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为了打击、排挤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要“削其羽翼”。从此，廖汉生成为林彪的一个打击对象。
1967年1月8日上午，廖汉生正在参加军区常委会，北京军区一个“造反派”组织“请”他去看大字报。廖汉生离开会场后，就失去了自由。几天后，杨勇也被关押。十几天后，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廖汉生等十几位将军被拉去批斗，胸前吊着的牌子上，名字被重重地打了个叉，而且双手被扭，头发被揪，背上又踏上了一只脚。
从此，廖汉生被大会批斗近百次，小型批斗会更多，白天黑夜受到审问，被强加上“贺龙亲信”、“二月兵变干将”、“假党员”、“三反分子”等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廖汉生被关押期间，妻子儿女也横遭株连，历经磨难。夫人白林被关押4年半，4个子女被下放陕西、河北农村。这期间，女儿廖晓理由生产队推荐，公社、县里同意，被北京大学考试录取，但因是廖汉生的女儿最终失去了升学机会。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1972年7月间，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将廖汉生从关押地石家庄接回北京，解除监护，安排在京西宾馆，等待分配工作。
7月31日，廖汉生接到去人民大会堂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通知。8月1日，报纸、广播公布了1972年建军节招待会出席人员名单，廖汉生名列其中。在一份名单就是一张政治晴雨表的特定年代，人们重新看到包括了廖汉生在内的一批被打倒的将军的名字，也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之光。而这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纠正林彪极左错误，重新“解放”并启用老干部的一个重要步骤。
1973年11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廖汉生为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1975年1月，廖汉生作为代表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同月，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名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职，同时调整了各大军区主要领导。2月16日，廖汉生受命担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当时的南京军区所辖防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在北京握有重权的“四人帮”干将张春桥仍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派廖汉生到南京任职，体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他的信任，但其是非之多、麻烦之大、担子之重，也自不待言。
廖汉生赴职前，主持军队工作的邓小平找廖汉生谈话，态度鲜明而又寓意深刻地说：“你过去是有角的，有硬角，你到了那里要保持这个角！”叶剑英元帅也先后几次叮嘱：毛主席已经多次批评了“四人帮”，你们没事不要往上海跑。
上任伊始，过去知道廖汉生性格的老战友们纷纷来看望他，并善意地告诫他要“少讲话”。对此，廖汉生一笑置之。9月15日，南京军区常委进行分工，廖汉生负责全面工作。他按照邓小平和叶帅的嘱托，以清醒的头脑立于是非之地，积极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方针，下部队，跑海防，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南京市成千上万的群众纷纷来到梅园新村原中共代表团驻地悼念周恩来，从上海至北京的那趟列车途经南京时，车厢被人们用油漆刷上了长长的标语，锋芒直指“四人帮”。不久，北京就爆发了影响巨大的“天安门事件”。
南京军区是“四人帮”插手部队的重要目标。江青等人企图借南京群众到植物园新村悼念周总理的所谓“南京事件”，整倒不听他们话、不跟他们走的军区领导。4月16日，廖汉生等南京军区有关人员、江苏省委负责人被召至北京人民大会堂，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南京事件的追查情况。会上通报，发生在南京的事件同北京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性质一样，时间比北京还早，影响面广，火车上的大标语带到全国去了，军区、省委态度不够明朗，没有制止，追查不力。整个会议主要是江青主批廖汉生和江苏省委负责人彭冲两人。当廖汉生汇报时，江青打断他的话，指责他在南京欺负军区司令员。廖汉生当场回答：“今天在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我要把话说清楚，我工作上有错误，但是我欺负没欺负别人，政治局可以派人检查！”当场把江青顶了回去。
由于“四人帮”的煽动，在南京军区干部队伍中个别干部派性比较严重。廖汉生在用人这个关键环节上，旗帜鲜明地反对派性，任用干部公道正派，反对任人唯亲。他多次在军区常委会上讲，考察一个干部，要看全部历史，不要看一时一事，要看工作业绩，不要盯着什么哪帮哪派，由于用人公道，打消了一些干部心存的顾虑，放下包袱努力工作，进而稳定了南京军区的干部队伍，为部队建设的稳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金秋十月，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党中央派了一架飞机将上海、江苏和南京军区的负责人接到北京，通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情况。同时，命令廖汉生采取措施，防止上海出乱子。次日，廖汉生受命飞回南京，连夜召开会议，迅速部署防范方案。会议结束后，廖汉生应中共中央上海工作组负责人苏振华之请，即赴上海，入住海军基地，商量预防措施，密切关注上海局势。由于廖汉生在南京军区一年多的扎实工作，加之指挥若定，措施得当，同其他领导一道稳定了局面，南京军区范围内没有出一点乱子，确保了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的稳定。
七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廖汉生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19日，中共第十一届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名单，廖汉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9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廖汉生任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80年1月11日，廖汉生调任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廖汉生当选为中央委员。
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后，廖汉生多次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退下来，以便让年轻同志接班。1982年底，廖汉生从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岗位下退下来，定居北京。次年6月18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廖汉生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从此，廖汉生专注地投入到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中。1988年4月，廖汉生再次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这期间的每一年，廖汉生都要用一半的时间到基层去考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跑的最多的是老、少、山、边、穷地区。廖汉生差不多每隔一年就要回到处于湘西山区的家乡看看，真切地感受革命老区的每一点细微变化，同时又常常慨叹变化得太慢了，至今还没有完全脱开一个“穷”字。特别是看到在家乡迟缓的发展变化中，领导干部却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不管碰到的是县、市、省负责同志还是中央领导，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说，一个干部本事再大，不经过一段时间扎扎实实的奋斗是干不出名堂的。基层干部不要像走马灯似地换，即使是来镀金嘛，也要有个程序，不能像刷墙似的，刷一层白灰两天就漏底了。要当长工，不能打短工、当临时工。
廖汉生有一个始终生活在农村老家的大女儿。这个女儿从生下来就跟着游击队到处跑，吃过苦，挨过饿，也坐过牢，却没有跟父亲享过一天福。即使跟随在廖汉生身边的4个儿女，他也没有讲过一句要求照顾的话。然而，贫困老区的人们找上门来，他再忙也要见一面，听一听他们的反映，找机会向有关部门呼吁一番，所以，到他家做客的，大多是来自贫困地区的人们。
廖汉生常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最让他牵肠挂肚的是农村、农业、农民。1993年清明时节，廖汉生驱车冒雨跑了湘西北20多个县，沿途一边祭扫烈士陵园，一边调查农民的收入和负担情况。廖汉生走一路讲一路说，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上也是一场农民的战争，我们的革命军队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构成的，没有农民的支持，我们是得不到天下的！今天我们如果不关心农民疾苦，不注意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等到农民拿着扁担来打我们，是要垮台的！
1997年12月，中央办公厅安排廖汉生、叶飞、杨成武等几位老将军共赴香港参观游览。廖汉生非常感慨，看到香港上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这对老将军们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欣慰。站在总督府门前，廖汉生不禁感叹道：真是换了人间啊！2001年春节刚过，廖汉生还参观了澳门特别行政区。
1993年3月，廖汉生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2006年10月5日，廖汉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