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虞云国教授在“纪念杨宽先生诞辰110周年暨杨宽著作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第一次知道杨宽先生的大名，距今恰好整整五十年。我带来了昨天从书架上找到他的一个小册子《商鞅变法》，是1974年的二次印本，已经印到70万册，在今天来看绝对是天量级畅销书。后来知道该书初版于1955年，新版是配合当时运动的需要。可以说，我还没进入史学之门，就已经阅读了杨宽先生的著作。四年以后，我进入大学历史系，在中国古代史学习中，上古史部分的古史分期是重头问题，我就从图书馆找到他的《战国史》（1955年的第一版）作为主要参考书来阅读，以便找寻论据来参加课堂讨论。说完我是如何接触到杨宽先生的，今天想谈三点对杨宽史学的感想。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一，杨宽的史学成就与他现在享有的史学评价、学术地位显得相当不匹配。
诚如刚才各位在发言中所强调的那样，杨宽当然是复旦大学的（他生前执教的大学）、青浦的（他的出生地）与上海的，但他也是全中国的，甚至是世界的（他晚年在日本中国史学界颇有好评）。我因参加第三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宋史条目的修订，查了1992年、2002年版中史学家的条目，两版都没有收录杨宽。第二版里收有王仲荦、杨志玖等断代史名家，就是没有杨宽的词条。而从学术贡献而言，无论如何他都是应该与上述名家同时被收录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出版了杨宽著作，值得我们致以敬意。上海市社联在前几年将他评为“上海社科大师”，毫无疑问是实至名归的。我认为，在上海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已故前辈史学大家里，具有学术原创性成就的有三人，那就是吕思勉、谭其骧与杨宽。吕思勉主要以其会通之功享誉学界，谭其骧是以他对中国历史地图的巨大贡献，杨宽则以他博大精深的专门之学在相关研究领域里呈献了前沿性的成果。我们应该让杨宽在中国史学史上，享有他应有的地位与评价。就这点来说，今天由上海市社联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召开这样一个纪念座谈会，可以说十分必要与非常及时的。
第二，谈谈我对杨宽史学成就及其示范意义的感受。
童书业曾对其老师顾颉刚有过这么一段评论，他认为当世历史研究经得起覆案、经得起考验的有五个人，依次是顾颉刚、吕思勉、陈寅恪、杨宽、张政烺，然后他对这五位史家的学术各有评骘。童书业自己也是史学大家，他对杨宽史学成就的评价如此之高，值得重视。更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大师顾颉刚，1965年杨宽《古史新探》出版时，他在《日记》中写道：“用马克思主义贯穿西周、春秋之史料，解决许多问题，读之使我自惭，期于学步”，希望自己能像他那样去做学问。这可以视为是史学界同行对杨宽史学的总体评价。
杨宽
从杨宽史学的整体结构来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板块。其一，是古史和神话研究。他写出成名作《中国上古史导论》时只有24岁，这很了不起。实际上他是以上古神话的演变和分化来补充验证古史辨派“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从疑古和释古的两个维度梳理了上古神话和古史的关系。童书业在《古史辨》第七册中认为这代表了“疑古史观的最高峰”，这一评价是否准确，学术上还可以进行讨论，但杨宽在古史辨与神话学上确实给出自己独到的研究成果。其二，是先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主要包括《战国史料编年辑证》《战国会要》《墨经哲学》。其三，是断代史研究。杨宽的断代史研究立足于上古史，而侧重于西周史、战国史，尤其用力于《战国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名家断代史系列中，《西周史》《战国史》毫无疑问是白眉之作。其四，是专门史与专题史。他在早期有《中国历代尺度考》（1938年），推进了商务印书馆版吴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史》；后来有1956年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后修订为《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1984年）。
说到杨宽史学的示范性意义，在我看来有这么几点。
首先，参预时代学术的新潮流。陈寅恪曾提出，学术研究是否汇入当时代的学术主流是评判学术的重要标准。而在20世纪前期，古史辨派无疑是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杨宽的古史观及方法论与顾颉刚并不完全一致，他甚至认为顾颉刚在方法论上是有问题的，但无论如何，他以自己卓越的前沿研究汇入了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古史辨主潮。
