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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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巨变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六日，慈禧再出训政，政变爆发。同一天，尚不知晓京城巨变的陈宝箴，于该日戌刻收到电传七月廿七日上谕——该谕旨饬令各省藩臬道府均可上书言事，其州县条陈事件应由各督抚将原封代递，不得稍有阻格，“总期民隐尽能上达、督抚无从营私作弊”。一直密切关注此事而难得其详的陈宝箴，忧虑之馀，连夜致电张之洞（亥刻发出），表明自己对于不得限制司员士民上书的数道上谕有不同看法，担心由此滋生无数弊端，希望张之洞“据理直陈，以资补救”。
八月初七日，有旨命于天津、上海等处严密查拿康有为。同日，犹未接奉电传训政之旨的陈宝箴，“冒昧电陈”总署，请其代奏，恳求光绪帝速召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各事务”，希冀藉此对不得限制司员士民上书一类操切行事之时弊有所补救。同在初七日，陈宝箴写信给湖南布政使俞廉三（廙轩），抄录初六日戌刻所收谕旨以及该日亥刻所发致鄂督电稿，希望俞廉三“一并饬送司道、首府同阅”。
八月初八日，行太后临朝训政礼。初九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八月十二日，御史黄桂鋆上折请罢陈宝箴、徐仁铸。十三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遇害。十四日，徐致靖着交刑部永远监禁，其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张荫桓发配新疆。二十一日，御史黄均隆上折弹劾陈宝箴等人：“陈宝箴信任梁启超、黄遵宪、熊希龄等，在湖南创立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伤风败俗，流毒地方。屡保康有为、杨锐、刘光第等，其称康有为至有‘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等语。旋闻前数日内，又电保谭嗣同等。今逆党已明正典刑，陈宝箴应如何惩治之处，出自圣裁。其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应请旨一并裁撤，以端风化而厚人心。”裁撤长沙南学会、保卫局及湖南维新人员的谕旨，遂于同日下达：
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说》《札记》《答问》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着张之洞迅即遵照办理。
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庇护奸党，暗通消息，均着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八月二十二日，以湖南布政使俞廉三为湖南巡抚。是日，犹未得偿如愿的黄桂鋆，奏请照李端棻流放新疆之例，“重惩”保荐谭嗣同、杨锐之陈宝箴，因为“仅予革职，不足蔽辜”。同在廿二日，张之洞致电陈宝箴，转达裁撤南学会、保卫局电旨。廿三日，陈宝箴驰电武昌，仍称办理保卫局颇有成效，拟至九月再行奏咨。廿四日，张之洞知悉陈宝箴革职，致电慰问。
陈宝箴
陈宝箴廿五日复电时仍念念不忘保全保卫局之事：“保卫局足为商埠程式，即欲创行新政，如印花税等类，亦非此不行。其法用意精深，实为一切善政始基，弃之良可痛惜。愿宪台派见信晓事人与湘密察事实及商民向背，不行于湘，犹冀得行鄂汉，以间执谗慝之口，留他日维新一线之机也。热血乍冰，忍勿能已，辄为我公一倾吐之。”
九月十七日，陈宝箴正式将巡抚印信移交给继任者俞廉三。义宁陈氏父子为之腐心焦思、废眠忘餐，艰苦曲折经营缔造数年的维新事业，事实上一个月之前已被彻底摧毁；父子二人“一生政治抱负，遂尽于此”。百馀年来义宁陈家遭逢的最大一次不幸，就这样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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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闻已远
