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画坛，涌现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像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张大千、徐悲鸿，刘海粟，溥心畲等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如今都成了后人仰望的对象。这其中很多大师之间都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有些人之间保持着终生的友谊，有些人之间则从萍水相逢到老死不相往来，结下了很深的恩怨。
今天这篇文章讲述了几位大师之间的恩怨，透过他们之间的恩怨，使我们得以管窥在民国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一些画家之间的生活状态以及思想碰撞。
通过他们之间的恩怨，也使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大师身上恩怨分明的个性，使我们感受到他们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也是有血有肉，有鲜明个性的普通人。
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些大师之间的恩怨如一幕幕精彩的电影片断，使他们的形象更加饱满，更加立体的展现在我们面前。
此文主要讲述了六位大师之间的恩怨。第一篇是张大千和徐燕荪之间的恩怨。张大千和徐燕荪都是画人物画的高手，尤其是在民国时期，徐燕荪所画的仕女名噪一时，功力一点不输于张大千，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徐燕荪一开始对张大千这个从南方来京的北漂颇不以为然，曾经在一幅画上题写了一段跋语，言辞之间，对张大千颇有讥讽之意。张大千知道后也是丝毫不让，写了一首诗题画诗，直接把徐燕荪比作‘徐娘’，报了一箭之仇，但这却惹怒了徐燕孙，最后两人对簿公堂。后经人调解，把酒言欢，化干戈为玉帛，相逢一笑泯恩仇。第二篇是齐白石与吴昌硕之间的恩怨。齐白石和吴昌硕两人并没有见过面，甚至有传言齐白石想拜入吴昌硕的门下，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相识。吴昌硕也曾经受人之托，为齐白石亲笔书写过润格。有人说，齐白石所写的那一首很著名的诗‘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別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是拜吴昌硕为师的投名状。但最后两人之间却产生了恩怨，原因在于齐白石受吴昌硕的徒弟陈师曾的建议，开始衰年变法，后来，陈师曾携带齐白石的作品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使齐白石在日本一举成名。齐白石的画作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远远高于吴昌硕，吴昌硕的画竟无人问津。这使身在上海的吴昌硕心里很不爽，说了一句牢骚话：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这句话传到齐白石的耳朵里，齐白石也是耿耿于怀，在心中记挂了一辈子。
第三篇是刘海粟和徐悲鸿之间的恩怨。徐悲鸿和刘海粟都有留学法国的经历，两人都是绘画中西结合的代表人物。有传闻说，徐悲鸿最早入上海美专，曾受教于刘海粟，是刘海粟的学生。刘海粟在人前人后也常拿此事来自我标榜。当徐悲鸿在报上看到有人称他是刘海粟的学生时，勃然大怒，很快写文章反击。由此掀开了两人之间长达数月的笔战，此事在当时轰动一时。在建国之后，两人之间的恩怨仍在继续，徐悲鸿却不幸于1953年过早的逝世，使两人之间的恩怨戛然而止，画上了一个未了的句号。
以下为正文：
乙亥（1935），山水画家谢匋均结婚于北平，人物画家徐操(1898—1961，字燕荪)送仕女图以贺，上题字曰：“比翼人兮，珊珊来迟，亦为子衡弟催装，此种画法，余合目可为之，而蜀客张某且以知之。玄乎，高人见之岂不冷齿乎。”
