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一直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首都。
当然也有着一些国家存在多个首都，比如金砖五国之一的南非就有着三个首都，还有一些国家也是有着两个首都同时存在。
这些有的是出于开发需要，有的则是出于军事需要。
但是在中央集权的国家当中，往往都是只有一个首都，最多是有一个陪都的存在，比如中国封建王朝的西安和洛阳，常常护卫首都和陪都。
南京和北京在明朝也是拥有着两套独立的政治系统，当然，南京是在朱棣夺权以后，才失去了首都的地位的，这种两都制实际上还是迁都。
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迁都是加上并不多见，每一次的迁都都是关乎朝代兴亡的大事件。
比如周平王东迁是西周被犬戎灭亡才不得已迁都，东汉建都洛阳也是在王莽灭亡西汉十五年之后的重新建都，隋炀帝想迁都洛阳结果却因劳民伤财落得个亡国的下场。
所以不是万不得已，封建王朝的都城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毕竟一座城池、一片宫殿群的修建，都是需要庞大的财政收入作支撑的，稍有不慎都会损伤统治根基，得不偿失。
但是就是有这么一个朝代，历史记载上的迁都就得到了至少五次之多，再加上未取得正统地位之时的商国时期的八次迁都，商民族的迁都次数更是到达了恐怖的13次之多。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商民族在一千年的时间中不断地迁都呢？
一、水灾说
不论是上古神话时代还是封建王朝，中华儿女自古以来都饱受水旱灾害的困扰。
尤其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河，更是频繁决堤、改道，当然还有一些人为因素在其中，都为黄泛区的百姓们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在3000多年前的夏商时代，中原地区甚至还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十分丰沛，黄河水患的流量也是远远大于后世的水患。
夏初的大禹治水传说，就是刻在每一位中华儿女基因上的抗洪史诗。
而商朝时期的主要活动范围还是在如今的黄河两岸的河南河北地区，所以商王朝的国运也和黄河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旦发生水患，就是大规模的饥荒，甚至还有可能伴随着蝗灾和瘟疫灾害的爆发，所以推测商朝迁都 是因为黄河水患也并非是没有道理。
但是在盘庚迁殷之后，如今的河南安阳地区更是贴着黄河河道而建立，如果是因为黄河水患而迁都多次的话，商朝人还是不长记性，想继续让国都泡在黄河水里？
所以商朝因为水患而进行迁都的说法虽然也是有着一定的道理，并且很有可能有某一次迁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但并不能作为多次迁都的理由。
二、游牧说
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考古证据，以及近些年基因技术应用于考古研究，我们发现商民族并不是在中原地区土生土长出来的一个民族。
其实想想也是非常合理，毕竟在商朝前期中原地区是夏王朝的地盘，也不可能让某个民族或者势力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一家独大。
商民族是来自东北的一支东北夷民族，最早是生活在如今的辽东半岛附近的一个部落。
后来在不断地迁徙之中不断南下，来到了如今的北京、河北一带，并与山东的东夷部落、夏朝的西羌部落、中原地区的土著不断融合交流，才渐渐融入了中原文明圈。
在商朝先祖殷契的时候，殷契因为辅佐大禹治水有功，所以被舜帝分封在了漳河流域的商地（古时商漳同音同形），才开始以“商”为号，被中原文明所接纳认可。
但是在早期的商国时期，商民族应该还是保留着很多游牧民族的特性的。
“相土服马，亥作服牛”，商国的第三代君主相土掌握了驯马的技术，第十代国君王亥掌握了驯化牛作运输工具的技术。
证明在早商文化当中，商民族和牛、马等牲畜的关系还是十分密切的。
并且，王亥被现世的商人们尊为“商祖”，认为王亥是第一个做生意的人。
这正是因为王亥曾乘坐牛车，从如今的河南地区前往北边的易水流域进行牛羊交易。
当时的商国养了大量的牛羊，以至于牛羊过剩，所以商国的首领王亥就亲自率领着商队前往北边的有易国进行贸易。
商国的牛羊贸易，也充分说明了商民族在进入中原文明视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从事着畜牧业甚至是游牧业的。