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二十日，陈宝箴携带着一家老小近二十人登舟启程，踏上了返乡之路。湘省士绅沿途相送，新巡抚俞廉三更是一直护送到湘阴。陈家此行，同舟的除了吴大澂留赠的两只鹤，另有陈宝箴亡妻黄淑贞的遗柩。一路上虽算不上浩浩荡荡，但也颇为引人注目。船只出洞庭，入长江，经鄱阳，溯赣江西行，最终抵达南昌。陈宝箴原拟行至九江后再折返武昌谒访张之洞等，后未果。
出乎意料的是，陈家此行遗留下几个传闻，其中官船藏匿钦犯一则最具传奇性。时至今日，有些可以去伪存真，有些依然难辨真假。
传闻之一：陈宝箴携家远行的费用，来自朱昌琳等友朋之赞助。陈家姻亲黄嗣东（小鲁）的赠别诗有“登楼旧识元龙气，归橐萧然一鹤愁”之句，陈宝箴的部属赵润生（赵炳麟之父）赠诗也称“白发数茎犹恋阙，清风两袖幸归田”，均可见陈家此行确实阮囊羞涩。朱德裳则在《三十年闻见录》里专门安排了“义宁陈氏之清风亮节”一条，称许陈氏清纯门风之馀，特作如下交代：“陈右铭革职，将归江西，不能成行。朱禹田赠银万两，及盐商馈赆又将二万。”
今天看来，传闻之一，可谓真真假假。真者，陈宝箴的确为旅赀所困；假者，助其成行者似另有人在。2016 年，笔者与俞声恒合作整理、发表了陈宝箴致俞廉三未刊信札四十馀通，5 其第四十函即为璧还新任湘抚俞廉三之赆金而作。陈宝箴抚湘期间与俞廉三、李经羲之关系，历来少受关注，今人至少可从其第四十函一窥陈、俞之私谊。此札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十七日，全文如下：
廙轩仁兄大人阁下：
顷奉手教，并惠赆金，词义殷湻，感铭心腑。惟弟此次旅赀，因小婿在近日前已浼其来省料理，幸已就绪。向在鄂去任，曾向知好告贷，始克成行；此行雅不欲为此，亦恃有半子，故得上纾厪系耳。此缺入款，决不能敷，台端清况，本非饶裕，到任后需用正繁，更何可以此相累？原贶实不敢承。如入山后生计实难自存，至时定当以将伯呼公，决不自外。《诗》曰：“人涉卬否，卬须我友。”盛谊隆情，永镌心版可耳。原赆奉璧，敬致谢忱，惟鉴不尽。
愚弟期宝箴顿首 十七日
陈宝箴有二女：长女石龄适席宝田次子曜衡，次殇。故此札所称“小婿”“半子”皆指席曜衡。湘军将领席宝田为湖南东安人，同光中兴功臣之一，与陈宝箴“为患难交”，“继申以婚姻”。
传闻之二：陈宝箴戊戌返赣途中，曾将钦犯文廷式及其九弟文廷楷“藏入官船”，并“一直把他们送到汉口”。
拙著《陈寅恪的家族史》及其修订本，均设有《救助钦犯》一节，对此传闻有所辨析，并不认同此种说法“确凿无疑”。十馀年后检视旧著，难称允惬之处在在皆有，但验证于新见史料，仍然觉得官船藏匿文氏兄弟出险之说难以采信。
陈宝箴虽是罢归，送行者仍不乏其人——绅士“送至三叉矶”；新巡抚俞廉三更是“送至湘阴”；湘阴县令赵润生“扁舟送至洞庭”，陈宝箴临别时对其“勉励甚殷”；一位叫龚启南的医生，因医术甚得陈宝箴“信服”，也曾陪送陈家，十月初十日陈家行至吴城，龚始告归。俞巡抚又“饬派巡捕卫队护送”，领队之巡捕邓镇云、罗经德认真负责，一直坚持率队护送到南昌。邓镇云随后带队返湘销差，罗经德因谙习堪舆，被陈宝箴请至西山覆视黄夫人葬地，“稍缓回湘”。凡此种种，可以想见，众目睽睽之下，让文氏兄弟藏身于官船内只能是传闻。
此外，动身之前，陈宝箴致电梁鼎芬，告以先至九江再折返武昌谒见张之洞，张之洞闻讯后，复电邀陈留鄂两三日“一罄积怀”。可惜，九月二十日自湘省出发后，途中因风阻，廿六早始过洞庭湖，是日午后过岳州，未停轮。张之洞只得让下属派遣红船，将“扫榻以待”之电赶送至陈宝箴的官船上。行程如此透明，传说如彼暧昧，不啻圆凿方枘。
梁鼎芬
传闻之三：陈宝箴遭革职后，因为所托非人，未能如愿在九江购得墓地安葬夫人，故而放弃在九江定居。
由来已久的一种说法是，陈氏父子革职后，原本准备在九江定居，将黄夫人的遗柩安葬在庐山之侧。全家从湖南动身之前，陈三立已托人在陶渊明故里栗里购置墓地。直到官船行至九江，才得知所托非人，购置墓地之事竟无半点眉目。陈三立一怒之下，拳击船窗，不得已临时改变计划，赶往南昌。
