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李大钊生前唯一的视频影像
1943年4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整版专文纪念李大钊烈士。为了还原当时最真实的场景，特意邀请了李大钊长女李星华撰写了这篇文章《十六年前的回忆》。
这是16年来第一次有目击者亲自讲述“4月28日”烈士的牺牲。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国内广泛关注。
建国以来，
、《十六年前的回忆》被选入小学语文教材。几乎所有上个世纪长大的孩子都学过这篇课文。
很多人通过这篇文章第一次认识了李大钊，也第一次认识了李葆华和李星华的名字。
李葆华出生于1908年，李星华出生于1911年。五兄妹中，李葆华星一号和李星华星二号不仅是家里年龄最大的，也是经验最丰富的。
和大多数革命家庭一样，李大钊忙于事业，经常周游列国。兄弟姐妹在母亲的照顾下长大。与他的父亲李大钊满腹经济学不同，他的母亲赵纫兰从未读书，只懂一点文字，但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她用温暖的怀抱，给了宝花和杏花一个幸福的童年。
他们童年时随母亲生活在家乡河北省乐亭县的农村。当时，他们的父亲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们每年暑假才会回家看望他们。
乐亭位于渤海湾。在宝华和兴华的记忆中，乐亭县大黑坨村的家乡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好山好水，养育了家乡勤劳勇敢的人民，滋养了宝华、兴华年轻的心灵，赋予了他们真诚纯朴的品格。
那是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近代最黑暗的时刻。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恶霸横行，老百姓生活陷入困境。
宝花和杏花的外婆是当地的富裕家庭，父亲是北平的大学教授，所以两兄妹从小过着富裕的生活。
但在家里，兄妹俩总能听到大人们说起天灾人祸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家门口也时常有穷人来讨饭。我的祖母和母亲都是仁慈的人。只要看到有人在门口讨饭，他们就不会让他们饿着肚子离开。
这样的家庭氛围，让宝华和杏花有了一颗济世之心。
但对兄妹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父亲——李大钊。
父亲总是很忙，一年中陪伴他们的时间很少，但在他们心里，父亲总是善良的。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对子女的教育无不体现了“五四”时期反封建专制、尊重个体发展的新思想。
李大钊爱小孩子，但他从不溺爱孩子，更不训斥、打孩子。与知识相比，他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品德和人格。他总是从小事做起，点点滴滴，在生活中告诉孩子一些最基本的做人道理。
图｜《觉醒年代》小李葆华见到爸爸时奇怪又害羞
与童年的富裕相比，宝华和杏花的青春期是在贫困和动荡中度过的。宝华十四、十五岁的时候，家里就开始贫困，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母亲常常为衣食发愁。有时，一家人几乎陷入了几乎没有饭可煮的境地。一家人的穿着都非常节俭，甚至可以说是寒酸。
当时，兴华在孔德学校读书，他的同学大多是北大教授的孩子。少女时代的她，亭亭玉立，雍容华贵，但因为家庭原因，就是穿不了漂亮的衣服。
这个年纪的女孩子还有不爱美的吗？这样的形象让她在同学面前有些尴尬。过年了，小妹妹哭着求妈妈给她买新衣服。妈妈心疼小女儿，就咬牙做了一个。妹妹高兴地穿上了新衣服，杏花看着她幸福的脸，心里真是羡慕啊！
妈妈看着杏花的样子，心里很难过。她理解女儿的想法，但她也无能为力，因为此时家里的钱都被丈夫用来做“有用的事”了。被阻止。
随着宝花和杏花的长大，他们逐渐明白了父亲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是什么。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开始积极筹划建立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导了中国革命的未来。
但自从父亲参加革命后，宝华和杏花深深地感到家里的生活从未平静过。平日里总有流氓奸细上门骚扰闹事，生活被这些小人搅乱。而父母则不得不带着全家人不断地搬家。
从1924年到1926年，宝华和杏花都觉得父亲忙得不可开交。此时，李大钊经常南下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以推动国共第一次合作。每次从外地回来，我都没有时间休息，所以我没日没夜地投入工作，不是坐在办公桌前，就是和书房里的一群年轻人秘密开会讨论事情，甚至很少和孩子说话。
