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随着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改变我国工业地区分布不合理的状况，同时出于国防需要的考虑，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东北、西北、华北等地作为重点，积极进行新的工业基地建设。为破解新兴城市发展遭遇的人员、设备、技术、资金匮乏等难题，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国一盘棋”战略出发，要求上海等国家主要的工业城市和工业基地，树立全国全面发展的全局观念，支援内陆城市的国家重点项目，支援中小城市发展地方工业，帮助工业不发达地区。在党中央“建设西北，保家卫国”的号召下，从1954年起，上海便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组织知识青年和技术人员相继奔赴西北各地，投身于西北的重点建设项目中。
作为国家重点工业基地之一，兰州工业基地的建设带动了甘肃工业的快速发展。随着工业重点项目的推进，科学和教育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愈加明显，为提高甘肃的教育教学水平，使教育工作能更好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按照党中央普及城乡5年制教育和《1956 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的“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12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的要求，甘肃计划在1956年增加中学10余所，小学1500余所，增加中小学生30多万人，争取到1962年扫除全省农业区文盲500万人，这就迫切需要解决全省中小学教育师资不足的问题。
面对甘肃学龄儿童猛增和师资奇缺的矛盾，1956 年初，甘肃省决定在上海、天津招收一批有志于西北文化建设的知识青年到甘肃各地的中小学任教。面对甘肃初等教育事业发展对师资的迫切需要，上海这座新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向甘肃伸出了真诚无私的援助之手“支援甘肃建设，上海义不容辞，甘肃需要什么，支援什么！”
招聘工作于1956年1月正式启动。按照甘肃和上海沟通协调，甘肃在上海计划招收初中毕业及高中、大专以上的青年3240名。准备在他们到达甘肃后，先期集中在兰州和各专区所在地进行半年的师资培训，到1956年暑假结束后，根据个人文化程度和教学能力担任各县市中小学教师。在甘肃培训期间的工资由当地政府发放，工作后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待遇发放工资，工作期间家庭困难者可享受正式职工相关福利待遇。1956年2月，甘肃省成立专门的招生工作组前往上海，主要工作由甘肃省教育厅负责开展，上海市劳动局做好相关协调工作。
甘肃省赴上海招聘教师工作得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的全力支持和配合，在上海各区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协助下，甘肃省招生组工作人员深入上海各中学、街道居委、里弄小组进行广泛宣传，通过召开知识青年家长座谈会、发放宣传动员材料，在介绍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同时，深入细致做好青年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为进一步配合甘肃省招生组的工作，上海市劳动局也于1956年2月专门主持召开了“上海知识青年参加甘肃文教建设动员大会”，上海各区委、区政府也组织召开宣传动员会，动员知识青年积极支援甘肃文教事业。
在党中央“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下，怀着“把一切献给党”“把青春献给祖国”“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满腔热情，上海知青从祖国工业化大局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数千人毅然在报名册上写下了自己的姓名， 远远超过了预想的人数。
祖国的需要就是无悔的选择。为建设大西北,支援甘肃文教事业，优秀的上海青年们互相激励，积极做好父母与亲人的思想工作，一些人甚至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放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环境，从东海之滨到茫茫戈壁，远赴甘肃支教。刚刚初中毕业的李教宗，父亲在抗战期间遭日寇飞机轰炸身亡，与母亲和姐姐相依为命，在获悉甘肃招收知识青年担任中小学教师的消息后，刚满16岁的他在支援祖国建设还是照顾母亲之间，做出了投身甘肃教育的抉择；
屠均恒是家中独子，为了响应祖国号召，支援西北文教事业，他不顾父母反对前往西北，支援甘肃文教建设；季滇珠父亲曾在德国留学，哥哥姐姐都参军，属军属家庭，条件优越，但为了支援甘肃文教建设，她主动放弃在上海优先安排工作的机会，选择在甘肃做一名人民教师；
孙业伟家庭条件富裕，但怀抱着“把青春献身到党的事业”的信念，义无反顾加入了支援甘肃文教建设的队伍；
