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孙业伟：在张掖工作30多年，我无愧于胸前戴过的大红花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和妻子孙乃华是在张掖参加师速班时认识的。我老家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华山路对面。抗战胜利后，我爷爷在上海航空公司工作，父亲是商人，我还有两个叔叔，小叔叔在上海美国善后救济总署上班，家里面有两辆汽车和一辆摩托车，家庭条件不错，我也算是富贵人家的少爷。解放后，由于父亲和两个叔叔工作没了着落，家境就逐渐衰落了。我是家中的长子，从小受爷爷奶奶的溺爱，不知道生活中的困难是什么样子。我在张掖参加工作后每月43.16元的工资，还不如在上海每个月的零花钱多。孙乃华家世显赫，爷爷是大地主，解放前去了台湾，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是她的堂叔。她父亲在青岛当老师，她从小就被过继给了姨妈，一直在嘉兴、嘉善一带上学。在读初二的时候，又被寄养在上海的婶婶家，婶婶家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她父亲。

孙业伟 孙乃华夫妇

我们离开上海之前，她大姐已经在北京工作，如果再迟一点她或许就在姐姐的帮助下留在北京了。上海经济好，生活方便，环境美好，和张掖有着天壤之别，但我们对张掖的生活都能适应，慢慢地，对张掖人民和那块土地有了感情，觉得那里是我们两个人的第二故乡。我想，我俩没有回上海，勤奋地在那里工作到退休，这与我们对那片土地割舍不了的感情是分不开的。

1956年，我20岁，孙乃华18岁，离开上海时都还是不懂事的孩子。离开前，我们从地图上看西北，找即将要去的地方，感觉距离也不是十分遥远，甚至觉得很近。踏上西行的火车，才感觉上海和西北还是有距离的，越往西，离上海越远，而车窗外越来越荒凉的景色，也是我们第一次看见的。我们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眼看车窗外茫茫的戈壁沙漠，眼看道路边零落而萧条的村庄，心里依然充满着激情，甚至觉得，我们就是为了建设它、改造它而来的。看看每个人胸前佩戴的红艳艳的花，感到骄傲和光荣，雄心壮志油然而生，心里默默地想：一定要对得起胸前的大红花，对得起国家对我们寄托的希望！那时候的想法是天真而浪漫的。我们知道，来张掖不是来享乐的，是参加工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而来的。

在火车上，我和几位同学被推选出来管理伙食。因为这个原因， 在张掖师速班期间，我负责管理上海知青的伙食，一直到师速班结束。上海人吃面不习惯，就在面条里面加上大豆、红豆和豌豆；吃不惯小米饭，我们就在大米里面慢慢加小米来适应，在吃馒头时也煮小米粥；没有蔬菜，就用炸熟的黄豆、发的豆芽菜和咸菜来代替。在师速班快结束的时候，我被提前分配到张掖师范学校，负责管理全校老师和学生的伙食，孙乃华分到张掖县的一所小学教书。那时师范学校刚成立，条件很差，百废待兴。

我被分到了总务上，为师生搞后勤服务工作。新办的师范学校是为张掖各县培养急需的师资力量的，从各地招来的学生文化程度各异，年龄大小不一，许多学生都比我大。总务上，事情千头万绪，整天忙忙碌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上课好，于是要求到小学去，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请求，把我调到了张掖县乌江小学，我在小学里觉得很好，自己年纪小，而学生比我更小，感觉自己才像个老师的样子。后来由于需要，又被调往和平小学。两所学校都是乡下的小学，当时张掖的农村还很落后，条件很差，生活很困难，但我仍然工作得很快乐。在这期间，我和孙乃华谈恋爱了，由于都是上海人，有共同语言，又同在张掖共同从事教育事业，两个人面临的困难是共同的困难。

刚到张掖的那段日子，不论是她，还是我，都听不懂学生们说的张掖方言，尽管我们努力，但夹杂着上海方言的普通话，学生也听不懂。生活上两个人同样感到很不习惯，饮食起居都与以往在上海的日子根本不同，需要从心理上要求自己适应在张掖的生活，不习惯也得想方设法习惯，大家的日子都苦，但都有一股干工作的热情，我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工作上，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

1957年，我俩结婚了。婚后，为照顾我俩在一起，组织上把孙乃华也调到了和平小学，她成为我们学校唯一的一位女老师。那些日子虽然苦，但在张掖农村的小学里，我俩是幸福的。婚后不久，孙乃华怀孕，反应很厉害，不能吃不能喝，像生了大病一样。组织上看到这种情况，又把她调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城区青西小学，把我调到北街小学。就这样我们两人都进了城，工作环境条件好了许多，工作的热情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