这段时间，两人最难忘的就是妹妹钟华的去世。
那是1924年的春天，父亲忙于党的事业，废寝忘食。这时，肖中华患上了肺炎。但一连几天，李大钊忙于工作，无暇询问女儿的情况。看着孩子的病越来越重，母亲心急如焚，却无能为力。而当李大钊抽出时间的时候，孩子的病已经被耽搁了，3岁的小中华就过早地去世了。
妹妹仲华的去世，让全家人都很悲伤，李大钊更是悲痛欲绝，但他却连思念心爱的女儿和安慰家人的时间都来不及，就匆匆离开了北京。
很快，家里就收到了父亲的一封长信，信中写了一首悼念小女儿钟华的长诗。宝华、杏花和妈妈在灯下读着信，眼含热泪。兄妹俩被父亲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深深感动。
父亲去了那里半年，直到父亲回来，兄妹俩才知道，他这次偷偷离开北京，去参加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6年“三月十八”惨案发生后，为避免被反动政府通缉，李大钊转入地下工作，住在东交民巷的俄国军营里，继续领导国民党和国民党的革命活动。共产党。为了照顾李大钊的起居，杏花和妹妹燕花也搬去和母亲一起住，宝花和弟弟则留在朝阳里的旧宅。
此时的宝华已经成长为一个18岁的青年，他对父亲的事业有了更多的了解。寄信加入共青团。
1927年4月6日上午，张作霖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突然派兵进入东交民巷进行疯狂突袭，抄袭了苏联大使馆。
虽然事前有人报警，但李大钊毕竟是学者，所以低估了事态的危险性，没有转移。事发时，兴华恰巧与父亲在一起，并与父亲一同被捕。随后，他的母亲和妹妹艳华也在另一处被抓捕。
照片｜1927年4月李大钊去世后，杏华（右）、燕华（中）、光华（左）在福友街后坑朝阳里3号家中
这天，李葆华和同学们正好去小汤山郊游。回家路上，孔德学校的同学带他来到清华园，告诉他家里出事的消息，使他脱离了敌人的魔掌。。
也是从这一点开始，李葆华和李星华兄妹的人生轨迹开始发生变化。
从李大钊被捕到4月28日去世，宝华一直躲在父亲的朋友北大教授周作人、沈尹默等家里，叔叔们都不让他出去。他不认识自己的父母、弟弟妹妹等，他们的处境实在是令人心碎。
在狱中，敌人将大钊与家人分开，单独关押审讯。杏花和她的母亲、妹妹被关进女子监狱。他们再也没有父亲的消息，她的心一片混乱。
而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李大钊，还是在敌国的宫廷里。
在法庭上，兴华看到日思夜想的父亲，他真想跑过去投入他的怀抱。但父亲只是看了她们母女三人一眼，脸上的表情十分平静、凝重、平和，就好像没有看到她们一样。
16岁的杏花突然意识到自己身处敌人的宫廷之中。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可能给自己或家人带来死亡。刹那间，星华感觉自己瞬间长大了。
兴华看着站在法庭上的父亲，感觉自己似乎被一股伟大的力量笼罩着，父亲坚毅的目光透露着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判官指着兴化问李大钊。
“是的，我是他的长子。”兴华当时也不知道自己的机智和勇敢是从哪里来的，生怕一不小心提到了宝华哥哥，父亲会急着回答。
“别说太多！”法官拍着木槌，大喊……
李大钊立即明白了女儿的意图，不紧不慢地说：“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家庭主妇，不懂社会事务。我的孩子还小，都在上学，所以可以说，他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一切都与他们无关。”
就这样，李大钊在仇家的宫廷里遇见了自己的爱人和女儿，又匆匆离别。只是当时全家人都没有想到，他们这次的见面，其实是对亲人的最后一次告别！
李大钊被捕入狱，引起了公众对他的广泛同情。他的名声、学识、道德，就连反动报纸也不得不虚伪地表示敬佩。大学生、各界人士、教育界名人、学者都在想方设法营救他们。尤其是北方铁路工人甚至组织了一支劫狱队，准备营救李大钊。
李大钊得知这些情况后坚决不同意。他不愿意因为自己而给任何人带来不必要的牺牲。
他说：“我个人为革命而牺牲，是光荣的，是应得的，但已经是党的损失，已经是我的罪了；我不能再要求战友们去冒这样的风险和浪费了。”革命的力量。现在你们应该保存革命的力量，而不是去冒险和牺牲……”
反动派用尽了各种惩罚手段，对李大钊却束手无策。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无法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所以他们决定杀了他。
1927年4月28日上午，敌人用西欧新进口的绞刑机杀害了李大钊及其同案犯，并特意对李大钊使用了“三股绞刑法”，以延长痛苦。
