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红军的经历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在当年所经历的事件是不能重复的历史。我前后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内对在江西工作的和江西籍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进行了寻访,他们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卫生员,护士,有的是战士,警卫员,马夫,挑夫等等,但他们艰苦朴素,不居功自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是当代人的楷模。

作者:戴廷耀

保证通信畅通的无线电兵肖荣昌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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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底在总参三部采访时,我与肖荣昌老红军家联系过多次,肖老住院未能采访,2003年9月19日晚上再次与肖荣昌老红军联系,肖老同意2003年9月20日上午接受采访,由于田浩有事,请了王师傅开车送我去厢红旗乐家花园干休所。

车开进了厢红旗乐家花园干休所,院子不是很大,但很安静、整洁,老红军肖荣昌将军住在一号楼二号。肖老见我们很高兴,在客厅落座后,墙上悬掛的各时期照片,吸引了我,有在延安受毛主席接见的照片,有同朱德、贺龙等老一代革命家在一起的照片,还有同红军时的老师长肖克的合影等,肖老说:“这些照片我保管的很好,也很珍惜”。

当我问肖老哪年参加红军的,他与我谈起了当年参加红军的情景。

1918年7月我出生在江西吉安县敦厚镇车头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我家里只有两亩田地,父亲在家种地,偶尔做点手工裁缝,生活非常艰难。我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得到了肺病,因为没有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我母亲只好到地主家去当奶妈,还要给地主家洗衣服、做饭,勉强能够我们母子两个吃饭。当我6岁的时候,母亲把存钱全部拿出来,供我去私塾启蒙读书,我先后读了四年书,到11岁的时候,母亲送我去吉安城洋货店当学徒。

1930年,毛主席率领十万工农下吉安,就是攻打吉安,在此之前,游击队、赤卫队攻打吉安七八次都没有攻下,他们用梭标、大刀、土枪、土炮,又不会冲铁丝网。吉安城外有壕沟、铁丝网、城墙。这次,毛主席、朱德率领工农红军和游击队,从南门、北门、西门攻击,东门是赣江攻不了,吉安打开后,召开了庆祝大会。红军动员商店老板、学徒组织工会参加了庆祝大会,我这个洋货店的小伙计,也被动员参加了庆祝大会,并且每人发一根梭标,红袖章,我也参加了工会。

红军打开吉安后,没有动商店的一草一木,宣传保护工商业,所以大家也不害怕。毛主席当时写到“十万工农下吉安”,写的就是当时的情景。庆祝大会上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人民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省级苏维埃级政府。曾山任主席,陈正人为副主席。

国民党不甘心失败,集中湘赣的部队要重新夺回吉安。红军撤出了吉安,我们很多学徒跟着红军走,当年我只有12岁,红军不收我,我坚决要求参加,最后同意我在连部当警卫员,跟着部队到了永新,这样,我就走了上革命的道路。

我们到永新县城后,在列宁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司号连让我作为青年代表讲演。

红军第一部无线电台是在第一次反“围剿”时缴获的,红军对无线电部队的建设非常重视,办了三次无线电培训班。1933年5月,湘赣军区无线电队派人来学校司号连选人参加第二期培训班。当时我们连三个排100多人,就选上了我一个人。

1934年8月,我们作为抗日先遣队,提前长征,先行与在湘鄂边的贺龙会合。

1934年10月17日,军团主力要经过甘溪进到马场坪,从一条没有道路的大峡谷向东突围。我们无线电中队的充电机太笨重了,只好在大峡谷埋掉了。我们在甘溪战斗的那几天,是西征中最艰苦的,几乎是弹尽粮绝,红十八师师长龙云负伤被俘,被敌人杀害了。

我们从甘溪突围出来以后,电台又恢复了工作,每天听抄国民党广播新闻。当时红二军团没有电台,而且我们和红二军团的号谱也不统一,所以根本联系不上。任政委让我们抄听敌人的广播,听到里面讲“贺匪和共匪肖克企图在什么什么地区会合”,我们马上就按照新闻中所说的地方去找。结果红二军团的人看见有人追,以为是敌人,拔腿就跑。但就是追不上。

后来还是李达带领的红十七师第十九团,先找到了红二军团,然后带领他们出来迎接红六军团的主力,一路上用红六军团的号谱,才找到我们。至此,我们被敌人分割成三段的红六军团,才分别于10月15日、23日、24日在沿河县的铅厂坝、梵净山、印江的木黄和贺龙与关向应会合。