虽然在早商文化中也存在着一些农业，但也不能否认游牧的可能性，很可能两种农业形式是共存的。
所以在早商时期的商民族进行着八次的迁徙，很有可能有着游牧的原因在里面，但是当商民族入主中原，取代了夏朝之后，游牧的理由就显得不是那么证据充分了。
游牧这种经济形势显然是无法支撑商朝这么大的一个王朝统治的，当时中原地区的水热条件十分优异，进行农耕显然是能够养活更多的劳动力。
所以这一理由，显然是不能解释后期的五次迁都的。
三、游耕说
既然后期的商民族已经步入了农耕社会，那么很有可能是因为耕地的变化而产生的迁徙行为。
有一些学者在游牧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游耕说，也叫游农说。
他们认为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有限，农业技术还是停留在一种相当粗犷原始的状态。
这种游农的基础就是最原始的刀耕火种，商民族在开垦一片荒地的时候会先用一把大火烧掉原有的植被，并在肥沃的草木灰土上进行耕种。
但当时的中原地区远比我们现在温暖湿润，降水偏多，雨水会带走很多的土壤养分，就像如今南方一些降水充沛地区的贫瘠红壤一样，十分不适宜耕种。
当然，商人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掌握了施肥的技术：
“汤有旱灾，伊尹作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汜胜之书》
早在夏朝末年的商民族就已经掌握了施用粪肥的方法，在近代出土的一些甲骨文当中，也有着大量“尿田”的卜辞记载。
所以起码在商代成立早期，商人掌握施肥技术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在早商时期，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商民族掌握施肥技术，如果不能够给土壤提供足够的肥力，一片耕地在生产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变得十分贫瘠，难以进行进一步的耕种了。
所以在早商时期，很有可能是游耕、游牧双重原因的主导之下，商民族才进行的都城迁徙。
虽然 商王朝时期就已经掌握了施肥技术，但施肥技术是否成熟，商朝王畿之地的土壤是否会出现土壤板结、盐碱化等问题，我们也不得而知，只能是将游农说作为一种比较可靠的猜测来进行讨论。
四、权力斗争说
商朝是一个由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奴隶制国家，商王的权力会受到族权、贵族、神权等多方面的限制，越是到统治后期，贵族的权力就越大，王的权力就越小。
原有参与国家政治的世袭奴隶主贵族们在商王朝国都附近有着大量的土地等既得利益，对王权的威胁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在政治决策上也是有着相当的话语权。
除此之外，继承制度的混乱也让 商朝的王族之内也有着大量的矛盾存在。商朝的王位继承制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两种制度并行的，两种制度都是合法的存在。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医疗水平有限，很多国君在年轻的时候就可能会因为一些疾病死去，年幼的嫡长子没有继承王位的能力，先王的弟弟也就顺理成章地接过王位。
但是这种双继承制并存的制度实际上是存在着很多隐患的，非常容易导致王位纷争，甚至还会王族之外的贵族掺杂其中，企图谋取王位。
如此一来是非常不利于王朝的长久统治的，所以为了削减原有的贵族力量，商王朝就用迁都的方法，来削弱原有贵族的实力，重新分配土地资源，顺带解决一下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矛盾。
至于夺权成功的新王，也有可能慑于原来旧贵族的强大，担心会被推翻，不敢在原来的都城定居，另外寻找都城建立新的统治，也是极有可能的。
相比于之前的游耕、游牧、水灾等说法，权力斗争说则实行相对比较合理的一种，当然也有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到一块才进行的频繁迁都。
结语：
除此之外，迁都的假说还有去奢行说、殖民征服说、战争需要说等等说法，都是有着一定的道理，但也都是因为年代久远，无法找到足够的论据来支撑，而只被少数人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