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热播的谍战剧《瞄准》，不免又落了狙击手满天飞的俗套，不过其中穿插的战场背景，倒是有一定历史原型的，那就是所谓“楚军”的廖杰第十兵团在关键时刻毅然阵前起义的剧情。
廖兵团拒绝执行上峰要求炸毁荆江大堤的命令，如此既保住了下游几百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蒋军“以水代兵”的阴谋破产，否则的话，那必将是第二个“花园口惨案”。
北伐战争打到长江中游地区后，原湖北的地方武装“鄂军”很快就被黄埔系吞并了，所以肯定没有什么鄂军、楚军的名号了，这段真实的历史，其实发生在当时的湖北地方保安部队身上。
而第十兵团司令廖杰的人物原型，则是黄埔六期的湘军将领周上藩，时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少将副参谋长兼保安第6师师长。
没错，所谓的“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正是老蒋给爱将宋希濂专设的职务，理论上说，宋希濂从西北调任华中时，职务是“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是总司令白崇禧的副手。
但是老蒋为了让黄埔嫡系能够钳制桂系老二，不仅将宋希濂的部队扩充为两个兵团的建制，还单独给他划出一片防区，组建了这个绥靖公署。
1949年5月中旬，林彪指挥第四野战军主力从平津地区拔营南下，大军迅速推进到襄阳、天门一线，渡江歼击白崇禧的大战一触即发。
一、宋希濂企图在宜沙地区负隅顽抗。
众所周知，宜昌和沙市（今属湖北省荆州）是长江中游的要点，是进入川东的咽喉所在，当然也是宋希濂企图坚守的重点城市。
在四野第十三兵团进至鄂中地区之前，宋希濂已将所部主力第15军部署在宜沙地区，其中以第15军之67师负责守备沙市，同时还拼凑了湖北保安第6师、第7师、第9师、第11师等地方部队，作为二线兵团配合正规军在荆沙地区的防务。
宋希濂并非无能之辈，在部署防务的同时，也做好了一旦形势不妙立即撤往川东的两手准备，那么第一时间跑路的当然是自己的嫡系正规军，而四个保安师那就是阻击解放军推进和掩护嫡系撤退的炮灰。
为此，宋希濂特别命令湖北保安第6师也进驻沙市，同时任命少将师长周上藩为“长江中游江防司令”。
周上藩恢复军职其实仅仅四个月时间，1929年黄埔六期毕业后，他曾在程潜的第6军服役，抗战时期官至第六战区的少将副师长，对长江中上游的地形地貌自然是非常熟悉的，由于抗日作战有功且曾经负伤，抗战胜利前已官至战区直属挺进纵队的中将指挥官。
但是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因为发表主张国共合作的言论被军统特务侦知上报，遭到撤职查办。
虽经同僚斡旋，周上藩最终逃过了牢狱之灾，但却因此失去兵权整整赋闲了三年多。直到老蒋宣布第三次下野的1949年1月底，在老长官程潜、郭忏（土木系大将，抗战时期第六战区参谋长）、周喦等人的说情和担保下，何应钦的“国防部”发布了“撤销处分、降级少将恢复任用、戴罪立功”的命令，周上藩才得以重回军旅，混上了保安部队的师长职务。
别看此时周上藩手里的兵不多，战斗力也不强，可是他负责的防区却很要命，因为号称“水上长城”的荆江大堤主要段，就位于沙市地区。
二、白崇禧阴谋“以水代兵”重创四野大军。
荆江大堤始建于东晋年间的公元345年，是直接保护荆北平原500万人口和800万亩良田的重要水利设施，同时承担着周围许多城镇和其他重要资源的防洪安全任务。
荆江大堤起自万城附近较高地带，一路向东绵延100余公里，随着云梦泽淤积和演变，此处在旧社会频繁发生决口和水灾，从明初到清末的352年间，荆江大堤溃口高达34次，大概平均每十年发生一次。