另一种说法是，九江“房屋窄小”，不够居住，陈家这才转赴南昌。与前一种说法有所不同，“房屋窄小”至少有两处文字记载作为书证。其一是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其二是俞明颐《与陈锐书》。皮锡瑞闻自同为湖南人的易顺鼎（实甫）、陈昌昙（笠唐），皮氏日记录存易、陈之言：“右老到九江，不留，坐本船到省城，其夫人已择地庐山，不葬，而送柩到省，不可解。云因九江房子不彀。实甫云往看过，甚大，非不可住。笠唐云为浮言所扰。”而据俞明颐自述，其消息来自姻伯陈宝箴亲笔写给他的书信：“渠家原拟暂住九江，昨接其来书，知九江房屋窄小，不能住，现已由九江回江西省城矣。”
幸而皮锡瑞日记业已全部整理出版，陈宝箴致俞廉三未刊信札也已刊布，综合新、旧材料，可以得出最新的结论：陈宝箴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离湘回赣，动身前曾委托胡发珠（字明蕴，江西兴国人）在九江租房，“讵意九江所租房屋尚有两进未能竣工，房主以已得年馀租金，有心延宕，落成无期，只得径往江西省城别觅寓所”，十月十四日“入城寓居彭氏新宅”，位于南昌“赐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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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托梦
陈家于戊戌年（1898）冬抵达南昌，一直关注着陈宝箴父子安危冷暖的邹代钧，第二年（1899）三月曾向汪康年谈及义宁父子的近况。从邹代钧致汪康年此信可知，陈家当时住在南昌城内一个叫作“磨子巷”的地方，黄太夫人的灵柩暂厝抚州门外的九莲寺，陈三立常常寄居于寺内，并已在南昌近郊的西山购得墓地，“须四月方办葬事”。
寓居南昌的这段生活也并非静如止水，毕竟风浪虽息而馀波难止。皮锡瑞的预测——如果九江有“浮言”，省城岂会没有——果然得到应验。有一天，一封寄自长沙的匿名信辗转送至磨子巷，“收信人为‘前湘抚陈’。寄信人不书姓名，唯作‘湘垣缄’”。拆开一看，“则为《维新梦》章回体小说之题目一纸，别附七绝数首”，“其中一段后二句云：‘翩翩浊世佳公子，不学平原学太原。’乃用《史记》‘平原君传’及新、旧《唐书》‘太宗纪’”。
浏览至此，陈宝箴父子迅速猜出寄信人是谁。原来，陈宝箴抚湘时，陈三立的一位友人屡次请求入矿务局谋事，却始终未能如愿，因此一直心怀怨恨，眼前的匿名信估计就是此君所为。一旁的俞明诗接过信函，读至讥讽丈夫的这两句诗，不禁微微一笑：“此二句却佳。”回想起政变前后的种种遭遇，旧日“友人”此时的幸灾乐祸又算得了什么呢？早在陈宝箴除旧布新时，反对新政者业已是“谣喙百端”，甚至有人四处散布谣言，声称陈宝箴“将起兵，以烧贡院为号，自称‘湘南王’”。而父子同被革职后，中伤周纳之声仍旧不绝于耳，轻薄者更是挖空心思地以联语嘲讽。如以“徐徐云尔”对“陈陈相因”，以“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对“徐氏父子，陈氏父子”，讥刺政变后同遭革职的徐致靖父子和陈宝箴父子；又如以“不自陨灭，祸延显考”专攻陈三立。数年间，父子二人已经习惯了在流言蜚语中按部就班地经营自己的事业，继续自己的生活。
收到匿名信后不久，又有人将一册托名明朝刘伯温的《烧饼歌》手抄本送至陈宅，“以其中有‘中有异人自楚归’句，及‘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暗藏‘三立’二字语”。
突如其来的两件“礼物”，并没有给陈家的侨居生活带来多大的震动。陈宝箴离湘时已经抱定“不欲再起”的决心，一阵狂风暴雨之后，幸喜“君国赖以保全”，原本无怨无恨，此时夫复何求？每日里诸孙环侍，或闲话旧事，或试以诗文，倒也其乐融融。长孙衡恪这一年（1899）已是二十四岁的青年，膝下也已有了一个四岁大的男孩（封可）。
更让陈宝箴感到欣慰的是，隆恪、寅恪二孙少年老成，已经懂得读书求知。这一天，陈宝箴特意召来隆恪，将一把亲笔书写了勖勉之词的折扇交给孙儿。题词这样写道：
读书当先正志。志在学为圣贤，则凡所读之书，圣贤言语便当奉为师法，立心行事俱要依他做去，务求言行无愧为圣贤之徒。经史中所载古人事迹，善者可以为法，恶者可以为戒，勿徒口头读过。如此立志，久暂不移，胸中便有一定趋向。如行路者之有指南针，不至误入旁径，虽未遽是圣贤，亦不失为坦荡之君子矣。君子之心公，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皆吾学中所应有之事。故隐居求志则积德累行，行义达道则致君泽民，志定则然也。小人之心私，自私自利，虽父母兄弟有不顾，况民物乎？此则宜痛戒也。四觉老人书示隆恪。