李鼎权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为了在祖国工业化建设的大潮中锻炼自己，他告别子女与妻子，只身前往甘肃支教；黄凤琴在报名参加支援甘肃文教建设的同时，还积极动员正在上海大学读书的男友褚正华在毕业后前往甘肃，共同投身甘肃文教建设；长期担任少先队小学、中学大队长的徐洪祥，曾受到宋庆龄接见，为了支援甘肃，他毅然放弃了上海工作的优厚生活条件；
王泰生在得知自己被录取的消息后，在日记中无比激动地写到：“伟大的改造，到处需要年轻的战士，到处都需要新生的力量。未来的生活、未来的事业吸引着我，我将投身到西北的建设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经过严格的政审面试体检，900余名上海知青作为支援甘肃文教事业人员被先期录取，并分两批前往甘肃。1956年2月25日，第一批支援甘肃文教事业建设的341人抵达兰州。
按照录取通知书要求，在离开上海之前，他们便办好了户口迁移证、党团关系转移介绍信及粮食供应转移证。为便于管理，900余人按照区域分布由上海市各区劳动科召集进行编队训练，每区10人组成一个小队，产生小队长1人；每100人组成一个中队，产生中队长2至3人，并提前将行李送至上海火车北站。
1956年3月12日，第二批支援甘肃文教事业建设的上海知青正式从上海出发。上海火车北站彩旗飘扬，到处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好男儿志在四方”的红色横幅，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 满是前来送行的亲属和学校师生。上海知青胸戴红花，统一佩戴由甘肃省教育厅配发的袖标，在人群的簇拥下格外鲜亮。随着汽笛长鸣，火车开始缓缓启动，紧握的双手不得不分开了，追着火车挥舞手臂的亲人渐渐落在了后面,嘹亮的《共青团员之歌》在车厢内响起。为实现建设国家、支援甘肃的美好梦想，面对祖国的召唤和2000多公里遥远的路程，这些只有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带着青春的理想憧憬，离开故乡，离开优越舒适的生活环境，告别父母和亲人，从繁华的大都市到遥远的西北,决心把自己如花的岁月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载着上海人民的嘱托和甘肃人民的期盼，上海知青乘坐火车一路向西，驶向甘肃。1956年3月22日，历经10天的长途颠簸到达甘肃省会兰州。在甘肃省统一安排部署下，他们在经过短暂休息后， 除少部分留在兰州，绝大多数继续向河西走廊挺进，最终有365人被分配至张掖。他们的到来，受到张掖人民的热烈欢迎，为做好接待工作，张掖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在交通工具缺乏的情况下，积极与驻地部队联系，专门抽调9辆军用敞篷卡车接送。在到达张掖县城后，张掖各界人士及上千名少先队员手捧鲜花，欢歌笑语，夹道欢迎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整个张掖县城洋溢着节日般的气氛。
3月26日下午，张掖县委、县政府在张掖中学举办隆重的欢迎招待会，组织当地剧团表演秦腔，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在招待会上讲话，高度赞扬了他们不留恋城市舒适生活，支援祖国边远地区文教建设的奉献精神。随后，按照甘肃省教育厅统一安排，他们被分成7个师范速成班，委托张掖中学安排优秀教师进行专业培训。
培训课程包括教育学、心理学、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美术和普通话，主要以小学语文、数学课程教学法为培训重点，力求在短期内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针对上海和张掖在饮食起居和气候上的差别，张掖中学还抽调专人，专门设立食堂。张掖县委、县政府根据他们的生活特点，尽最大能力给予照顾，精心安排伙食，保证大米供应充足，并尽量调剂饭菜花样，增加鸡、肉、蛋等副食供应，用水也不加限制。针对他们不习惯睡土炕和张掖昼夜温差大的实际，专门添置了木板床和火炉，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张掖各级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特殊的照顾，使这些上海青年倍感温暖，深深感受到张掖人民的质朴与热忱，并迅速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培训中。
按照计划，他们在培训结束后除少部分留在城区小学任教，绝大多数被分配至张掖、山丹、民乐、临泽4个县的农村小学担任教师，其中张掖县200人，其余各县各50余人。分配期间，许多人还纷纷写大字报表决心，主动要求到最艰苦最偏远的农村小学任教。这些散发着青春气息的青年教师，像一颗颗即将发芽的种子，被播撒到张掖各地的初等学校中，给这片教育尚不发达的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面对完全陌生的农村生活环境，这些刚刚适应张掖县城生活的青年人，又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环境的巨大反差。
五六十年代的张掖农村，农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教育更是一穷二白，特别是农村小学校舍破破烂烂，桌凳严重不足，教学设备简陋，有的地方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学生年龄结构更是参差不齐，最小的六七岁，最大的二十多岁，不少学生甚至已经结婚生子。由于张掖方言和上海方言之间的巨大差异，他们与本地师生沟通存在诸多困难，常常因此在课堂上造成误解或闹出笑话，刚刚从事教学工作，一些人还因为不会上课哭了鼻子。他们自小以米饭为主食，对于各种面食不仅不爱吃也不会做，但张掖主要以面食为主，他们只能慢慢学着适应。