言辞间于‘蜀客’颇不屑也。
‘蜀客’者，张大千也。
是年春，大千与其兄张善孖举办“张善孖、张大千昆仲联合画展”北平中山公园水榭。然累于仿石涛之‘恶名，北平画界颇非议之。
大千之友于非闇撰文于《北平晨报》副刊，称誉大千过甚，有＇奴视一切＇之语。京城画界大哗，益排之。有吴幻荪者，激于“奴视一切”而致函大千，欲与公开绘画作较量，终罢。
越明年，春，中国画学研究会举办例展。徐操观展，过一《仕女图》下，画学研究会会长周肇祥指画语徐操曰：“看！是画也，成心玩笑足下也，徐娘者，非汝徐燕荪乎？”
燕荪目之，乃张大千与于非闇合作之仕女扑蝶图也，而题款云：
“非闇画蝴蝶，不减马江香。大千补仕女，自比郭清狂。若令徐娘见，吹牛两大王。丙子三月 大千居士爰。”
盖大千之意，以明代女画家马江香喻非闇，而喻己以明代画家郭诩（号清狂道人）。徐娘者，梁元帝后妃也，成语＇半老徐娘＇即指此人也，然荒淫成性，无令闻。
燕荪大怒，拂袖而去。俄而复返，以照相机摄图以存证，至律师事务所，面询蔡礼，梁柱二律师，欲讼之。
蔡礼、梁柱二律师以为状告至法院，似有不妥，燕荪乃撰文于《实报》，与大千挑笔战焉。
大千延律师蔡礼之师江庸以相助，江庸咎蔡礼之挑起争端也，欲息之。然推波助澜者间之，笔战一时难停。
后经书法大家于右任先生出面斡旋，双方息战和解。并宴饮于中南海“芳华楼”，握手言欢，又留影于楼前“植秀轩”，以纪念焉。
是后，大千内收棱角，外示圆融，交游益广，足迹遍天下矣。
徐悲鸿尝誉大千曰：“五百年来一大千”。大千止之，惶恐曰：“山水，我画不过溥心畲、吴湖帆；花卉翎毛，我画不过于非闇 、汪慎生；人物仕女，我画不过徐燕荪；”
二
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
我欲九泉牛马走，三家门下转轮来。
此齐白石题画诗也。
初，白石定居京华，其画‘冷逸似雪个，游燕不值钱’。以刻印聊资煤米，挂单南纸店。陈师曾过而见白石所刻印，奇之。因访白石于法源寺，晤谈之下，竟成莫逆。
师曾，老缶之高足也。因劝白石师老缶，衰年变法，并以所藏老缶画示白石，白石借之家，朝夕观摩，画风大变。
有胡鄂公者，旧京之名流也，逛瑠璃厂，见白石画，青眼有加，因购多幅以藏。久之，与白石成老友。
庚申（1920），白石托胡鄂公之海上，倩吴缶老订润格与己，缶老手书润格曰：
齐山人濒生为湘绮高弟子，吟诗多峭拔语。其书画墨韵孤秀磊落。兼善篆刻，得秦汉遗意。曩经樊山评定，而求者踵相接，更觉手挥不暇。为特重订如左：（文略）庚申岁暮，吴昌硕，年七十七。
壬戌（1922），师曾携国内名家画作参加东京之中日联合绘画展览。
白石之画大售，花鸟每幅一百元银币，山水二尺二百五十银元…
未几，抢购一空。老缶之画竟无问津者。
白石闻之，大悦，赋诗曰：
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
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
老缶闻之，怅然，叹曰：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
越明年，师曾殁，白石哭之恸。
又明年，刻印一方，曰：
老夫也在皮毛类。
盖老缶之言不胫而走，终入于白石之耳。白石乃借石涛题画诗刊此印，以纪其事。
石涛原诗云：
书画名传品类高，先生高出众皮毛。
老夫也在皮毛类，一笑题成迅綵毫。
白石耿耿于怀，没齿不忘。
后三十年，白石语胡佩衡曰：
一生没画过吴昌硕。
语殆双关也，或言沒超过，或言没学过，两可之辞也。
三
壬申（1932），“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在开幕于海上。
曾今可撰《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一文，发表于《新时代》杂志，云：“国内名画家徐悲鸿、林风眠……都是他（刘海粟）的学生。”
悲鸿见文大怒，立登《徐悲鸿启事》于《申报》：