临刑前，李大钊第一个走上刑台。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穿着那件灰色棉袍，态度从容淡定。他走上刑台后，坚定而大声地说：“共产主义终将在中国胜利！”他对刽子手冷笑道：“你们太弱了，为何不敢让我多说一点？”？”当一根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时，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喊道：“共产党万岁！”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革命先驱李大钊为了实现祖国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时他38岁。
次日，4月29日，警方将杏花母女从监狱释放。母女俩在门口等了很久，也没有看到父亲出来。已被绞死。母女俩顿时泪流满面，母亲伤心欲绝，连续三次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生病。
李大钊牺牲的消息很快就通过报纸传开了。周作人和沈尹默看到这个消息后，担心李葆华接受不了，犹豫着是否要告诉他这个消息。
犹豫了一下，他们还是把李葆华叫进房间，给他看了报纸。但令周作人等人惊讶的是，李葆华在读到报纸上的消息时并没有哭泣，也没有感到悲伤。父亲问完，他默默退了出去。
李葆华并不悲伤，但作为家里的长子，李葆华明白自己此时没有时间悲伤，而应该尽力照顾母亲和弟弟妹妹。这时，他唯一想做的就是立即赶回家，承担父亲殉难后长子的责任，却被周作人等人拦住：“敌人现在已经秘密包围了你家，他们要抓捕你，你必须斩草除根，这个时候你绝对不能回去，而且兴华已经让人说出了你母亲的心愿，让你立刻走开，你绝对不能落入陷阱。敌人。”
在父亲多年的影响下，李葆华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成熟。他明白，这个时候他呆在家里对于他自己或者他的家人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外国。
李葆华怀着国仇家恨，改名杨震，只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历经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求学期间，他孜孜不倦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驻日本特别支部。
李葆华离开后，李星华成为了家里的长子，开始承担起家庭的所有责任。
1927年5月11日夜，兴华照顾生病的母亲，带着弟弟妹妹，悄悄离开了生活了10年的古都北京，回到了家乡大黑沱。
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精神彻底崩溃，卧床不起。此时，家里五个孩子，除宝华艳华已去日本外，均已9岁，光华4岁，新华才1岁。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了16岁的李星华的肩上。
合影｜李葆华（左二）、李星华（左三）、李光华（左四）、李新华（左一）合影
自从父亲去世后，家里就没有了经济来源，连给母亲买药看病的钱都没有。好在他们住在奶奶家，能给一点钱，一家人才勉强度日。
为了克服家庭困难，李星华不得不辍学，整天在家守护母亲、照顾弟弟妹妹。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孩，现在因为家庭的限制而无法读书，她的内心感到难以言喻的痛苦。
母亲很懂事，她不想因为自己的病而耽误了孩子们的未来。她总是劝杏花让她回学校，但杏花无论如何都不肯抛下生病的母亲。
1931年夏天，母亲病情稍有好转后，杏花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带着燕花和光华回到北平读书。那一年，兴华刚刚满20岁。为了解决姐弟三人的生活费，杏花不得不四处乞讨。后来，在父亲老朋友的帮助下，北大同意每月给他们寄去父亲的少量未发工资。。
这次独立返回北平，李星华第一次承担起独自抚养弟弟妹妹的重任。生活的艰辛给了她勇气和力量，也锻炼了她的韧性和责任感。
此时，远在异国他乡的李葆华，过着比国内姐姐好得多的生活。但李葆华始终铭记国仇家恨。除了刻苦学习之外，他时刻关注着中国局势的变化。
“9月18日”事件后，日本公然入侵东北，让身在日本的李葆华感到极大的愤慨。为了支持民族抗战，李葆华和其他留日学生发起了回国运动。李葆华放弃在日本的学业，毅然回国，参加了民族抗战。
1932年，李葆华奉党派返回阔别多年的北平，到门头沟区开展地下工作。
也是在今年春天，李星华也加入了该党领导的反帝联盟。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葆华回到北平后，终于再次见到了妹妹李星华。分开几年，兄妹俩都成长了很多。两人紧紧握着手，感受着彼此身上的力量。这时，他们已经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成为父亲最好的接班人。