由于不会生炉子、烧土炕，吃夹生饭、烧了被褥都是常有的事。与上海潮湿的自然环境相比，地处西北戈壁的张 掖终年降雨稀少、气候干燥，常常是刮风漫天土，下雨满地泥，没过多久他们便嘴唇干裂、皮肤粗糙黝黑。更大的难题是用水，这些在黄浦江边长大的青年天生爱水，习惯浣洗，但在这里却只能喝人畜共饮的涝池水，由于水量有限，不要说洗澡，连洗脚都成为奢望。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农村小学，甚至连吃水都有困难，每到冬天，只能敲冰或挖雪回来化成水吃用，虽然经过沉淀，却仍然是一碗水半碗泥。由于长时间不能洗澡和换洗衣服，许多人身上生了虱子。
刚参加工作时，住宿办公大都在用纸糊窗户的土房子里面，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只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备课或批改作业，几个小时下来，喉咙、鼻腔全是烟尘。尤其是到了冬天，在简陋的房屋里办公，许多人手冻肿了，脚上长了冻疮，每至深夜奇痒难忍。在交通尚不便利的情况下，为了理发洗澡、购买生活用品，他们只能步行往返于城乡，为了不耽误正常上班，常常要提前五六个小时动身。语言的隔阂、生活习惯的差异、交通的不便，让这些未受过磨难的青年人感到了农村生活的寒苦。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艰苦的教学环境，一些人想起了自己的家人和亲人，想起了上海繁华的街市，不少人偷偷掉下了眼泪，还有极少数“开了小差”跑回上海。
但是，上海知青是青年中的优秀党团员，是支援西北建设的优秀分子，面对困难，更多的人坚持了下来。为了尽快适应农村的教学工作，他们利用休息时间进村入户进行家访， 积极帮助生产队搞好夏收工作，认真组织群众开展扫盲运动，很快便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张掖各级政府和当地群众的亲切关怀、帮助下，他们同全校师生一起，紧紧依靠社队干部群众，自力更生、勤俭办学，想方设法增加学校办学经费，使学校面貌得到很大改善。为尽快提高教学水平， 他们潜心钻研教学业务，悉心向老教师请教，很快便成为学校中的教学骨干。
经过多种困难的磨炼和广泛深入与农村群众接触，他们发现，与自己艰苦的生活与办公环境相比，农村群众生活的艰辛是他们始料不及的。由于经济困难，农村还有一些家庭多以玉米、土豆为主食，常有十几岁的学生因为家境贫寒甚至没有裤子穿，一些学生还因交不起几毛钱的学费而辍学。但让他们感动的是，即便是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当地群众勤劳朴实、诚实忠厚的品格和对教师发自内心的尊重却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在小满小学任教的赵雪生，有学生家长在得知他感冒后，把盛着鸡蛋面条的瓦罐裹在棉袄里给他送去；年仅18岁的张锦松在乌江堡小学任教后,受到村民敬重，甚至有60多岁的老人向他鞠躬并为他让路；许多上海教师到农村后，当地群众、教师和学生还主动帮助他们挑水做饭，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尽管农村生活条件有限，但每到家访和孩子小学毕业，许多家庭都要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盛情款待这些来自上海的“洋娃娃”。
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他们就成为备受当地群众敬重和欢迎的人民教师。农村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们吃苦耐劳、睿智干练的特质，也锻炼教育了他们，当看到广大群众和孩子们对教育的渴望时，他们找到了自身的价值。青年们逐渐认识到，大西北为他们提供了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平台，这里虽然远比上海艰苦，却有一种特别的淳朴与美好吸引着他们。他们决心把未来全部融入到张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为张掖发展贡献毕生精力。
怀抱着为张掖发展贡献青春和智慧的决心，上海知青在艰苦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中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洗礼。他们充分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各种困难，以年轻人特有的朝气，为张掖教师队伍带来了青春活力和新思想、新知识。在繁忙而清苦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们与本地教师互相帮助、互相激励，认真踏实开展教学工作，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业务水平，迅速成长为教育战线的生力军。通过与学生长期相处，这些说着“上海腔”普通话的教师很快与学生打成一片。
他们早起晚睡，认真备课上课，利用闲暇组织学生开展各种丰富的文娱活动，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大城市特有的文化视角教育和引导学生摒弃落后的风俗习惯，让这些地处偏远的学生感知外面世界的美好。为了说服因家庭困难辍学在家的学生重新返回课堂，他们常常深入学生家中，认真细致做好学生家长思想工作，使一大批学龄儿童返回校园接受教育。许多人还为家庭困难学生赠送衣物，甚至拿出自己微薄的收入为他们补交学费、购买学习用品，他们高尚的师德师风受到广大学生和群众的爱戴与尊敬。