“民国初年，有甬人乌某，在沪爱尔近路（后迁横浜路），设一图画美术院者，与其同学杨某等，俱周湘之徒也。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惟赖北京路旧书中插图为范，盖一纯粹之野鸡学校也。时吾年未二十，来自田间，诚悫之愚，惑于广告，茫然不知其详；既而，鄙画亦成该院函授稿本。数月他去，乃学于震旦，始习素描。后游日本及留学欧洲。今有曾某者，为一文载某杂志，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鄙人在欧八年，虽无荣誉，却未尝试持一与美术学校校长照片视为无上荣宠。此类照片吾有甚多，只作纪念，不作他用。博物院画，人皆有之，吾亦有之；既不奉赠，亦不央求。伟大牛皮，通人齿冷，以此为艺，其艺可知。昔玄奘入印，询求正教。今流氓西渡，惟学吹牛，学术前途，有何希望；师道应尊，但不存于野鸡学校。因其目的在营业欺诈，为学术界蟊贼败类，无耻之尤也。曾某意在侮辱，故不容缄默。惟海上鬼蜮，难以究诘，恕不再登。伏祈公鉴。”
盖悲鸿初至沪，年未二十，见上海美专招生广告，抱学艺之忱入该校，然不满于该校‘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未几即离去。而自己所作之画竟被学校拿来作教学稿本，可见学校设备简陋之一斑。且刘海粟从未授课于己，故坚决否认与之存在师生关系。
海粟见启事之‘盖一纯粹之野鸡学校也。…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今流氓西渡，惟学吹牛…为学术界蟊贼败类，无耻之尤’等语，亦大怒。
乃登《刘海粟启事》于《申报》曰：
‘第三卷三期《新时代》杂志曾今可先生刊有批评拙作画展一文。曾先生亦非素识，文中所言，纯出衷心，固不失文艺批评家之风度，不谓引起徐某嫉视，不惜谩骂，指图画美术院为野鸡学校。实则图画美术院即美专前身，彼时鄙人年未弱冠，苦心经营。即以徐某所指石膏模型一具都无而言，须知在中国之创用“石膏模型”及“人体模特儿”者，即为图画美术院经几次苦斗，为国人所共知，此非“艺术绅士”如徐某所能抹杀。且美专二十一年来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所能以爱恶生死之。鄙人身许艺学，本良知良能，独行其是，谗言毁谤，受之有素，无所顾惜。徐某尝为文斥近世艺坛宗师塞尚、马蒂斯为“流氓”，其思想如此，早为识者所鄙。今影射鄙人为“流氓”，殊不足奇。今后鄙人又多一“艺术流氓”之头衔矣。惟彼日以“艺术绅士”自期，故其艺沦为“官学派”而不能自拔。法国画院之尊严，稍具常识者皆知之，奉赠既所不受，央求亦不可得，嫉视何为？真理如经天日月，亘万古而长明。容有晦冥，亦一时之暂耳。鄙人无所畏焉。’
民初（1912），刘海粟与乌始光、张聿光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张聿光为第一任校长。
癸丑（1913），徐悲鸿入该校，在校半年即离去。今存上海图画美术院收支总账目，尚有悲鸿交费清单。
然徐悲鸿所读为选科（速成科），刘海粟所教为正科（本科），刘未授课于徐，应可信。
刘为该校创始人之一，有记载云刘当时为副校长，以名义上之师生关系视之，似亦无不可。
悲鸿所以固不认海粟为师者，一则羞愤于当时求学窘境之曝露也，二则确无授受之实，三则艺术主张之相左也。
盖悲鸿之求学于欧洲也，属意古典主义写实风格，倡写实主义，‘斥近世艺坛宗师塞尚、马蒂斯为“流氓。’
海粟之求学于欧洲也，属意现代主义，私淑形式主义，表现主义。
海粟讥悲鸿之画为‘官学派’，悲鸿斥海粟为“艺术流氓’，形同水火。
曾今可见徐刘笔仗火药味渐炽，欲息争，亦发启事于《申报》：
‘昨阅《申报》徐悲鸿先生启事，以《新时代》月刊三卷三期拙稿《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一文为“意在侮辱”，查今可认识徐悲鸿先生在认识刘海粟先生之前，彼此都是朋友，固无所厚薄。拙文中亦并无侮辱徐先生之处。
此启。’
悲鸿并不买帐，继续发文曰：
“…伟大哉牛皮！急不忘皮，念念在兹。但乞灵于皮，曷若乞灵于学！学而可致，何必甘心认为流氓。笔墨之争，汝仍不及（除非撒谎）。”
“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
海粟欲提笔再战，忽接蔡元培先生信，信云：
君名声过于徐，笔战不休，反为徐某张目矣。（大意如此）。
又接梁宗岱信，誉其画“已由摸索的前进而为坚定的，由依凭的如其不是模仿的进而为创造的”。
海粟乃以所草过半之应战稿掷纸篓，息争焉。