我们出发的时候有9600多人,但这次被敌人分割包围成三个部分,等和红二军团会合的时候,剩下不到4000人了。

1935年8月8日。为策应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红六军团主动出击,包围了湖南宣恩县城,准备消灭前来救援的敌军张振汉师。张振汉受过军校教育,在与红军作战中,多次叫嚷“活捉贺龙”,气焰非常嚣张。

张振汉的师部设在一个大石头后边,在我们进攻时,他用电台发着SOS的求救信号。

我接收到了他们的求救信号,经请示军团长后,我用电台向敌人发了一封明码电报,大意是:“诸位仁兄,你们已经没有希望突围了,希望你们不要破坏电台,完好地送给红军,才是你们的好出路,红军欢迎你们。”

张振汉师曾多次与红军交手,他们对红军的俘虏政策早有耳闻。当红军冲进敌师部后,他们果然把电台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全体报务员都加入了红军。

师长张振汉也没有逃掉,他穿着一身又瘦又小的士兵服,被带到了贺龙的面前。贺龙亲自倒了一杯开水放在他的面前,邀请他参加红军。

原以为必死无疑的张振汉,同意参加红军,后来跟随红军到达了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在交谈过程中,我了解到肖老1918年出生在江西吉安县敦厚镇车头村,1930年参加红军。1933年由团转党。参加了苏区的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先后历任:勤务员、报务员、总参二局报务训练班主任、总参二局一科研究员、组长、股长、三科科长、系副主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部副科长总参二局一处处长、晋绥、总参三部一局政委、局长、副部长兼后勤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1984年离休。

肖老的字写得好,还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我提出请他一幅字时,肖老笑着说:“你照片寄来后,我再写好寄你”。果然在收到我照片后,回信中除对我拍的照片赞扬一番外,还夹寄了一副三尺长的宣纸横联,上书“宁静致远”四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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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老在采访时,介绍他在战争年代照的几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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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朱纪章

2002年9月20日下午,我在朝阳区劲松小区找到在江西省税务局工作的老红军朱纪章同志家,朱老在江西离休后,回到北京居住。

朱纪章,原名朱光。1911年11月出生在天津,朱纪章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直接投身到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中。1932年,他从扶轮中学毕业,考入法商学院,经“反帝大同盟”的负责人、中共党员张敬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曾参加组织领导天津市学联、全国学联工作,并在地下党组织部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上饶集中营做地下工作,任国民党上饶集中营副主任。

周恩来总理副官老红军颜太龙

在朱老家没有待多久,我们又开车沿四环高架前往老红军颜太龙家。颜老现在住的房子华亭嘉园,是儿子购买的小区建筑,住二十五层近三百平方米,屋内装修新颖,布局合理,一个客厅足有上百平米。在客厅的落地玻璃前,可见奥运鸟巢、水立方场馆在兴建之中。

颜老1915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1929年参加了工农红军,1937年由团转党,参加了苏区的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先后担任警卫员、湘赣政治保卫局通讯员、红二方面军军团部保卫局侦察员、周恩来同志副官、副官处长、交际科长、是周恩来警卫员中二龙一虎之一(龙飞虎、陈龙、颜太龙)、东北运输总公司副总经理兼公路总局路政处长、中波公司总经理、交通部公路总局路政处长兼秘书处长、交通部华南区海运副局长、党委常委、港务监督长等职。

颜老在《人民的好总理》《毛主席在重庆谈判》《周恩来和他的卫士们》《周总理遇险》书中留下纪念回忆文章。

颜老要家里多炒几个辣椒菜,让我和王师傅在家吃饭,在饭桌上颜老说:“江西的老红军对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江西应该多走出来采访健在的老红军,几十年来没有一个江西人来采访过我,湖南、陕西、重庆都来采访过我。”他伸出一个大拇指对我说:“今天唯一的是老戴,你是第一个来采访我的江西人,我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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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贺祺

2003年9月21日在丰台程庄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干休所,我采访了江西老红军贺琪,去年在这里采访过老红军刘洪辉等同志,但这次来丰台,还是找了很久才找到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干休所。

贺老于1918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象形村,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医院当卫生员,护理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由团转党,1934年11月部队转移离开永新,在湖南大庸分区卫生所担任护士班长,1935年9月在红二军第十六师第十八团卫生队任调剂员,1937年在120师卫生部任护士班长,护士长,医生,所长,科长,解放战争在第七军卫生部任科长,副院长,1952年后,在后勤学院任卫生处长,第四军医大任副校长兼教务处长。

在采访中,贺老给我提供了江西籍老红军谢华的住址和电话,我离开贺老家,先赶到了老红军刘九洲家。

编辑:严京平《白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