上海教师的教学工作受到当地群众和各级各界的好评，在当地政府和组织部门的培养下，不少人走上了学校领导岗位，担任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等职务。一批人先后入党或被选拔到高一级学校继续深造，并涌现出一批各级先进典型，一些人还成为省级乃至全国的先进个人。李康敏参加工作后，充分发挥自己的文艺特长优势，通过排演剧目创新语文教学方式，受到学生欢迎和好评，她的语文课也成为学校的示范课程。闲暇之余，她还积极组织学生排演文艺节目，为五六十年代张掖校园文化注入了一缕新风；李教宗不断摸索和创新教学方法，在制作地球仪、万能年度课表等教学用具的同时，不断进行技术革新，用马莲草试制的“人造棉”获得成功。
由于成绩突出，他先后参加了甘肃省国庆10周年观礼大会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大会；孟淑多由于工作勤奋，年仅21岁就被任命为张掖县第一位女校长，作为女教师中的优秀代表，她被推选参加甘肃省文教群英会；陆定坤等女青年还组建了张掖县第一支女子篮球队，并在张掖专区篮球比赛中多次荣获第一名。1958年12月，由她们组成的张掖专区女子篮球队参加了甘肃省第二届全省运动会；分配至张掖第一初级中学教导处工作的王永余，在经费和航空模型材料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建立起张掖专区第一支航模队，多次代表张掖参加全省乃至全国性的航模比赛，并在1958年甘肃省第一届航空模型运动会和全国航模兰州分赛区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在碱滩堡小学任教的傅廷洛，由于乒乓球技艺精湛，被选拔为张掖专区唯一一名甘肃省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参加了1957年全国乒乓球比赛，受到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的亲切接见；徐禧在民乐县任教后，被组织培养为入党积极分子，并担任学校副校长，在被选拔至张掖师专学习期间，他还出席了“中华全国学生第十七届代表大会”，受到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接见。
在如花的岁月里，上海知青忘我工作，在收获成功与荣誉的同时，还收获了爱情。虽然工作区域不同，但城区与农村、学校与学校几十里蜿蜒的路程并不能阻止他们对爱情的渴望。在相同的人生际遇与理想信念下，他们相知、相爱，一些人陆续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并生育子女，开始在张掖生根发芽，把自己的血脉也延伸到了遥远的张掖。
吴雪娟结婚后，主动将在上海黄浦区检察院工作的丈夫调至张掖，共同支援张掖发展；徐禧、李美娣在民乐县任教后，于1958年在上海结婚，并育有一女至今在张掖任教；包德昌与孟淑多结婚后，选择将自己的子女全部留在张掖；卞兆珏与来自陕北榆林支援张掖文教建设的张月娥结婚，在他们的坚持下，五个子女全部留在张掖，其中有三人毕业于师范院校， 从事教学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教育之家”。作为支援张掖文教事业的典型，2000年6月2日，《中国教育报》整版报道了他们的先进事迹。
工作生活刚刚步入正轨，他们又迎来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党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峻的判断，致使部分政治上尚不成熟的上海教师也在运动中被错误划成右派分子，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全党整风、“反右派”斗争后，党中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相继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按照党中央不仅工业、农业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的号召，张掖各县开始以“大跃进”精神大办教育，全区在兴办各类学校的同时，在农村大搞突击脱盲班。面对学生数量猛增和教学场地、师资不足的矛盾，上海教师和当地教师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他们利用原有学校周边庙宇和荒地扩大学校规模，在生产队中选拔培育农村知识青年担任教师，并利用晚上和寒暑假在各生产队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扫盲教育。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 他们还组织和带领学生大炼钢铁、除“四害”，投入到各种生产劳动竞赛中，一些人还被抽调至各县红专学校和工农学校任教，学校正常的课堂教学秩序受到影响。