而一旦荆江大堤决口，则荆沙地区周围几百里就会变成一片泽国，其状甚惨。比如清乾隆53年（公元1788年）长江曾发生大水灾，当时荆江大堤的万城段便出现溃决，直接淹没了江陵城。
而时间到了1949年的夏天，由于长江上游暴雨不止山洪爆发，致长江水位居高不下，荆江大堤的重要性愈发突出。
对这一点，坐镇武汉的白崇禧心里自然也是门清的，面对席卷而来的四野大军，白崇禧深知正面对决肯定不是对手，于是“小诸葛”盯上了荆江大堤。
之前的1949年4月间，当四野先遣兵团抵达长江北岸地区时，白崇禧并不怎么惊慌，毕竟肖劲光麾下只有两个军12万人马，然而当林彪率四野主力大举南下时，白崇禧知道武汉是肯定守不住了，于是提前撤离。
不过桂系主力和附属部队放弃武汉后仅仅退至贺胜桥一线，因为白崇禧还有一个企图反击的阴谋，那就是利用荆江大堤的特殊位置来作文章。
白崇禧的计划是：当四野大部队向荆沙地区进攻时，首先用海军兵舰阻击解放军南渡，随后下令炸堤，进而水淹荆北平原，从而使四野主力既无法顺利渡江，又因为后有泽国难以撤退，然后集中桂系主力和宋希濂的部队同时反扑，重创林彪于这一地区，计划不可谓不毒。
这个阴谋未必能挽救桂系军事集团覆灭的命运，但是肯定会给我军南下造成巨大的麻烦，更重要的是，一旦决堤，必将使荆北平原数百万百姓遭受灭顶之灾。
三、策反周上藩成为当务之急。
既然敌我双方都很清楚荆江大堤的极端重要性，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我襄南地委和地下党“荆沙工委”从1949年初开始，即布局对敌人的策反工作，以便在关键时刻能够保住大堤，迎接四野大军南下和解放荆沙地区。
党组织经过认真的排查和摸底，确定以处在关键位置、又有一定进步思想的周上藩为争取对象，随即紧锣密鼓开始工作。
地下党派出的第一位特使，是周上藩的黄埔同窗、曾经的结拜兄弟成铁侠，湖南宁远人（今属永州市），也出身于唐生智的湘军，1947年在长沙秘密入党（后成功策动湖南宁远起义）。
成铁侠有胆有识，孤身一人潜入沙市并约见了周上藩，在城郊的地下党联络点内，在周上藩的家里，多次与这位“周司令”进行密谈，经过耐心地劝说，周上藩表现出一定的合作诚意，但是在举旗起义问题上仍然犹豫不决。
1949年2月间，周上藩奉命去武汉参加白崇禧召开的“江防紧急会议”，会后有暇，与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共同前往长沙，拜见了老长官、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将军，并执晚辈礼问询对时局的看法。
彼时程潜已有起义打算，但不便明说，只是意味深长地嘱咐道：“老蒋大势已去，你和宋希濂的人马不足30万，并且士气低落，抵抗也是枉然”。
周上藩也是聪明人，对老长官的话自然心领神会，逗留长沙期间，他又与陈明仁单独进行了晤谈，也萌生了起义想法的陈明仁，表示他的观点和程潜基本一致。所以此番长沙一行，对周上藩的影响很大，其思想斗争也愈发激烈。
周上藩从长沙返回驻地沙市后，平津战役已经胜利结束，他收阅了傅作义起义的通电和我党表示欢迎的复电全文，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在此期间，他因此仍然与地下党保持着联系，但是宋希濂重兵在侧，且保密局特务横行，周上藩并未下定最后的起义决心，尚处于观望期。
至1949年的4月中旬，我襄南地委城工部接到中原局通过武汉秘密市委传来的三条指示：1、要坚决保护荆江大堤；2、要保护城市,保护机关、工厂、商店、学校等公物财产；3、在敌人退却时必须立即进行接管工作。
为了认真贯彻以上重要指示，襄南地委城工部和荆沙工委决定抓紧时机，继续做好策反周上藩的工作。