后二十年（1952）上海美专与苏州美专、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刘海粟被任命为华东艺专专科学校校长。
悲鸿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致信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反对刘海粟出任校长，并斥之为“汉奸”。
信云：
周扬先生：
……
前几日，我为抗议汉奸刘海粟出任华东美专校长，曾与先生面谈，并致长函备忘（又附览刘国画两册）。今觉意犹有未尽，再述如下：
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此乃吾人最蔑视者，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之污点。再则，刘海粟抄袭他人作品以蒙蔽人民，铁证如山，为清除文艺界之恶劣作风，此乃典型事件，我当坚持抗议到底！愿知先生意见……
未久，悲鸿复致信周扬云：
周扬部长：
今日先生谈拟开座谈会，令刘海粟检讨，我回来思量，以为不必要，原因是：这可能成为像刘海粟在上海时自吹自捧的“检讨会”，不解决问题。我以为应叫他坦白下列各点：
（1）上海沦陷时间与日本人有那（哪）些勾结？参加过那（哪）些媚敌活动？担任过何种职务？
（2）共盗（剽）窃过那（哪）些作品？（如果写明仿某人作品不算）一一列举出来。
（3）谁贩卖形式主义？谁毒害了青年？是我还是他？谁是谁非？应严格检讨。
以上各点，须在一星期内交出材料与文化部，如果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如果他还隐瞒或辩护，足证问题严重，文化部应严加追究查办，我想先生当能同意。我当继续收集有关材料，在他坦白期间暂不发表。
鸿悲斥海粟为汉奸也，盖所据为乙酉（1945）《新华日报》刊登之“文化汉奸名录”，第一名为周作人，第六名即刘海粟。
此本读者来信揭发提供之名录也，非出于官方公布。
初，汪伪政权成立于南京，褚民谊（汪精卫助手）邀请刘海粟担任教育部长。
刘海粟学生简繁所著《沧海》一书录海粟回忆云：
“褚民谊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当初他陪我去见汪精卫。汪精卫问我，你看我会做汉奸吗？我说你当然不会，你也是爱国的！……这个人的演讲能力好极了，样子又长得漂亮，老实说我被他打动了，答应做一些教育方面的事情。”
后，刘海粟见凡为日伪政府做事之人，多遭不测。故避走南洋，赴印尼举办展览，并未任职于汪卫政府。
又回忆云
“1943年5月二十几号，日本人用军用飞机把我从南洋送回上海，我一直是很倔强的，这是斗争啊！……当初日本军部派军用专机送我回来，有许多人不理解，以为刘海粟一定是卖身投靠做了汉奸了。误会很多，我不管的，随他们去说。”
回上海未久，刘海粟即与在印尼结识之富商之女夏伊乔完婚，日军高官川本芳太郎与高岛阙次郎竟登门道喜。
对此，刘海粟解释曰：与日本军部之人与汪伪政权之人只是‘吃吃饭、喝喝酒’而已，“他们的心意很好，交朋友可以，但要我出来为他们做事情万万不可以”。
又曰：“中间日本军部派人给我送过两次钱，我没有收。这一点，我很坚持。你要是收了他们的钱，证明你完全被他们收买了，真正变成汉奸了。起头在上海，汪精卫要发给我津贴，我也是一分钱不拿的。所以后来我很硬气，徐悲鸿他们说我是汉奸，我叫他们拿证据，他们就拿不出来了。”
此后话也。
写毕二信后七十余日，悲鸿溘然长逝。
悲鸿与海粟，可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矣。
四 总结
大千，燕荪，白石，老缶，悲鸿，海粟诸人，皆近代画坛风云人物也。然各人性情不同，相识相交，终不免龃龉焉。
大千圆融，一笑泯恩仇，皆大欢喜。
白石原倾心于老缶，愿为‘走狗’列门墙，竟遭皮毛之讥，耿耿于怀，终生难忘。然亦鞭策己身以自成面貌也。
悲鸿疾恶如仇，‘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不免以好恶臧否人。其胸怀广处，能为白石，抱石之伯乐；其‘独持偏见处’，海粟，冠中诸人所不容也。
是以冠中先生后来以“美盲”讽之，非无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