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有那么难吗？
来源 | 中国教师报
作者 | 储召生 中国教师报总编辑
上周到云南师范大学参加边疆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成立活动，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云师大的前身）创校校长黄钰生的认识。
黄钰生（1898—1990）是湖北人，因为舅父卢木斋的关系，上了天津南开中学。中学毕业考取了清华留美。1916年赴美，在劳伦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教育学与心理学硕士学位。1925年回到南开大学任教，后任南开大学秘书长。1938年“行年四十、徒行三千”，带领湘滇黔旅行团从长沙到达昆明。西南联大八年间，机缘巧合为云南教育事业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创办了云师大及其附校。
开疆辟土本不是黄钰生的特长。虽然贵为南开大学的二号人物，黄钰生对张伯苓校长绝对是言听计从。1929年张伯苓赴美期间，几位名教授因为待遇不公愤而离职，黄钰生无力挽回，只好私下叹息秘书的专擅和自己的软弱。南开文学院不设中国文学系，学界颇有微词。黄钰生和冯文潜多次向张伯苓面谏，始终未被采纳，对此黄钰生也只是私下抱怨。黄钰生并非没有自己的主张，用今天的话说，他是有大局观的。
创办师范学院本也不在计划之内。云南接纳了北清南三校，教育部和云南省也希望三校能为当地做点贡献。因此，西南联大师院自1938年8月成立，其宗旨就是为地方服务的。黄钰生也并不想担任师院院长，他以自己不是国民党党员来推辞，北大校长蒋梦麟笑着说：“那好办，我和梅贻琦（清华校长）介绍你加入就是了。”
推辞不了就接下来，按黄钰生的做事风格，要办师院就要办出个样子来。
在教育教学方面，黄钰生设想要办成牛津大学的学院或古代书院式的学院，因此对教师和学生都有严格的要求。教师实行坐班制，没课的时候也要到校，少讲大课，以便师生有足够的时间相互交流。学生除家在昆明的外一律住校，学生不得无故外宿，起床、就寝都按规定时间。每天早晨集合举行升旗仪式，每周召开总理纪念周。这在西南联大是有别于其他学院的。
在师资方面，黄钰生广泛联系西南联大知名学者，聘请了闻一多、罗常培、杨振声、杨武之、冯友兰等兼职教师，聘请邱椿、朱自清、江泽涵等担任系主任。据《联大大事记》记载，曾在联大师院任教的教师先后有91人，其中教授20人，副教授9人，讲师12人，教员14人，助教36人。教师实力之强，在教育部同年新建的其他7所师院里是少见的。
在学术研究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师院国文系办的《国文月刊》。从1940年到1946年《国文月刊》共出版了40期，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等都在上面发表文章，成为当时国内仅有的指导国文教学及研究的定期刊物。教育学系也积极主办学术刊物，如《益世报》的“教育”双周刊，《云南日报》的“西南教育”，《中央日报》的“教育与生活”等。通过办刊等，丰富了当时师范教育理论的研究，促进了师范教育的发展。
为了适应云南中等学校的师资需要，在“本科重质，专科重量”的原则下，黄钰生还主动与省教育厅联系，开办了专修科（开始称初级部）和“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这种模式兼顾了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使两者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从1938年师院成立到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加上专修科和晋修班，联大师院一共毕业了415人，成为云南省中等学校的中坚力量。
按照西南联大常委会的要求，师院还办有附属学校，黄钰生兼任附校主任（校长）。黄钰生确定联大附中的办学宗旨是，一为师院学生实习之场所，二为现代教育原理与技术之实验室，三为一般中等学校树立模范。实际上他也是在联大附中推广南开中学的经验，有校友回忆，在附中校园里经常能见到黄钰生，要么在找教员或学生谈话，要么在课堂里讲课，要么在球场边为学生比赛助威。联大附中很快就成为昆明乃至云南最好的中学，他后来总结说，“一生中最感得意的是在昆明办联大附中这一段”。
新中国成立后，黄钰生离开了教育一线，转任天津市人民图书馆馆长、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纵观黄钰生一生的教育实践，他一直都是在践行“能务实，不尚虚谈”的教育观，或者说他一生都在推行南开的教育经验。这与他是南开的学生和教师身份有关，也与他高度认同严修、张伯苓的教育主张有关。
这种“跟着走”的办学方式，并没有妨碍黄钰生的教育成就。在百度百科等介绍里，黄钰生仍以“著名教育家”名世。反观今天的不少“教育家”，动不动就重拟学校校训和办学宗旨，动不动就提出教育理论的创新，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有那么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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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教师报
编辑 | 皮皮兵不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