不料这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5月初根据湖北省主席朱鼎卿的提名，周上藩在原来的职务上，又被任命为湖北省第四区（荆沙地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手上权柄更重，政治态度亦有所动摇，直到5月下旬仍无起义的切实行动。
四、周上藩终于决定弃暗投明。
此时情况已经非常紧急了，襄南地委城工部长何定华同志从所获得的情报断定：白崇禧已经下达了总破坏令，敌人在溃败之时不仅会大肆破坏城市，也肯定要炸毁荆江大堤。
因此，城工部又指示正在荆沙外围做敌军工作的傅师同志，利用他曾是周上藩的老部下，且与周上藩有老交情的关系，抓紧做周上藩的工作。
傅师接到指示后，先后五次给周上藩写信，转达何定华部长对他的谆谆告诫，劝告他：“知时务，立即悬崖勒马弃暗投明。应清醒地看到，革命的洪流奔腾向前，势不可挡。明智地看清时代潮流，迷途知返，尽快结束为反动政权卖命的历史，效法傅作义将军，弃暗投明，投向人民的怀抱”。
傅师在信中特别向周上藩指出挖掘荆江大堤的严重后果，一再叮嘱他切实保护荆江大堤，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希望他派员到解放区与我党上级领导机关取得联系。
与此同时，我地下党双管齐下，又指派荆沙当地的地下党员、大昌裕盐号的副经理王少卿同志，协助进行对周上藩的策反工作。
王少卿在6月份连续半个月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找各种借口登门，与周上藩恳谈，介绍解放战争的形势，宣传我党对起义将领的政策，以及保卫荆江大堤让周边无数百姓免遭“人祸”的重要性。
经过这些同志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又眼见四野大军滚滚而来，周上藩终于打消了顾虑坚定了态度。
1949年6月底的一天，周上藩郑重对王少卿表态：“起义大事我定付诸实现”！他同时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保住荆江大堤，起义之事可推迟一步，总的策略是“先保大堤，然后伺机起义”。
五、周上藩下死命令保卫大堤。
周上藩深知荆江大堤关系到江汉平原数百万生灵之安危，接受地下党的护堤任务后，他立即将自己兼任师长的保安第6师全部布置在荆江大堤沿线，又命令手下最信任的第16团迅速开往万城布防，负责防险护堤。
为了防备反动当局的其他部队和单位派人掘堤，周上藩特别给保6师各部下了死命令：
“没有我亲自签字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掘堤，所有任何高级指挥部的掘堤命令，即使我的总指挥部盖上了关防公章，而无我亲笔签字的掘堤命令，也一律拒不执行，违者处死！如有人敢坐视堤溃，或见险不救者，也一律严惩不贷”！
同时，周上藩还派亲侄儿周城峨赶往解放区，与襄南地委城工部取得联系，汇报了护堤和准备起义的相关情况，并提供了一些重要情报。
1949年7月6日起，四野以程子华第十三兵团为主，动用第38军、第41军、第49军、第39军等四个主力军，以及湖北军区的两个独立师共25万兵力，正式发起了消灭宋希濂集团解放宜昌、沙市地区的“宜沙战役”。
宋希濂发觉情况不妙，于7月9日下令所部主力火速西逃，我四野部队随即展开追击和截击作战，期间共歼敌15000余人。
溃逃中的宋希濂给周上藩发来急电，命令保6师就地展开，掩护他的正规军撤退，而一俟所有部队撤退完毕后，必须要“挖掘荆江大堤，阻止共军前进”。
宋希濂还特别通知周上藩，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华中剿总改称）直属的爆破专家组，已奉命秘密从武汉调往荆州以西20余公里的万城，准备配合周上藩所部，随时炸堤。