从中既能看出陈宝箴要求孙儿以学行统一、严义利之辨为本的殷殷深情，也能反映陈宝箴身处逆境依旧天怀泰然的风姿气度。
陈宝箴领诸孙及重孙合影於江西南昌（1899年）。左起陈方恪、陈寅恪、陈覃恪、陈宝箴、陈封可（陈衡恪子）、陈衡恪、陈隆恪。
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陈宝箴将亡妻黄夫人的灵柩安葬于南昌近郊西山（在今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境内），穴左预留为自己的墓圹。启榇之日，陈宝箴适落一齿，遂投墓圹同葬，口占一绝云：“一齿先予同穴去，顽躯犹自在人间。青山埋骨他年事，未死还应饱看山。”丧事完毕，陈宝箴于墓旁筑屋以居，前后各三楹，杂屋若干楹，楼上设游廊，与黄夫人墓相望。
陈宝箴取青山字相并属之义，为之命名曰“崝庐”，又自拟门联“天恩与松菊，人境拟蓬瀛”以写其志。浮沉宦海数十年，年近古稀的陈宝箴挑选了这样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打算在此走完最后的人生旅途。
西山，《水经注》又称“散原山”，背负江西省治南昌，障江而峙，横亘二三百里，东南接奉新、高安诸山，北尽于彭蠡。群山连绵起伏，山泉四季不绝，有山水之清嘉而无名山大川之喧嚣。陈宝箴“大乐其山水云物，岁时常留崝庐不忍去”，“益环屋为女墙，杂植梅、竹、桃、杏、菊、牡丹、芍药、鸡冠、红踯躅之属，又辟小坎，种荷，蓄鯈鱼，有鹤二，犬、猫各二，驴一”。崝庐“楼轩窗三面当西山，若列屏，若张图画，温穆杳蔼，空翠蓊然扑几榻，须眉、帏帐、衣履皆掩映黛色”，“庐右为田家，老树十馀亏蔽之，入秋叶尽赤，与霄霞落日混茫为一”。徜徉于山水之际，陈宝箴“哦对其中，忘饥渴焉”，仿佛真的化成了一朵闲云、一只野鹤，轻盈而自由。
转眼到了年底，西山脚下的村民们又像往年一样忙着准备过年。己亥年腊月二十四（1900年1月24日）这一天，照例是新年正式开始前的一次“彩排”，当地称作“小年”。偏远乡村的农人察觉不出今年的“小年”会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陈宝箴父子也没有意识到会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而此时的北京城，朝野上下却是人心惶惶，谁也没心情为过年瞎折腾了。
戊戌政变之后，重操生杀予夺大权的慈禧，始终没能把心里的一块石头搁到地上。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慈禧用光绪帝的名义颁布诏书，立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皇太子）。诏中言皇帝久病，立皇子以为大统之畀，而“建储”的实质无非是借机废黜光绪帝。诏令既出，中外为之震动。二十六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寓沪各省绅商叶瀚、王季烈、张通典、蔡元培、章炳麟、汪诒年、丁惠康、唐才常等一千二百馀人，联名电呈总署代奏，恳请光绪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
“己亥建储”的消息辗转传至陈宝箴耳中，迅速唤起了他对君国前途的无限隐忧。业已沦为逐臣的父子二人，往往于深夜孤灯之下，相对唏嘘，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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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死成谜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四月，陈三立挈家移居金陵。陈宝箴暂留西山，约定是秋必前往团聚，不料“是年六月廿六日，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虽说陈宝箴晚年“两撄剧疾”，但直到罢官返乡，身体仍称康健。
五月初，邹代钧来南昌拜访，“盘桓旬日”，陈家生计虽已陷入困境，但志在颐养天年的陈宝箴依然“天怀泰然，甚是康强”。而“卒前数日，尚为《鹤冢》诗二章”。辞世前五日，仍然在家信中同儿子三立谈起京师附近的战事，“懃懃以兵乱未已、深宫起居为极念”。凡此种种，都为后世围绕他的死因大做文章留下了可疑之处。
