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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启的“学堂”
□卢江良
在杭州的地盘上，有这样四所学校，它们中间，有的是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位列首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有的曾以“丝绸纺织”为特色闻名全国，是浙江省属重点建设大学；有的是杭州市教育局主办的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早年一度被誉为“江南四大名中”之一。尽管它们的“身份”和“等级”各不相同，但其创办人或执行创办人为同一人，他就是清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1896-1900）期间担任杭州知府的林启。
林启，清代官吏，在北京担任御史时，因上疏请罢颐和园工程，触怒了慈禧，被朝廷连降三级外放衢州任知府，后因政绩民声俱佳，被推举为“两浙循吏第一”，深受浙江巡抚廖寿丰赏识，经其多次向朝廷力荐，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调任杭州知府。他在杭州虽然只有短短4年零3个月，但先后创办或执行创办了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杭州蚕学馆（浙江理工大学前身）、养正书塾（杭州高级中学和杭州第四中学前身）等三所学堂。
于此，1933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年鉴》，将其作为102名全国“教育先进”之一收录其中。之后，更被认为是“我国教育史上倡导和施行义务教育的第一人”“我国教育史上制定和实行‘奖学金’制度的第一人”“中国教育史上创办农业职业技术学校的第一人”“我国现代蚕桑业和丝绸织造业的奠基人”“创办浙江现代中学教育的第一人”，称其“首派中国官费生留学日本”“揭开了我国近代纺织丝绸教育的帷幕”“开了浙江近代教育之先河”。
应该说，凭藉林启在教育史上的功绩，不要说将其称为“教育家”，就算加上前缀“杰出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过，与其在几乎所有的文献资料里将其定位成“身为官吏的教育家”，笔者更愿意将他视为“兴办教育的士大夫”。因为跟一般的教育家不同，林启兴办教育的目的，固然遵循“为了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这条基本的准则，但更多的是出于实现他作为士大夫的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立志为天下万民奉献终身”的抱负。
由于资料的缺失，笔者无法搜索到更多关于林启的施政理念，但根据唯一流传的他提出的政治主张——简文法以核实政、汰冗员以清仕途、崇风尚以挽士风、开利源以培民命，不难看出其对应着他任职履历中的几个阶段：任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外放陕西学政；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和回北京任御史；外放衢州、杭州任知府。至于“兴办教育”，无非是为了践行他自己提出的那个政治主张中的后两项“崇风尚以挽士风、开利源以培民命”吧。
事实上，也是如此。纵观他创办或执行创办的三所学堂，他起草的《浙江巡抚廖中丞奏设求是书院折》一文中提出：“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才，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他呈给浙江巡抚廖寿丰的《请筹款创设养蚕学堂禀》一文中称：“就时局而言，为中国之权利；就王政而言，为百姓之生计；就新法而言，为本源之本源；就浙者而言，为切要中的切要。”他创办养正书塾，校名取《易经》“蒙以养正圣功也”之义。
由此可见，林启执行创办求是书院，其目的是希望它成为当时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的重要场所，培养学生们实事求是、探索真理的精神；创设蚕学馆的目的，则是在于富国裕民；创办养正书塾，其校名“蒙以养正”之意，就是教育人养成正气，做一个品德高尚的志士仁人。换句话说，他创办或执行创办这些学堂，其用意不只是停留在单纯地培养满足于社会需求的人才，而是更多地遵循自己政治主张中的“崇风尚以挽士风、开利源以培民命”。
正因为林启给那些学堂赋予了一种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从而使得他的“兴办教育”跃升到了一种新的高度——于当时，不仅培养出了陈独秀、厉绥之、施承志、邵飘萍、许寿裳等杰出人才，还“守杭五年，政平人和”“治杭得其政，养士得其教，为匹夫匹妇得其利”；于未来，不仅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还为我国近现代蚕桑业和丝绸织造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此，后人盛赞道：“树谷一年，树木十年，树人百年，两浙无两”。
2024.3.12于杭州
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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