“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给甘肃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从1959年开始，张掖出现严重的缺粮危机。面对困难，各学校在降低供应标准，减少就餐的同时，通过自办校园农场，用稻糠、野菜、树叶等制成“代食品”维持学校运转。随着缺粮问题越来越突出，部分在农村小学任教的上海教师也开始出现浮肿现象。面对张掖各种生活用品和粮油、蔬菜、副食品等严重短缺的实际困难，远在上海的父母及亲友在帮助他们抚养子女的同时，将长年累月节省和积攒下来的食品、生活用品通过铁路寄送至张掖，或将平日节省下来的各种肉食、 蔬菜加工成腌肉、蔬菜干、腌菜等，利用寒暑假返回上海的时机带回张掖，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许多父母还将上海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后寄给他们，帮助接济远在张掖的子女们。孙业伟、孙乃华结婚后，在1958年至1963年期间先后有三个子女在张掖出生，面对无力负担的困境，他们先后将两个子女送回上海由父母抚养；孟淑多在暑假返回上海后，父母及亲人为她筹集了28个装有各种农副食品和生活用品的旅行包，在她离开上海时，家中亲朋好友数十人肩扛手提才将她送上列车。
受三年经济困难的影响，远在上海的父母热切渴望着子女回到身边，1960年，包德昌55岁的母亲给四年未谋面的儿子发来电报：母亲病危，速回！当他回去之后才知道，是盼儿心切的母亲谎称自己生病，想骗儿子回家。在家待了5个月，包德昌不顾母亲要他留在上海的要求，又一次踏上了返回张掖的列车。面对甘肃及全国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党中央在1960年发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支援农业生产的号召，甘肃省也通过“移工就食”和精简城市人口增加农村劳动力等一系列举措，面对党中央的号召和张掖的经济困难，有83人陆续返回上海。
三年困难时期后，张掖专区开始对经济社会进行一系列调整。按照国家要适当缩小全日制中小学规模，注意调整学校布局，便利学生就近入学的要求，张掖专区各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逐步得到恢复。为开展好教学工作，上海教师坚持勤俭办学，大胆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情操和学习、生活习惯，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团组织生活和少先队活动，使在三年困难时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的张掖教育得到长足发展。
王福蓉在临泽沙河小学任教导主任后，在经费紧张的条件下，积极组织和动员老师制作手榴弹、乒乓球台、秋千、跳绳等体育用品，学校标准化建设成为全县典型。在这期间，部分上海教师被充实到商业、文化、卫生等其他行业工作，为张掖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孙业伟在被调到食品公司后，在缺少交通运输工具的困难条件下，终年步行往返于肃南、山丹的荒山险滩中，在狼群出没、大雪封路的危险环境下工作，历经艰辛，直到1980年后工作环境和条件才开始慢慢好转。
李文道1964年被调至张掖团县委工作，此后又先后在张掖县文化馆、文化局工作，为张掖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和古城保护工作作出了贡献；李长根先后被调至临泽县宣传部、沙河乡工作，由于擅长统计工作，对待工作勤恳，被提拔为临泽县统计局局长；赵锦文被调至山丹县税务局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县革委会从事新闻报道，1984年调至张掖地委宣传部工作，培养带动了一批年轻干部；魏娟娣调至高台县医院后，由于对待工作认真细致，长期主管医院后勤管理和财会工作，直至退休。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想影响下，张掖专区教育受到“左”的政治运动的冲击，教学秩序被打乱，教育事业遭到破坏。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下，各地中小学纷纷停课闹革命，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对学校教师进行批判。部分学校还发生武斗现象，部分上海教师被冠以“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斗。为维护学校正常秩序，保护学生安全,广大上海教师坚守本职工作，在接受批判的同时，通过参加学校巡逻队、加强学生思想引导等措施，自觉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做法进行抵制，千方百计保护学生安全和校园财产不受破坏，为扭转学校混乱局面，促进张掖教育在曲折中发展发挥了作用。
1976年，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随着全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开展，张掖教育系统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通过平反冤假错案、整顿重建教学秩序、理顺管理体制、调整重建各级各类教育等举措，使张掖教育事业步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上海教师全身心投入到张掖教育事业中，在教育战线上不断提高工作业务水平，爱岗敬业，忘我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走上领导岗位,成为促进张掖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担任张掖县教育局局长的周书铭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严格落实中央、省委和张掖地委决策,对张掖县教育进行全面拨乱反正，积极开展教师队伍平反工作，并及时对张掖县各学校领导岗位进行调整补充，使张掖县教育迅速得到恢复发展。作为全省教育系统的典型，周书铭先后两次代表张掖县在甘肃省教育工作会议上交流经验；临泽县任教的童勤君，所教班级学生在全省统考中两次获得优异成绩，被评为“全国少年儿童先进工作者”，《光明日报》还专门登载了她的先进事迹；