白崇禧、宋希濂显然已经是要狗急跳墙了，形势万分危急，周上藩当机立断，于1949年7月13日下午，特别召见驻万城第16团的代理团长李国章。
当他问到李团长对部队起义的态度时，李国章坦然说：“党国高官贪婪，部队无饷发，军心已散，抢劫人民粮食又失民心，司令如愿起义，我誓死随从”！
周上藩如释重负，开怀笑道：“今天我调你来有要事授权于你，望你肩负全团重任。首要的任务是保护荆江大堤。现在总部派有特务爆破组潜伏在万城，在大堤上埋设地雷和TNT烈性炸药，准备炸堤，你看该如何是好”？
李国章大怒说：“我回去把他们抓起来处死”！周上藩眼见他如此坚决，连连说：”很好、很好，就是不能粗心鲁莽。他们要在解放军渡江时，炸毁江堤举行反攻，我是江防司令，江北千万人民生命财产全系于我，弄不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周上藩又嘱咐说：“你在全团有威信，可挑选可靠精壮官兵二三十人，埋伏在团部内外，听候解放军打响荆沙战斗，即紧急通知爆破组来团部开会，就说本师长来万城视察训话，检查爆破准备工作。等他们到了团部，出其不意将其缴械，,不要问话，就地处决”！
李国章团长完全听懂了顶头上司的意思，当即领命而去，连夜赶回万城。
六、荆江大堤最终有惊无险。
当天夜里，李国章赶回万城的团部，一边派出有力部队对江堤实施严密警戒，一边组织亲信官兵成立了20多人的特别行动队，准备抓捕白崇禧派来的爆破专家组。
至7月14日上午，荆州方向的枪炮声已是清晰可闻，于是李国章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的名义，要求爆破组的头目们马上赶来团部。
爆破组的特务头子和技术专家以为要实施炸堤了，遂不疑有诈，五名主要头目悉数到场，随即被李国章的特别行动队当场拿下，尔后所有的爆破组成员也被缴枪羁押。
完成抓捕任务后，李国章又命令守堤部队，将已经埋设好的大量炸药、地雷全部挖掘出来，这一刻，关乎荆北平原数百万人生命和荆沙顺利解放的荆江大堤，终于保住了！
正乘坐军舰溯江逃跑的宋希濂对此还一无所知，在军舰上还特地发电给周上藩和总部爆破组，命令他们不得耽误立即炸堤，不料已经得不到任何回音了。
宋希濂感觉有异，再给嫡系第15军发报，命令该军在撤退时务必要挟持住周上藩的保6师，以免该部投向解放军，看来还是有些贼心不死。
然而宋希濂的命令已经得不到执行了，1949年7月15日下午3时，第四野战军的各路攻击部队全线进至荆沙地区，第49军仅用六个小时就彻底摧毁了敌人的抵抗，宋希濂所部第15军等部队纷纷溃逃，哪里还顾得上“挟持”周上藩？
确认荆江大堤安全无恙之后，周上藩立即率保安第6师、保安第7师等数千人，摆脱宋希濂部队的威胁，开往松滋县街河市，在那里，周上藩率两个湖北保安师的官兵，正式宣布起义。
尾声：
也是在这一天，连宋希濂本人都差点毙命于流弹之下，根据他本人的回忆：“我在常德获知宜昌告急的消息后，立即驱车前往津市换乘小火轮，15日晨到达枝江。已有一兵舰在候接，乃改乘兵舰上驶，此时北岸古老背一带，已均被解放军占领，兵舰上驶，曾遭到他们猛烈的射击，有迫击炮弹百余发，都落在舰的周围，轻重机枪的射击密如骤雨，舰上士兵有两人负伤，没有装甲的船舱打出了许多窟窿”。
宋希濂写道：“事后我常想起，如果当时没有兵舰来接，我乘小火轮回宜昌，必然在途中被解放军所截俘，如果当时在古老背的解放军有平射炮的话，那艘兵舰可能就被击毁了”。不过呢，跑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宋希濂最终还是兵败大渡河，被二野大军所俘。
而周上藩的义举，不仅打乱了白崇禧、宋希濂在撤退前搞大破坏的行动部署，协助四野大军顺利解放荆沙并挺进江南，也避免一场毁堤害民的惨剧，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