此后，李葆华先后转战河北北平等地，为华北地区的抗日活动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李星华则一直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
今年冬天，由于局势突变，李星华与党失去了关系。她怀着郁闷的心情回到家乡看望母亲。
此时，母亲已病重卧床多年。看着此时满身灰尘的女儿，她心疼又释然。但多年来，有一件事一直压在她的心头，那就是丈夫李大钊的葬礼。
原来，李大钊死后，灵柩没有下葬，而是留在了浙江祠里。到现在已经过去近6年了。丈夫未能下葬一直是赵纫兰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这时，她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她决心趁自己还活着，让死者安息。
李星华在北京的时候，我母亲的来信没有一封没有提到这件事。这也是兴华此次重返乐亭的一个重要目的。经过商量，母女俩决定尽快安葬父亲。
1933年春，杏花带着母亲再次来到北平。党组织得知消息后，立即联系他们，告诉李夫人，组织决定利用安葬李大钊的机会，举行大规模群众示威活动，抗议新国民党的反动法西斯统治。军阀。李女士欣然接受了当事人的提议，并与当事人默契配合。
李星华参加了党组织安排的葬礼准备工作。出殡前夕，她和表弟用刻橡皮图章在每张纸币上盖上红色小字：“李大钊烈士精神永垂不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
4月23日，数万名北平市民走上街头，为李大钊先生举行葬礼并举行公祭。国民党宪兵残酷镇压了这场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年轻人的鲜血再次洒满了北平的街头。李星华和弟弟妹妹以孝心走在前线，冲破反动当局的镇压，将父亲的灵柩送往西山万安公墓安葬。
一个月后，完成遗愿的母亲含恨而逝。兴华再次强忍悲痛，带着弟妹将辛苦一生的母亲安葬在父亲的墓旁。随后，兴华、艳华、光华、新华在父母坟前合影留念。照片中的杏花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姐姐，又像一个妈妈。
在后来的日子里，她肩负着“姐姐和妈妈”的双重责任。
此后，宝华、杏华开始投身革命工作。
照片｜左起：李葆华、赵一民、叶剑英1949年在北京
1936年，李葆华调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宝华精神恍惚，辗转山西、河北等地。
李星华来到延安，成为革命圣地的一名普通教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据当时的党组织介绍，李葆华任水利部党委书记、第一副部长。
李葆华参加革命工作多年。他不仅为人谦虚，而且对工作非常负责。他一定能胜任全国的水利工作。
在水利部的12年里，李葆华几乎走遍了祖国所有的大江大河，为国家水利工作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1961年，李葆华离开水利部，调任华东局三书记。次年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李葆华来到安徽后，立即着手发展经济，改善农民生活。1963年至1965年的三年间，安徽迎来蓬勃发展，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1%，轻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7.5%，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2.5%。
抑郁症已成为过去，人们的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因此，李葆华也得到了一个新的称号“李擎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到北京，李星华先在师大附中任教，后又到马列二院给日本学生教汉语。1956年起调入中国民间文学艺术研究会从事民间文学研究。
李星华从教以来，无论身在何处，她总是勤奋教学，认真当老师。在一些人眼中，杏花是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的女儿。如果革命成功，她应该有半份工作。但李星华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就应该做普通的事，做对人民有利、自己喜欢、有能力做的事情。
她从小就喜欢文学，从老师起就一直教语文。李星华有着出色的文学才华，但不幸的是，艰难坎坷的人生道路影响了她的学业，损害了她的健康，耗尽了她的岁月。
她曾感慨：“小时候，由于家里困难，我根本没好好读书，说是大学毕业，其实……咳！我不用提！所以我总觉得自己做不到自己想做的事。
李星华一直有一个理想，就是完整记录父亲的一生。新中国成立以来，杏花一直在收集有关她父亲李大钊的资料。她采访了许多李大钊的老朋友和同事，并回到乐亭家乡收集信息。在整理大量文字记载的同时，还收集到了许多历史照片、文物和一些字迹。