迄今为止，将陈宝箴之死归因于慈禧赐死这一“阴谋论”的各类文章，其实都只是宗九奇《陈宝箴之死的真象》一文的翻版重铸。自从颇具影响的《文史资料选辑》1983年转载此文后，陈宝箴之死逐渐成为人们重新关注义宁陈氏时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话题。
宗九奇的这篇文章至今仍是陈宝箴猝死成谜最主要的“依据”，而宗文本身所依据的，除了陈三立在父亲死后异乎寻常的哀痛之情和《巡抚先府君行状》内种种隐讳之词以外，最重要的一则材料是戴远传《文录》手稿中的一段文字。宗九奇原文略云：
陈宝箴之死，实乃至今尚未昭白的政治大冤案。据近人戴明震先父远传翁（字普之）《文录》手稿，有如下一段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崝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
应该承认，虽说大多数人并不知晓戴远传为何许人也，但其《文录》手稿所言陈宝箴卒日、江西巡抚松寿、西山崝庐等细节的确与实际情况相合，这恐怕也是引用之文层出不穷、篇篇笃信不疑的主要原因。然而，在没有提出更为可信的材料之前，人们同样有理由怀疑戴远传《文录》片段的真实性，因为类似的传闻在戴远传之前早已出现过。
早在陈宝箴猝逝前数月，有关慈禧下令秘密处死陈宝箴的消息已经有所流传。如曾与陈三立有一面之缘的宋恕，就曾在写给内弟孙诒泽（仲恺）的一封信中提及此事。
“己亥建储”的风潮愈演愈烈之际，慈禧的两名最重要的亲信——荣禄、刚毅——不断兴风作浪，大肆搜剿与慈禧为敌的帝党成员，搜捕的重点很自然地放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一带。两人先是密令将经元善即刻访拿速行正法；继而密电两江，下令将幕后主使翁同龢、沈鹏就地斩决，以绝帝党之领袖；“荣、刚又下密电于江西，着将陈宝箴中丞就地正法，其馀稍涉帝党，无不着令严拿”。探听到此讯的宋恕不无担忧地写道：“看来陈中丞如不出亡海外，必不能免死。”
宋恕此信原件分割三处，后经《宋恕集》编者巧手安排恢复成篇，前后语意基本保持了连贯一致，但信末均未署写信日期。从信中宋恕屡屡建议内弟购买庚子（1900）正月、二月的报纸等细节来推测，此信应该如编者所言写于庚子夏历三月（1900年4月），当时宋恕寓居上海，对“己亥建储”引发的一系列风波尤为关注。不过，宋恕在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一直只是旁观者，兼之沪上不少报纸纷纷被权贵收买，舆论所及也是真真假假，这就很难让人完全相信宋恕的记载都是“的信消息”。稍加推敲，果然能找出一些疑点。
疑点之一：“陈六舟”是否为陈宝箴？宋恕此信结尾处有这样几句话：
“陈六舟中丞闻客腊之变，悲愤痛哭而病殁，闻者服其真忠。”从上下文来看，此处的“陈六舟中丞”，似乎和前面的“陈中丞”一样，都应该指“陈宝箴中丞”。因此《宋恕集》编者在附录的《本书人名索引及简注》中，也将“陈六舟”注为陈宝箴。问题在于，陈宝箴的这一“别名”既不见于义宁竹塅的各种《陈氏宗谱》，也从来没有得到陈宝箴后人的认可。此外，陈宝箴卒于庚子（1900）六月，时间上也晚于宋恕写作此信的庚子三月。
随着相关材料的不断披露，《宋恕集》的失误越发可以得到证实，“陈六舟”只能是陈彝，而非陈宝箴。事实上，翁同龢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廿五日日记早已有谓：“陈六舟皋〔臬〕使彝入觐来晤，须半白，貌加丰也。云豫、直、东交界寇盗充斥，须添兵捕治。又云河南南岸工程不可裁减。”此后数年间，翁氏日记中屡屡出现与陈彝（陈六舟）晤谈、宴饮的记载，显而易见，两人关系颇不寻常。陈彝在《清史稿》中虽未立传，但《疆臣年表八》以及《部院大臣年表九下》却有他的履历片段：担任安徽巡抚（光绪十二年）、署理左副都御史（光绪十六年）。
陈彝虽为扬州名人，生平史料却一直彰显不足。今人陈玉堂所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罕有地将陈彝收录在内，错漏虽然未免，亦属难能可贵。及至《丁文诚公家信》问世，书中对于丁宝桢一封家信的释注，竟然将陈彝的家世、履历以及与丁宝桢之关系和盘托出，历史疑点瞬间破解，诚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推究《宋恕集》之所以将陈彝误判为陈宝箴，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有几下两点：两人都曾担任巡抚，故皆可称为“陈中丞”；两人同卒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一在正月，一在六月。
