露，这也就是次年《寄古北口提督杨将军》诗中“明哲保孤身”之意。
按照陈寅恪的学术地位，他既然这样解释龚自珍的诗，一般也就等于是定论。不过还是有人敢于质疑，当然这“质疑”也要有底气。
（张荫麟）
1933年，张荫麟在《燕京学报》第12期发表《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表示不同意陈寅恪之说，认为诗中所写之某将军不是杨芳而是岳钟琪。张荫麟文章发表后，陈寅恪以为不确，坚持认为该诗就是写杨芳之事。张荫麟遂再撰《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进行商榷，发表于1934年的《燕京学报》第15期。原文不长，不妨引在下面：
比闻希白先生言，尊意以为定盦《汉朝儒生行》所咏实杨芳事，拙考以为其中之某将军乃指岳钟琪者误。拙考所提出者乃一假说，未敢遽以颠扑不破也；苟有其他假说能予本诗以更圆满之解释，固不惮舍己以从。然尊说似不无困难之处。考本诗作于道光二年壬午《定盦诗自编年》，而叙某将军再起定乱时已“卅年久绾军符矣”。然壬午以前杨芳踬后复起，定乱之事，仅有嘉庆十八年平天理教匪一次。自是役上溯其初由千总升守备（嘉庆二年）相距仅十一年，使所歌者为杨芳，定盦何得作“卅年久绾军符”之语？
然此诗遂与杨芳全无关系欤？似又不然。因先生之批评之启示，使愚确信此诗乃借岳钟琪事以讽杨芳而献于杨者。诗中“一歌使公瞿，再歌使公悟”之公，殆指杨无疑。杨之地位与岳之地位酷相肖似也。杨以道光二年移直隶提督，定盦识之当在此时，因而献诗，盖意中事。次年定盦更有《寄古北口提督杨将军》之诗，劝其“明哲保孤身”也。本诗与杨芳之关系，愚以前全未涉想及之。今当拜谢先生之启示，并盼更有以教之。
此文中的“希白”即容庚，时与陈寅恪同在北京且多有书信往来等，因此，张荫麟应该是从容庚处获知陈寅恪对龚自珍此诗的解释。
文中所说岳钟琪（1686—1754），字东美，号容斋，是清前期唯一的汉族大臣被拜为大将军，可以节制满汉诸军的官员，曾被雍正、乾隆分别誉为“当代第一名将”“三朝武臣巨擘”等。清康熙到乾隆年间，我国西南、西北边疆多次发生叛乱，岳钟琪等人率军平息，遂成为一代名将。
根据张荫麟的论证，从龚自珍诗中所提及时间看，解释为写杨芳确实不如解释为写岳钟琪更加贴切。
其实，张荫麟并没有完全否定陈寅恪，相反在陈寅恪说法的启示下，悟出该诗表面咏岳钟琪，但实为借此讽杨芳，因二者之地位境遇极为相似也。如此，则张荫麟和陈寅恪之最后观点其实还是基本一致，即认为该诗是龚自珍借历史人物讽喻杨芳不能只是想明哲保身——不可只知为清廷卖命，而是要珍惜自己地位，为消除满汉之见、为维护国家安定做出贡献。
他们对该诗的分歧仅仅在于诗歌的具体内容究竟是只写岳钟琪事还是借写岳钟琪来咏叹杨芳事。自然，如今几位当事人均早已去世，已无法确认陈寅恪当年的观点是如何具体表述，容庚又是如何向张荫麟转述的，也就无法断定他们的见解到底有多少异同。
不过，还是可以从张荫麟的《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中看出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在该文开头，张荫麟就指出：“定盦文久以怪诞著。余初读即疑其有所隐托，然命意所在莫能尽详也。”
显然张氏对于龚自珍非常熟悉，一下就看出《汉朝儒生行》中“有三数语为极明显之自状”，但对于该诗其他部分，也认为“迷离惝恍，莫明所指”。直到1932年为纪念龚自珍诞生一百四十周年，他为写纪念文章再次阅读该诗，才由“关西籍甚良家子，卅年久绾军符矣”之句忽然想到，“此讵非指岳钟琪事？”
然后查阅史料，发现岳钟琪之生平与诗中所言似无不一一对应。最后，张荫麟又联想到龚自珍对清统治者所采取之不信任汉族大臣政策一向不满，遂确信自己的推断正确：“定盦生平对清朝之一段腹诽恶诅，流露于本诗及他处，已瞒过一世纪之人者，至是亦得白于世，不可谓非一大快事也。”
