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庐山会谈，蒋介石对周恩来说：“朱、毛两同志须出来做事。”蒋介石称毛泽东、朱德为“同志”，他要安排朱、毛“出洋考察”。
1937年6月4日,周恩来从上海抵达庐山牯岭。6月8日，蒋介石在仙境般的“美庐”宽敞的青石台阶前，迎候周恩来的到来。
“蒋介石——周恩来”会谈就在“美庐”里举行。
国共谈判，从来曲曲折折，从未痛痛快快。照例，这一回也是如此。
谈判一开始，蒋介石就下了一步使周恩来难堪的棋。
此前，1937年3月23日，周恩来与潘汉年一起在杭州与蒋介石会谈，商定由中共方面起草国共共同纲领。为此，在延安窑洞里，中共中央反复研究着，写出了52条的《关于御侮救国、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
本来，周恩来上山是准备就在“52条”跟蒋介石仔仔细细再琢磨一番，可是蒋介石就像庐山的云雾一样变化莫测，竟然说：“这一回不讨论纲领！”
蒋介石的一句话，把中共煞费苦心的52条，扔进了废纸篓！
周恩来的涵养功夫挺不错，他皱了一下眉头，迁就反复无常的蒋介石。
蒋介石撂下共同纲领不说，又提出一个新主意，说是国共合作，那就得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
蒋介石坦然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国民革命同盟会，由他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目的干部合组之，以他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后执行，共同纲领亦由同盟会讨论、决定后执行：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视情况许可，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并与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发生关系，以代替共产党的关系。
至于其他问题，蒋介石也直接向周恩来表示如下意见：关于军队问题。中共发表对外宣言后，南京政府即发表3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人数可容至45000人。
关于边区政府问题。由国民党方面派正职长官，共产党方面推荐副职，行政费按规定发给，善后费用由国民党方面发给，共产党方面领袖人物须离开。
关于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的问题。国民大会240名指定名额中，可指定共产党出席代表，但不以共产党名义出席。国防会议开会时，可容共产党代表参加。
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在狱共产党可由共方开名单，分批释放。
蒋介石还提及关于毛泽东未来的安排。这是一个敏感问题。蒋介石说：“朱、毛两同志须出来做事。”蒋介石居然称毛泽东、朱德为“同志”！在这几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当然，蒋介石要“朱、毛两同志”出来“做事”，他要安排朱、毛“出洋考察”。
蒋介石的“出洋考察”其实早有先例：当年，蒋介石借廖仲恺被刺案，迫使政敌胡汉民“出洋考察”；眼下，蒋介石在处理了张学良之后正要杨虎城离开他的西北军“出洋考察”——5月27日，周恩来正是和杨虎城及夫人谢藻贞一起从西安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上海的，后来杨虎城终于在8月26日偕夫人一起“出洋考察”。
蒋介石如今要毛泽东、朱德“出洋考察”，无非也是变着法“驱逐出境”。
周恩来理所当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很明显，蒋介石改变了他在杭州谈判的许诺，仍旧是站在收编的立场上对待与中共的合作。
周恩来当即严正指出：“现在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商量合作抗日，而不是向国民党投诚接受国民党收编！”
周恩来再次提出：军队要求改编为4个师，在师以上设立总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边区政府由中共担任正职；国民党必须释放一切政治犯，特别是首先释放上海的七君子。
蒋介石见周恩来如此立场，一改上次杭州见面时的平和态度，对周恩来代表中共所提的要求拒不接受，双方说着说着争论起来，各项问题均不能解决。后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从旁调解，蒋介石只让步到可在3师之上设一政训处代行指挥之权，其他各项毫不松动。
周恩来当即表示疑惑不解，问蒋：“委员长，政训处何能指挥部队？”
蒋介石傲然道：“我是革命领袖，我要你们指挥，你们就能指挥。”
谈判中断时，蒋介石委托宋子文转告周恩来三点意见：共产党目前不要太大，易引起外间恐惧；共产党首先应取得全国信用；共产党不要使他太为难，以便将来发展。
周恩来知道再谈下去只能更僵，为缓和气氛，便表示待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后再作答复。
于是，周恩来带着庐山的雾气在6月18日回到延安。当周恩来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一再商讨准备国共谈判新的方案时，6月26日，蒋介石突然给周恩来发来电报，邀他再上庐山。七七事变猝然爆发，周恩来于7月13日再上庐山，此时全面抗战开启，双方发表了《国共合作》宣言，由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