在地区教委工作的李教宗，因为在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安置中工作突出，被国家教委表彰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先进工作者”;在高台县从事体育教学的缪福根，他所训练的学生运动员多次打破地区和全省纪录，他先后荣获甘肃省体育“优秀教师”、全国体育“优秀裁判员”称号；
在民乐县从事教育工作42年的傅克林，由于管理和教学成绩突出，参加了甘肃省第六届团代会，并先后荣获甘肃省“优秀辅导员”“教育世家”等荣誉；陆长胜在担任张掖四中校长期间，全心全意致力于学校发展，狠抓教学管理工作，全校高考升学率稳居全县前列；朱荣镛、赵琛在取得大学本科学历后，在张掖二中、临泽一中担任俄语教师和数学教师，向高校输送了一批优秀大学生。在张掖从教的近30多年时间里，他们在三尺讲台上默默无闻，为张掖教育发展奉献了自己最绚丽的年华。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被调整至文化、商业、企业或行政部门工作的上海知青也逐渐成长为部门中的业务骨干，他们在各条战线上不断提高工作业务水平，成为促进张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山丹县文化馆长期从事文物宣传工作的王治安，在组织搜集路易·艾黎在山丹创办培黎工艺学校期间文物的同时，创作了反映何克生平的绘画《绚丽的生命》，并在路易·艾黎赴山丹考察期间进行展出，使路易·艾黎深受感动，为促使路易·艾黎向山丹捐献3000多件文物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他擅长烙画、吹塑纸剪贴画，中央电视台还在 1992 年对他进行了采访报道；
在临泽县文化馆工作的张怀德，被授予“甘肃省文物普查先进工作者”称号，由其创作的《古道赋》《风雨古燧》《黑风奇观》 等10余件美术作品获得全省及全国大奖，并在内地及香港、泰国等地展出；在张掖针织厂从事技术革新工作的查金宝，由他参与的“腈纶针织品喷花技术”“彩色毛毯新工艺”等多项科技成果获得甘肃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并参加全国纺织复制产品优秀花型图案评比会；
徐宝根、吕国振长期从事张掖大型篮球赛事的裁判工作，并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被批准为国家级篮球裁判，成为当时张掖地区仅有的两名国家级篮球裁判。其中，徐宝根还担任张掖体育委员会副主任一职，为促进张掖体育发展作出了贡献；周有义先后在张掖教委、地委统战部从事行政工作20年；郑德秀在张掖县司法局工作直至退休；王佩、卞素娟分别在张掖地区医药站、张掖市医药公司工作；张文卿、包德昌先后在交通、运管等部门工作；季滇珠、包光亮调至张掖市商业局工作；郝世鸣在张掖市纺织总厂工作。他们为张掖其他行业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
1993 年，随着张掖教育改革步伐加快，为借鉴上海先进办学经验，促进新时期张掖教育事业发展，张掖地区教育局依靠上海教师与上海教育界的关系，特别是在赵琛等教师的努力下，与上海杨浦区教育部门领导成功协商，就两地教育系统建立友好关系达成共识。在1993年至1994年两年时间里，张掖地区教育局先后派出37名校长赴上海杨浦区重点学校挂职锻炼，通过兼任挂职学校领导职务、查阅学校各类资料、参加学校教学活动等形式，学习上海先进的教学及管理经验。
2001年，在返沪上海教师的努力下，上海市教育工会支援西部建设讲师团派出7名由上海市教育系统劳模、特级教师、高级教师组成的讲学团，为张掖近2000名中小学校长、骨干教师进行集中授课培训。一系列教育交流活动的开展，在促进张掖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开启了新时期上海支援张掖的新篇章，为张掖与上海两地开展友好交流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在支援张掖发展的30多年时间里，部分上海知青因工作调动前往兰州、上海或其他省市工作，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事业。陆定坤因丈夫左国朝调至甘肃省地矿局工作，先后调往甘肃省地矿局附属小学和地矿局一中任教，由于教学工作成绩突出，她先后被评为“甘肃省优秀班主任”和“甘肃省先进工作者”。1989年和1991年， 陆定坤先后两次参加全国地矿部教师大会，并作大会交流发言；苏曦宏因病返回上海后，长期在上海长宁区中小学任教，由于教学工作突出，他多次被学校推荐为优秀教师。作为上海长宁区的优秀教师代表，1988年他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的接见。
沈慧荣、李康敏夫妇被调至江苏省常州市后，沈慧荣长期在铁道部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工作，李康敏在戚墅堰机车车辆厂职工子弟第二小学长期任教，并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吕光风在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任教直至退休。截止1996年，仍在张掖工作的有64人，其中继续在教育行业工作的有36人，其他部门工作的28人，有48人获得高级技术职称，有110人次先后获国家、省、地（市）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至1999年，他们中有180多人退休后选择返回上海或原籍，有40多人选择留居在张掖。