张荫麟的考证极为精彩和严谨，如果说还有什么欠缺之处，就是未能结合当时汉族文人的思想状况，以及统治阶级对文人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来阐释此诗，也就不能悟出该诗更深刻的意蕴。
在陈寅恪看来，也就是未能做到所谓对古人“了解之同情”。龚自珍认为历代统治者对文人无非两种手段，即“约束之，羁縻之”。所谓“约束”就是采取严酷的高压政策，迫使文人就范，有清一代空前惨烈的文字狱就是例证，也就是龚自珍所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而所谓“羁縻”就是以怀柔方式收买文人，使其逐渐丧失自我和对统治阶级的批判能力。
龚自珍以为，可以容忍社会其他阶层平庸和堕落，却不能容忍文人如此，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拯救那个时代的最后希望。
对龚自珍的上述观点，陈寅恪自然理解且有切身体会，戊戌变法以来的社会动荡、陈氏家族的命运还有王国维的自杀等，早已给陈寅恪留下沉痛记忆。陈寅恪指出该诗为咏杨芳事，就是试图通过阐释龚自珍诗歌的深刻寓意，来揭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杨芳本为文人，后投笔从戎，曾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为清廷立下战功，却在鸦片战争中遭遇可耻的失败，以致被后人称为“马桶”将军。这个“马桶”将军的称号，说来十分可笑。
那是1841年春，道光皇帝派杨芳为参赞大臣，随奕山赴广州防剿英国侵略军。杨芳见英军洋枪洋炮太厉害，认为必有邪教妖术。此时有人告诉他，如果能将马桶尤其是女人的污秽物对准英夷的炮口，就能以邪制邪，英军炮火就打不准甚至无法开火。
于是杨芳下令收集马桶，盛满女人的粪便、秽物，然后装上小船布满江面，并要求把马桶口对准英舰。结果可想而知，这些装马桶的小船在炮火打击下很快沉没，英国舰队照样把清军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杨芳只好乞求停战，自然受到人们的无情嘲讽：“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杨芳的愚昧无知其实是那一代文人的悲剧，龚自珍希望他们多少能够有所改善，陈寅恪则希望这悲剧不再重演。
话说回来，不能苛求张荫麟没有理解龚自珍的深意，毕竟他的人生阅历比起陈寅恪来还是简单，假以时日他当会有更大成就。大概也就是为此，陈寅恪在张荫麟发表《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后，并没有公开回应。后张荫麟英年早逝，陈寅恪极为悲痛，特撰诗表示追悼：
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曾用牍三千。
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
最后说两件张荫麟的生活趣事，以见大师一旦不做学问，则与常人无异，既有可爱之处，也有可笑之处也。
当年钱穆在清华任教，与张荫麟算是同事。每次钱穆赴清华上课，张荫麟要么事先相约，要么临时在清华大门前等候，然后请钱穆到其清华南院的住所吃饭，常见的菜肴就是炖一只鸡，二人边吃边谈，直到清华回城的最后一班校车时间到了，张荫麟才亲自送钱穆到车上而别。这样的张荫麟难道不是极富人情味且极好交往么？
不过另一件事又可见其迂腐可笑。张荫麟总是责怪其妻子所烧饭菜味道不佳，其妻子不胜其烦，就说，那么把我们的生活费一分为二，各自烧饭好了，张荫麟只好答应。
但他本不善于烧饭，自然饭菜味道远不如其妻所烧。等到吃饭时，其妻问味道如何，张荫麟有苦难言，郁闷之余就要离婚，后经友人劝说乃止，但还是决定分居。一代大师在生活中竟如此幼稚，可为笑谈。
选摘 | 《民国学风》
编撰 | 刘克敌
出版 | 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