其次，以文献考证和整理为史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这点非常值得后来史学借鉴与学习。他的战国史研究有两部传世之作，分别是《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和《战国史》。前者显然受到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启发，他与钱穆先后同出吕思勉门下，但他的《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在某种程度上又超越了钱穆。钱穆的系年考证只限于诸子，杨宽则对战国所有的现存史料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与考证，不仅涵盖的史料范围超过了钱穆，而且战国史料因缺少类似《左传》的编年史作为参照系，难度也更大，所以他的这一工作是相当了不起。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基础性的史料考证，又随着《战国史》的三次修订同步推进。也就是说，他在不断深入进行史料辑证的基础上，推高了自己的研究水准，两者相辅相成，螺旋式地提升了学术高度。正因如此，他的《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与《战国史》是迄今为止绕不过去的标杆性成果。
再次，以深入扎实的断代史研究作为史学研究的大本营，在此基础上进而对专门史作通贯性的研究。由于杨宽在文献研究与断代史领域下了大功夫，而且在吕思勉等大师的熏陶下具备了深厚的史学素养，就像打仗先扎住了大本营，再向周边攻城略地，往往必有所获。惟其如此，在杨宽史学构成中专门史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尤其到其后期，开辟一个专门史的新领域，对他来说可谓驾轻就熟。在他的晚年，在不长的年份里，就在都城制度史与陵寝制度史研究中，推出了具有开拓性的专门史著作，展现出杨宽史学的精深与博大。
虞云国教授在座谈会上
第三，应该进一步拓展对杨宽史学与史家杨宽的研究深度与广度。
杨宽是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一位史学大家，他已经成为历史人物，我们应该把他定位为二十世纪一位比较重要的历史学家来进行研究和评价。这一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杨宽晚年对自己的史学和经历有过反思与评价，他在《自传》中说：“根据我一生的切身经历，分析了这个历史激流过程中惨痛而深刻的历史教训”。对史家的研究，离不开对他身历时代的研究；深入研究杨宽与二十世纪时代激流的互动关系，也是中国二十世纪史学研究的重要一环。贾鹏涛先生编著的《杨宽先生编年事辑》为杨宽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还应该有一部厚实的杨宽评传。听说他正准备撰写《杨宽史学研究》，期待能够早日拜读。我的感觉，杨宽史学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究，例如前面说到的杨宽及其《中国上古史导论》与古史辨主潮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把握，恐怕就有必要从学术层面作全面的清理与疏证。
从时代大潮与史家生平的关系来说，当年杨宽也曾是热血青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以一个高中生的身份前去南京请愿；1941年，又一度从上海进入苏北游击区参加过抗日活动。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杨宽史学与历史激流的关系来说，总体而言，他还算幸运的，但历史的风涛对他的史学研究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时代印记。例如，在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中，他因写过《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的专著，有关方面认定他也一定懂得土法炼铁与炼钢，而他也奉命写了《中国土法炼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还到土法炼钢现场作过指导。
我特别关注到杨宽与他的老师吕思勉的关系。杨宽对吕思勉当然十分尊重，而且认为吕思勉对他的学术影响非常大。1949年以后，杨宽先后两次为吕思勉的著作撰写出版前言，其中的异同耐人寻味。第一次是1959年为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写出版说明，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初期为吕思勉著作大规模结集出版写前言。可以明显看出，五十年代末期杨宽对吕思勉史学表现出强烈的批判，在我看来，这种批判并不客观与学术。而到八十年代初期，他便恢复了一位一流的史学家对另一位一流大师的客观的学术评价。
杨宽也绝不可能摆脱时代的影响，而杨宽史学与时代激流的关系，他的学术历程对当代史学也是极具启发作用的。
首先，我们从杨宽著作的结集、出版、传世来看，能够传得下去的，仍然是《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与《战国史》等经得起时间考验，疏离于当时时局变化的成果。尽管当时出于某种原因，有的倾向一度可能很热闹，但从历史长过程来看，那些只是暂时的，如同大浪中的浮沤。大浪淘沙之后，剩下的才是金子。
其次，如何把握好史学研究和时势转移之间的关系，在这点上，杨宽的史学经历也为后人留下了启示与思考。他在1955年写过《秦始皇》，而后在1972年又是署名洪世涤的《秦始皇》的主要作者，目前著作集里的《秦始皇》则是他晚年的新作，应该是最后定本吧。从他对自己著作的认真态度来说，表明史学工作者应该对自己的著作负责，精益求精，写下自己最终满意的定本。我们说杨宽还是幸运的，历史给了他这种机会。反过来说，假如历史没能给你这一机会，你传之后世的岂非就是当年失误的东西，就会是一辈子的遗憾。
总之，杨宽史学是上海史学界，也是中国史学界绕不过去的一座丰碑，而他的史学之路也为后世的中国史学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