疑点之二：荣禄是否可能下令处死已被废黜的陈宝箴？荣禄一向看重陈宝箴，陈宝箴升任湖南巡抚，荣禄功不可没。戊戌变法时，荣禄又曾保举陈三立应经济特科，此事虽不见公牍，却在英国人濮兰德与白克好司合著的《慈禧外记》中有所记载。此书虽多错讹，备供参酌则可。现将译文节选如下：
（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帝降决意变法之谕。未降谕之先，帝曾往颐和园禀商于太后，又特召见荣禄一次。太后告帝，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同时又言必去翁同龢，不可迟疑，谓彼近日煽动排满，恐其危及朝廷也。荣禄力荐一维新之人物于帝，乃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此事言之极有趣味，盖欧人皆谓荣禄始终反对变法也，观于此，则知荣禄初亦非坚持反对者，其后情势所迫，乃成势不两立之势。虽其前日所力荐者，亦不得不反而为仇矣。此非荣禄忽然变其政见，乃当前维新党人，自趋于危险之地，且其所行，太出人意料之外也。
据陈寅恪推测，此事与荣禄幕僚李盛铎（木斋）的大力举荐不无关系；而荣禄荐剡未列乃父之名，是因为祖母新丧，“依例丁忧人员不列保荐”。得到戊戌政变的确凿消息后，陈宝箴还曾致电大学士荣禄，“讽其尊主庇民，息党祸，维元气”，务求救过持平，安生人之情，以消弭天下之患气。当时，都中盛传陈宝箴必定会因为举荐杨锐、刘光第而遭到充军新疆的“严谴”，但陈宝箴父子最终却只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薄惩”，据说主要得力于荣禄和王文韶的苦苦哀求。试将前前后后的事情略作对照，不禁让人对宋恕所称荣禄密电处死陈宝箴一节心存疑惑。因为即便情势再怎样危急，荣禄再怎样不念旧交，也没有必要对身为逐臣、早已难有作为的陈宝箴下此毒手。
宋恕信中所言，虽有如上两大疑点，但也并非毫无参考价值。反对“己亥建储”以及随后的“庚子勤王”，是戊戌政变后数年间晚清政局的两件大事，也是慈禧重新垂帘听政后遭遇的两次重大危机，因此慈禧对于策划者和参与者的确恨之入骨。尽管现在还无法确定陈宝箴是否有过什么秘密行动，但一直有史料显示陈三立确实参与过庚子勤王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北方义和团声势日渐浩大，京畿连连告急。江南所受冲击虽然不大，但官绅纷纷有所筹议，谋求东南自保。陈三立曾与张謇、施炳燮等人商议“迎銮南下”，准备将慈禧迎至汉口或金陵，再勒令慈禧归政于光绪帝。而六月十三日陈三立自金陵致梁鼎芬一信（详后），正是企图借梁鼎芬之力谋通款曲于鄂督张之洞，由张之洞劫持江督刘坤一，主持此次勤王复辟大业。无奈张之洞权诈欺世，使得书生们的一腔热血最终付诸东流。事既未果，传闻难保不会有所散布，以此惹起慈禧迁怒于陈宝箴而渐生杀机，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陈三立
此外，陈氏父子革职后，虽说已是无所作为的凡人，报界却仍然不肯轻易放弃挖掘新闻的任何机会。如陈三立移居金陵后一个月，邹代钧就曾在《致汪康年书》中请求汪氏不必在《中外日报》登载义宁乔梓行止，因为“陈氏父子实可告无过于天下”。邹代钧此信未必出自陈宝箴父子之请托，但《中外日报》的确对政变做过追踪报道，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二十四日、十月初六日、十月初七日跟踪报道《官犯康有为》，十月十六日又曾转载《天南新报》之《逐臣踪迹记》等。从陈三立的角度而言，自然不愿在有所密谋时被报界关注。联系宋恕当时记录的各类传闻，种种迹象都很容易使人对陈宝箴的猝逝产生怀疑。
陈宝箴、黄淑贞夫妇的墓葬被毁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猝死之谜短时期内仍然难寻答案。在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所有的猜想和争议不妨视为对他的一种特殊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