图片|李星华
1958年，李星华开始陆续撰写回忆录，还编辑了《李大钊诗文集》。
不过，随后的暴风雨对两兄妹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在此期间，李星华处境艰难，身患重病。由于未能及时救治，他双目失明。
李葆华被判入狱6年。他先是在合肥“改造”，后来又到六安等地。沉重的精神压力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1972年，李葆华的妻子刚刚“解放”，非常担心丈夫的健康。无奈之下，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李葆华当时的情况和身体状况。信写好后，又经过很多人，才通过王震转交给周总理。
今年12月19日，周总理给当时的安徽省军管负责人打电话，要求尽快解除李葆华军管，接管合肥休养。
李葆华回国第二天，中央就打电话通知他去北京开工作会议。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李葆华正要离开会场，周总理派人拦住他说：“别走，总理有话要跟你说。”
当晚，周总理与宝华从11点到凌晨2点聊了3个小时。周总理告诉保华，中央决定让他去贵州省任命第二书记，由于任务紧急，他必须立即离开。这天天亮后，宝华就登上了飞机出发了。在机场，他对会见的安徽省委同志说：“请转告省委，中央派我到贵州工作。”
风雨过后，春回人间，阳光温暖，鲜花盛开。李星华在精神上也感到极大的自由。她满怀信心，打算在晚年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为革命做出一些贡献。然而双目失明让她感受到了与世隔绝的痛苦，再加上长期患病和无条件检查治疗，她的病情日益恶化。
1979年，李星华收集了有关父亲回忆的过往文章，编辑出版了《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由于她身患重病，双目失明，家人只好帮她完成这本书的收尾工作。可惜这本书还没有出版，
1979年11月27日，李星华带来了遗憾
永远去世了。
照片｜1958年，李葆华陪同周恩来、李先念视察三峡大坝工地
回国后，李葆华在贵州工作了五年，1978年调到中央人民银行主持工作。当时李葆华已经79岁了，金融行业对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更何况这些年他经历了人生的低谷，身心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但当组织询问他的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服从组织，没有意见。”
2005年2月，李葆华因病去世。
但就在李葆华去世几个月后，中纪委邮箱里出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信中举报的对象是李葆华的儿子、安徽省民政厅厅长李红塔。
中央纪委高度重视这封举报信，秘密派出调查组对信函内容进行核实调查。
但调查组经过一段时间的暗访和缜密排查，在安徽并没有发现举报信中所列的任何问题。相反，他们发现李红塔正在默默地做着许多平凡而伟大的事情。
李红塔身边的人都知道，李主任虽然职位很高，但多年来他每天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20年来，损坏自行车4辆，穿坏雨衣5件，穿坏雨衣7双。鞋。知道自己年纪太大了，就换了电动车。
李红塔一家人多年来一直住在55平方米的宿舍里。小房子里摆满了旧家具，甚至有些破旧。任何来到他家的人都无法相信这是一个大厅。高级干部之家。
1989年和1994年，李红塔两次直接负责民政部门的住房建设和分配工作。一共分配了200套住房，但他却没有分配一套给自己。
这位处级干部显然不抽烟不喝酒，也不热衷任何娱乐活动。他整天埋头于工作，没有任何享受的欲望。他的存折里连一万元都没有。
这种几十年的坚持，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李红塔觉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2021年6月29日上午10点，李红塔荣获“7月1日奖章”。李红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老一辈一直在为我树立榜样，我做得还不够。”
他还表示会将这枚奖章送到李大钊纪念馆，以告慰他的父亲李葆华和祖父李大钊。
图片｜李红塔
李葆华和李红塔家里都挂着李大钊的手迹，对联闻名全国：“铁肩担德，巧手写文章。”
从李大钊到李葆华，从李星华到李红塔，一个家庭三代人，三代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一生融入了祖国的建设之中。他们为祖国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不后悔。