上海知青支援张掖已近60年，曾经风华正茂的青年已是鬓发斑白的耄耋老人。在张掖30多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他们在克服思乡思亲情绪的同时，逐步适应在吃住、气候、水土、语言等各方面的差异，使张掖及西北的地域文化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张掖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 张掖艰苦的生活环境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精神品质,一些人在退休后仍然发挥着余热。周书铭在退休后长期从事张掖地区离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工作，期间他还创办了“张掖地区华晟辅导学校”，为张掖培养了一批技工人员，并被评选为“全国普教系统老有所为先进工作者”；
杨介珏在退休后长期在张掖老年大学从事音乐、舞蹈的教学工作，并多次组织队员参加张掖大型文艺演出活动，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福蓉在退休返回上海后，进入上海梅园社区及东方老年大学学习绘画，并多次被评为优秀学员；吕国振、周书铭、李教宗、李文道、杨介珏、卞兆珏、吴雪娟、金玮君、代永成、金丕煌等人在退休后还分别在张掖与上海成立上海知青联谊会，经常性组织开展各种联谊活动，为促进张掖及上海两地知青沟通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支援张掖、建设张掖的过程中,由于疾病、工作意外等原因，卢洪生、俞富根、王煜林、李玉斌等上海知青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将自己的理想和躯体永远融入了张掖这一片热土。
上海知青支援张掖的意义与影响是持久深远的。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全身心投入本职工作，为张掖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创造了宝贵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受到各级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当时张掖有学生4万多名，公民办教师800多人，由于教师奇缺，师生比一度达到1∶50。
随着上海教师的加入，有效缓解了张掖教师数量不足，业务素质较差的问题，使全区教师增加到1200多人，全区适龄儿童入学率从50%提高到80%，为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的张掖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张掖群众文化层次不高，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的背景下，这批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把城市文明带入张掖社会，带来了新思想与新观念，使张掖文化生活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间接地开拓了当地群众视野，使他们受到了现代文明的熏陶，为促进张掖的文明与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20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上海知青如劳燕双飞穿梭于上海与张掖之间，加强了上海与张掖两地的联系，为张掖带来了无数新信息、新产品和新技术，有力促进了张掖各行业技术革新与创新。更难能可贵的是，上海知青主动舍弃舒适的城市生活，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以国家利益为重，将个人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发展繁荣紧密结合，体现出崇高的爱国精神。在长期的艰苦磨炼中，他们形成的乐于奉献、不畏艰难、坚忍不拔、刻苦钻研的敬业精神和坚持原则、 真诚友善的优秀品质，给张掖各地干部群众极大的影响和感染。
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顾和梳理上海知青支援张掖建设的历史时，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所蕴含的胸怀祖国、爱岗敬业、诚信友善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正是社会主流思想的真实写照，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人层面价值追求的最生动诠释和体现，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选自公众号：张掖党史研究，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