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文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在内网发表的题为《致改革致创新》的帖子，引发持续的讨论。在文中，马云赞赏了过去一年里公司新管理层改革的勇气和成效，并呼唤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
很多人把这封内部信解读为对张勇时代的反思和对过去一年蔡崇信、吴泳铭改革的评价，并为阿里这艘巨舰的未来指明了方向。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它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最重要的究竟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很清晰，那就是“企业家”。维系一家企业发展的核心，是企业家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蔡和吴做得多好，他们所拥有的并不算企业家精神，因为他们还需要等待马云的长文，来为他们的年度答卷打分。
公允地说，即便张勇具备杰克·韦尔奇的一切素养，他也绝无可能在阿里巴巴身上复制通用电气的神话。数十年前《财富》杂志在总结杰克·韦尔奇的成就时，把“掌握自己的命运，否则将受人掌握”放在了第一位。作为职业经理人，在杰克韦尔奇掌舵的时代，他就是通用电气的灵魂。
道理是相通的。作为阿里巴巴的灵魂人物，马云不会因为自己的退休而改变他对阿里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说，指责张勇一定程度上是推卸责任的行为。
但无论如何，阿里此刻需要的，不仅仅是职业经理人在流程上的改革和创新，而是以马云为灵魂的企业家精神的回归。
除了企业家精神的回归之外，企业文化由此而产生的转变同样关键。就像十年前李彦宏呼唤百度需要淘汰小资文化、重拾狼性文化一样，如今的阿里也站在了与当年百度处境相似的路口。阿里当下最迫切需要的，不是流程、组织和结构上的优化，而是要找回创业时代的精神。
而且，同样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代表，马云和黄铮的退休影响力完全不一样，虽然看起来都是让职业经理人走向前台，但前者的难度要远大于后者。
与拼多多相对简单的业务线相比，版图更为多元的阿里依靠职业经理人来进行公司治理的决策难度更高。拼多多对阿里的市值超越，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拼多多目前规模超过了阿里，而是资本市场对公司未来信心落差的体现。更何况，马云从未在真正意义上离开阿里，这也意味着，阿里很多决策背后的沟通成本会因为马云的退休而极大升高。这进一步加大了“大公司病”出现的可能，而这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是极为危险的。
马云2019年宣布退休。回到当时的时点来看，其决策有长期合理性，如果他的愿景是要把阿里打造成一家“生存102年的公司”，那么阿里从那一刻起就迫切需要着手解决交接班的问题。从其他公司的历史经验来看，建立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让职业经理人接过方向盘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这体现了马云的远见。
但今天，我们可能都要重新思考一个问题，现在的中国企业是否真的已经到了创始企业家可以放心交接班的阶段了？
有一些新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比如美特斯邦威的创始人在交棒数年之后，近期宣布重新回归公司，随后公司股价应声大涨。
市场的期待一目了然。美特斯邦威还只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公司，对于那些影响力更大的企业来说，创始人的价值更是无可替代，起码在当下是这样。华为不能没有任正非，小米不能没有雷军，阿里同样也不能没有马云。
无论选择职业经理人还是家族传承，到目前为止，中国民营企业依然还处于交接班的摸索之中。这是企业走向基业长青的关键一跃，仍需要不断地试错和探索。过去5年的事实证明，即便是阿里，目前也没有能力完成这种转型。
这是一个巨大的命题，能回答的，或许只有马云这样的企业家。正如马云在公开信中所言，坦然面对问题，不是为了否定过去，而是要负责任地寻找未来之路。
这不应该是职业经理人的责任，马云对此责无旁贷。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